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fā)自上海?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
1898年9月22日（戊戌年八月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反復斟酌思量之下，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fā)了一份電奏。
在這份電文里，他先贊美光緒帝“銳意維新，旁求俊彥”，然而如今國家“危疑等決，外患方殷”，需要“通識遠謀，老成重望，更事多而慮患密者”來參決機要、宏濟艱難。他于是請朝廷召他的老上司、正在湖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入值軍機處。
此時，遠在長沙的陳寶箴不知京城已發(fā)生政變、光緒帝被軟禁。在百日維新的紛亂中，這位穩(wěn)健的改革派已經覺察到京中新政的某種亂象，以及中樞機構應對的乏力。
陳寶箴并不是唯一懷有這樣想法的人。當戊戌變法迅速走入高潮，短短數日里朝中共有七份條陳，奏請光緒帝急召張之洞進京主持新政大局——他們都覺察到京城中的危險信號，認為急需一枚定海神針來坐鎮(zhèn)京師，收拾新政之紛亂局面。
在為政局憂心忡忡的各派人士眼中，有能力充當這枚“神針”的最合適人選，就是人在湖北武昌的張之洞。
早在變法還未啟動的陰歷三月，極為頑固保守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議，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慈禧遂電旨召張之洞進京“面詢”。數日后，光緒帝也下電旨催他趕緊“來京陛見”。
接連收到朝廷催促入京的電旨，張之洞十分勉強。在回電里，他小心翼翼試探“圣意”——先是解釋湖北任上事務繁忙、責任重大，自己不方便脫身；然后說自己如今健康欠佳，大任難當；最后又問朝廷究竟有何垂詢之事，自己可以隨時“籌擬上陳”云云。
這番明顯的推托，惹得年輕的光緒帝十分火冒。他立刻再下電旨，命張之洞聞命即行，“何得托故遷延。”張之洞只得趕緊起身。誰知人剛離開武昌，沙市事件爆發(fā)。三月廿五，張之洞剛剛抵達上海碼頭，就接到皇帝發(fā)來的電旨，命他立刻折返回去處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來京”。
等張之洞處理完沙市事件，百日維新已進入暗流涌動的高潮階段。9月21日，慈禧發(fā)動政變，軟禁光緒帝于西苑瀛臺，抓捕維新黨人，并以光緒帝的名義宣布再次“訓政”。
在那個時代，入閣拜相、進入帝國中樞，是每一個進入仕途的儒生事業(yè)的最高目標。以“安邦治國”為己任的張之洞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入京呢？
?
“一枝一節(jié)之事”
這不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第一次“婉拒”進京。
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前，朝中有關召張之洞入閣的呼聲就很高。但在給好友、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電報里，張之洞坦露自己內心的想法：自覺在京“無益于時局”，寧愿呆在湖北把“一枝一節(jié)之事”辦好。
此時，他已在湖北第九個年頭。1889年調任兩湖以來，這位“洋務新秀”在湖北轟轟烈烈地推動新政，辦洋務企業(yè)、開新式學堂、開礦、操練新軍、籌建新鐵路。這些新事業(yè)的攤子，有的剛開了個頭，有的正在半道中。
自1889年從兩廣總督調補湖廣總督，到1907年9月赴京入參軍機，張之洞在湖北整整18年，其間只有兩次因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之職而短暫離開過武漢。
18年深耕于湖北，這在封疆大吏調動頻繁的清代是絕無僅有的。這位對清末政局有著重大影響的政治家，以湖北武漢為自己的施政舞臺，展開了一名儒生治國安邦的人生抱負，披荊斬棘、銳意進取，以全方位的近代追求創(chuàng)制了堪稱典范的區(qū)域現代化模式，并逐漸取代李鴻章，成為后來居上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開拓者。
從50歲到70歲，正是一名政治家經驗成熟的年紀。湖北武漢之于張之洞，張之洞之于湖北武漢，堪稱濃墨重彩的歷史際遇。
1909年在京中主持中樞時，張之洞在病中回顧自己在湖北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也頗為自負：“余歷任兩湖，于軍、政、學務頗立基礎，其一切辦理新政有得有失，雖不免有虛耗度支之舉，而耿耿寸衷，實堪自問?！?/p>
?
從“青牛角”到洋務殿軍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祖籍直隸南皮，因為他出任過總督，故人也呼之為“張香帥”。1837年（道光十七年）9月2日，他誕于貴州興義府官舍，是知府張锳的第四子。張之洞祖上四代做的都是知縣一類的中下層官職。其父張锳舉人出身，以“大挑”入黔補任知縣，做過縣官、知府等，以廉潔、善聽訟、嚴治盜等在地方有清名。
張之洞很有點像中國傳統(tǒng)戲文里“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大男主，13歲應童生試即摘得第一，15歲榮登解元（順天府鄉(xiāng)試第一），26歲會試高中一等第一，隨后殿試被慈禧欽點為探花。如果不是其間為父守孝，以及因族兄張之萬出任科考官而回避停考數年，這份金榜題名的紀錄也許還可以更奪目一些。少年張之洞在科場上的順風順水，引來世人艷羨的目光，當時社會上流傳著“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張香濤”一語。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大清帝國步入最后一個“中興時代”。一是湘淮勢力崛起，成功剿滅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叛亂；二是恭親王奕?領班總理衙門和軍機處，清廷和西方列強的關系進入相對緩和期；三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實力派開始推行“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
其間，身為翰林的張之洞在京城過著“清流雅望”的悠閑生活。他常常與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激、陳寶琛、李慈銘、王闿運等京師“詞流名彥”往來唱和，踏青登高，訪先賢，尋故址，品藻人物，縱論古今。他和“清流黨”的另一位健將、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關系最為親厚，兩人一同成為中堅，被戲稱為兩只“青牛角”。
“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潔、勇于言事的有名望的士大夫。1870年代，當時的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占了多數，感到力單勢孤，于是聚攏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jié)，上書言事，評議時政，以經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他們有不畏權貴、不計禍福、敢于犯顏直諫的風骨，但也有好為空言、不識時務的一面，共同的特點是政治上偏保守，主張對外強硬。
當時朝中正是“兩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權力格局，慈禧一邊重用李鴻章等洋務派以推行“自強、求富”路線。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洋務派一派“坐大”，她也常利用清流黨來牽制、打壓恭親王奕?和李鴻章等人。
在李鴻章、恭親王奕?這些手握實權的躬身入局者眼中，這些個清流黨就是好清談、在局外空指手畫腳的“誤國書生”。李鴻章在暮年曾憤激地說：“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國家利害，但信口開河，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天下事，為之而后難，行之而后知。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后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這番忿言的末一句，針對的正是張之洞。
在京城做“清流”期間，張之洞通過平反“四川東鄉(xiāng)冤案”、“庚辰午門案”、“修正伊犁條約”等幾件大事，名聲大噪，并贏得慈禧對他的賞識和信任。他一生宦途的際遇和轉折，都和慈禧有著莫大關聯。
1871年，新疆發(fā)生回民起義，沙俄借機占據了伊犁、烏魯木齊等九座城。1876年，左宗棠率軍西征平亂，成功收復了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全部領土。清政府于是派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談判收回伊犁等九城。但崇厚在未得到總理衙門許可的情形下，擅自做主與俄羅斯簽訂《里瓦幾亞條約》，把伊犁周邊大片土地割讓給了俄國，也就是把左宗棠辛苦打仗奪回來的領土全都賣了出去。
消息傳到北京，朝野嘩然，“改約”的呼聲四起。只有李鴻章一人對“改約”持反對意見——理由是“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諭，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但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私心”。當時，清廷有“海防與塞防之爭”的大論戰(zhàn)，李鴻章是持海防論調者。在國力羸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希望朝廷放棄塞防，把國防重心放到他一手籌建的北洋水師上。
在清流黨人的抨擊反對聲中，張之洞是最認真的一個，他隨后上呈《熟權俄約利害折》，陳述《伊犁條約》之大害，以及如何爭取“改議”的對策。他還對李鴻章進行了一番旁敲側擊——說他高勛重寄，每年花幾百萬兩銀子造槍炮、養(yǎng)淮軍，不正是為了今日一時之用么。如果不能一戰(zhàn)，要這樣的重臣何用？
這份折子顯然觸動了兩宮皇太后的心。她們隨后單獨召見他面詢對策，并下令，讓他隨時可以到總理衙門獻議，以備咨詢；將崇厚革職下獄，定斬監(jiān)候，并派出曾國藩之子、駐英使臣曾紀澤赴俄重議條約。最終，曾紀澤代表清政府與俄國重修條約，為大清爭取回來部分被割讓的領土，挽回了利權。
在清廷和俄國為改約交涉的一年中，張之洞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多道折子，陳利弊得失，建言獻策?？陀^地說，這些獻策大多只是書生意氣的空談闊論，但是張之洞對朝廷和國事的忠心和用心，贏得了慈禧對他的青眼。很快，他由一名六品翰林成為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成為京城高等官員中的一份子。
1895年，張之洞與美籍友人合影
?
如果止步于此，張之洞很可能就是李鴻藻、翁同龢一類的清流人物，以學識、清望博得美名，一步步晉身為京城的高階文官，進而入閣，但于大清帝國的命運并無實際功用和影響。
但張之洞顯然要遠遠超越于他的清流同道們。1881年末，44歲的張之洞迎來了他宦海生涯里一個重要轉折點——他被補授為山西巡撫，成為一名真正實權在握的封疆大吏。
在給朝廷的謝恩折里，他大筆一揮，洋洋灑灑地大展宏圖，大談自己準備上任后計劃如何在吏治、養(yǎng)民、練兵、鹽鐵理財、邊防等方面有所作為。在結尾處，他寫道：“身為疆吏，固猶是瞻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
張之洞是向皇帝和太后陳明心意——自己身為疆吏，總是銘記著皇帝的心意；雖然職責未來會限制在一域，但也不敢忘記朝廷經營天下的宏旨。這是身為儒生的志向和自許，張之洞一生好為大言，也敢于任事，他的確是“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
被他彈劾過的官員們紛紛借此機會挖苦嘲笑，有說：八表者，乃天下也；經營八表，不是要經營天下嗎？張之洞是想做皇帝了！還有說：如果雍正、乾隆在世，不要他的腦袋才怪。就連他的族兄張之萬也跟著瞎起哄。一天，張之萬帶著兩只表同列，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回答：“兩只表何多，舍弟不是有八表之多嗎？”
到山西任上，張之洞意氣風發(fā)，把經世致用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政務。他整肅吏治、改革財政、提倡務本興農、禁戒鴉片，在革除社會積弊的同時，采取一系列加強管理的手段來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正如他給好友信中寫道：山西任上的事大有可為，只要朝廷信任我，雖然不能使得晉省馬上變成強省，但是可使之成為治省，決不會像從前那樣烏煙瘴氣。
在山西，張之洞接觸了一位來賑災的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雖是上帝的仆人，但對政事十分熱衷，他很想向中國上層人士推銷他對中國如何走上富強之路的理念和設想。
在召見中，他向張之洞談了自己對救災的想法，并倡議中國開礦山、興實業(yè)、辦學堂等等。在張之洞的支持下，李提摩太在太原每月一次向官員士紳們演講各種西方現代科學知識，并在現場演示磁石吸鐵、氧氣助燃等簡易實驗。
這些來自西洋的新奇知識和全新觀念，使得這位原本偏保守的“青牛角”眼界頗開。在山西的兩年多時間里，張之洞逐漸開始向洋務派靠攏。1883年，他主持修建從山西到直隸的公路，在太原東門設立洋務局，開始講習洋務、培養(yǎng)洋務人才，專門派人到上海、天津等地聘請技術人員，購買與洋務有關的書籍。
1883年，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這最終導致晚清政壇的重大變動，慈禧以此為借口發(fā)動了第二次宮廷政變，“晚清政壇二號人物”恭親王奕?出局。自此，她大權獨攬，把中樞機構全部換上了對她惟命是從者。為人恭謹的醇親王奕譞取代恭親王，成為中樞機構的掌權者。
戰(zhàn)爭爆發(fā)前，恭親王、李鴻章都想力保和局，認為“未可與歐洲列強輕言戰(zhàn)事”，主張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tǒng)治，以換取中越邊境的暫時安定。張之洞是堅定的主戰(zhàn)派。他人在山西，但始終關注著清國邊境的安危，認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只有援越抗法，才能鞏固中國西南邊境。
1900年，天津，李鴻章坐在椅子上留影
?
1883年，法軍向駐扎在越南北部的清軍和劉永福的黑旗軍發(fā)起進攻，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因為清廷一直在“戰(zhàn)”“和”之間搖擺不定，導致前線的清軍也沒有做好迎戰(zhàn)的準備，結果大敗。張之洞隨后多次上奏折，堅決主戰(zhàn)，并提出了爭越、招撫劉永福部等策略。
在這種情況下，1884年5月，清廷下令張之洞署理兩廣總督，即讓他來主持中法戰(zhàn)事。
到廣東后，張之洞一邊著手整頓和強化廣東的防務，調兵遣將，添置炮臺，重新加強了珠江口至廣州城的海防；一邊調解湘軍名將彭玉麟和即將卸任兩廣總督的淮系將領張樹聲之間的關系；一邊籌款借債，為在前方迎敵的劉永福、唐景崧等將領提供餉銀、軍械方面的經濟支持。
在戰(zhàn)局失利的局面下，張之洞奏請起用年近60的老將馮子材，最終取得鎮(zhèn)南關大捷，大敗法軍。消息傳到法國，造成茹費理內閣下臺。張之洞本想乘勝追擊，并二十多次電奏朝廷。但清政府最終采納了李鴻章的意見，決定乘勝即收、以勝議和。
馮子材
?
中法戰(zhàn)爭的所歷所見，給這位前“京城清流”帶來了極大的震動——戰(zhàn)爭期間，法國的軍艦在中國海域肆意來往，并攻擊福建和臺灣。這使得他越發(fā)堅信一件事——只有學習西方富強之術才能使中國強大。
戰(zhàn)爭結束后，張之洞開始對兩廣地區(qū)進行全面的治理。在廣州，他著手籌備修復黃埔船塢，奏請在穗創(chuàng)辦槍彈廠、槍炮廠，籌設織布局、煉鐵廠，并創(chuàng)辦水陸師學堂。
這只大名鼎鼎的“青牛角”，開始正式邁入晚清洋務派之列。
?
武漢近代工業(yè)化的開創(chuàng)者
1889年8月8日，張之洞調補湖廣總督。當年12月17日，他抵達武昌，次日開始視事。此時的張之洞雄心勃勃，如其弟子張繼煦所言——“自命深明時務，欲在南方造一局面，與北洋大臣李鴻章建樹工業(yè)相頡頏”。
相較曾、李、左等早期洋務派，張之洞的實業(yè)創(chuàng)辦是以近代重工業(yè)為核心的。而他傾注心血的重中之重，是中國近代首個大型鋼鐵工廠——漢陽鋼鐵廠。
張之洞之所以調任兩湖，是因為他修建盧漢鐵路的建策被清廷采納。修筑鐵路需要大量的鐵軌，中國當時沒有能力生產，故而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但張之洞不主張依靠洋軌。早在署理兩廣總督任上，他就開始籌劃創(chuàng)辦近代鋼鐵企業(yè)，并著手籌集款項，計劃向外商訂購設備，募聘礦師和技術員工等。到湖北后，他越發(fā)加緊籌備，以為修筑盧漢鐵路和其他鐵路之用。
這是晚清最有膽略“開風氣、辦大事”的李鴻章都不敢起頭的事業(yè)。1889年，他在給張之洞的去電里如是相告：“煉鐵至成鋼軌、鐵橋、機車，非易事，日本鐵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產，唯鋼軌等項仍購西洋，非得已也?！?/p>
對這位已在地方督撫任上數年的“前清流”，李鴻章內心很有點“黃鶴樓上看翻船”的幸災樂禍。在給其兄李瀚章的信里，他力主接任兩廣總督之職的兄長把鐵廠籌建這一燙手山芋脫手，任由張之洞帶到湖北，并說張如此抑揚鋪張，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討醇親王的歡心，一旦朝廷即準撥款，他“恐難交卷，終要泄底”，“如此樞廷皆知其大言無實?！?/p>
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由醇親王執(zhí)掌的海軍衙門正式允許鐵廠移鄂。該年五月，張之洞在武漢設立鐵政局，委派湖北補用道蔡錫勇為總辦，主持其事。
自建鋼鐵冶煉廠，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之事。難題之一是選址，煉鐵需要有鐵礦砂和燃煤，當時大冶的鐵礦已勘得，但煤礦還沒有著落，只有一些產量和質量都不高的散煤。其間，李鴻章、盛宣懷都曾就廠址到底“就煤還是就鐵”給出建議，張之洞一度想把鐵廠設在省城武昌城外，幾經實地勘探，最終選址在漢陽大別山下，即今武漢市龜山下。
為了解決礦石和燃煤兩大問題，張之洞又先后開采了大冶鐵礦、王三石煤礦和馬鞍山煤礦。
在漢陽鐵廠工作的盧森堡專家
難題之二是經費問題。照張之洞之前的估算，原以為200萬兩白銀就可以把鐵廠建起來。然而，海軍衙門之前允諾的鐵路款項下的支撥，遲遲沒有兌現；而實際建廠的費用又遠遠超過預算。決意要辦成此事的張之洞只得四處借貸、左右騰挪，甚至不得已截留了“京餉”——在給朝廷奏折里，他以“夙夜焦慮，再四愁思”來形容自己為錢發(fā)愁的處境。
1893年，有人以此為由彈劾張之洞，說他是“乞留巨款，輕信人言，浪擲正供”。清廷于是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查實具奏。劉坤一把張之洞開煤、采鐵、購機、造廠、修路、雇工等艱苦形狀一一調查清楚，而所用之款皆遵部議，款款有著，以“似尚無浪擲情事”回復朝廷，并給予褒獎肯定說，“該督臣系懷時局，力任其難……謀國公忠，勵精圖治，上思朝廷依畀之重，下念同朝貴望之殷，必能張弛合宜，始終其事?！?/p>
張之洞也把一肚子委屈寫在了給朝廷的奏折上，說到自己的種種辛苦——籌款、購設備、建廠、招人等方面的艱難，而那些局外人往往根據傳聞來“懸揣苛求”。
在他排除萬難的堅持下，1891年初漢陽鐵廠正式動工，占地近千畝。高大的煙囪豎立起來，西式的廠房也一棟一棟地建起來，整個廠區(qū)由10個小廠組成，共三千多名中國工人被招進工廠。張之洞又從中選派10名到比利時的工廠學習技術。
1894年5月，中國近代第一個大型鋼鐵工廠正式開爐煉鐵。
漢陽鐵廠的建成，是中國近現代工業(yè)史上一大里程碑，它比日本明治維新時代創(chuàng)辦的第一家鋼鐵廠——八幡制鐵所的建成還早七年。當時日本人的報道稱其為“20世紀中國之雄廠”，美國駐漢口領事稱：“這企業(yè)是迄今日為止，中國以制造武器、鋼軌、機器為目的的最進步的運動……而且規(guī)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馬觀花地參觀一下，也要幾個鐘頭?！?/p>
當時，《東方雜志》刊載西方人士的評論：“漢陽鐵廠之崛起于中國，大有振衣千仞一覽眾山之勢，證諸領事之報告，吾人預知其不可量矣。嗚呼！中國醒矣，此種之黃禍，較之強兵勁旅、蹂躪老羸之軍隊，尤可慮也。”
但在張之洞主持期間，鋼鐵廠的供煤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開采王三石煤礦，前后花費50萬兩白銀，結果因為挖出大水而不得不告終。馬鞍山的煤礦產量不足以供一座大鐵爐之用，且煤質中含硫過高，不合煉焦熔鐵之用。張之洞只得遠靠開平、湘贛之煤，甚至進口洋焦煉鐵來解決所需，成本居高不下，經費越發(fā)困難——當時，中國的工廠都不愿意購買漢陽所煉的生鐵，因為價格貴，質量也趕不上洋鐵。
漢陽鐵廠從開辦之日到1896年交盛宣懷“官督商辦”，共花去銀子五百八十余萬兩，是清政府舉辦的各類工業(yè)中耗資最多的一個企業(yè)。因為虧損嚴重，張之洞不得不把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煤礦交給盛宣懷來承辦，并繼續(xù)操心著鐵廠的生產、經營。
直到1898年勘得江西萍鄉(xiāng)的優(yōu)質煤后，漢陽鐵廠的燃料問題才得以解決，工廠轉入正常生產，先后為京漢、正太、淞滬、寧滬、杭滬甬、津浦、廣九、川漢等鐵路提供鐵軌。尤其是京漢大動脈，兩千多里，除盧溝橋到保定這一段外，皆為漢陽所造。
盛宣懷
?
1908年，盛宣懷奏請清廷批準，合并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xiāng)煤礦，正式成立“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堪稱“中國鋼鐵工業(yè)的搖籃”，也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yè)。自此，張之洞才完全脫離漢陽鐵廠。
1931年，漢陽鐵廠
?
1889年，一同被張之洞從廣東帶到武漢籌備建設的，還有槍炮廠和織布局。
湖北槍炮廠于1892年也在漢陽龜山下開建，兩年后建成，也由蔡錫勇主持，后更名為“湖北兵工廠”。湖北槍炮廠的建成，雖然晚于曾國藩、李鴻章等早期洋務派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創(chuàng)辦的兵工廠，但其設備、產品明顯后來居上，有“中國之克虜伯兵工廠”之稱。它的拳頭產品“漢陽造”，直到民國時期，仍然是中國步兵的主要武器。
除重工業(yè)外，張之洞在民用類的輕工業(yè)上也大有建樹。
在中國，棉、麻、絲的手工紡織業(yè)歷史悠久。但是近代以來，在價廉物美的洋紗、洋布的傾銷沖擊下，市場萎縮，前途堪虞。洋務派為挽民族權利，開辦了不少近代機器紡織企業(yè)，如左宗棠于光緒四年在蘭州創(chuàng)辦的機器織呢局、李鴻章于光緒八年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等。但在華中地區(qū)，截至張之洞督鄂，近代紡織工業(yè)尚為一片空白。
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原為廣州訂購的紡機亦移往湖北。當時，他與接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商議，原作紡織廠資本的“闈姓”捐款同時全部撥調至鄂，作為兩省合辦織布官局的資本，贏利均分。后來李中途變卦，張之洞只撥16萬兩，作為粵省股本投資，給年息六厘。隨后，張之洞又將廣東向山西善后局借款20萬兩移撥至鄂，付年息九厘。同時還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16萬兩。多方籌措下，他才籌足開廠費用。
1890年，織布局于省城武昌文昌門外破土動工，1893年初建成開車生產，有布機1000張，紗錠30000枚，雇工2500人。生產布匹銷路很好，獲利豐厚。據當時《申報》載：“通行各省，購取者爭先恐后，以故貨不停留，利源日廣?！?/p>
織布局初見成效后，張之洞又籌建紡紗官局，在和織布局相鄰處建成北紗廠，安裝紗錠五萬余枚，1899年當年獲利五萬金。南紗廠原定裝紗錠四萬，因財力不足無法興工。后由“南通才子”張謇接手這批紗錠，建成南通大生紗廠。
張之洞又陸續(xù)建成繅絲局、制麻局，在武漢形成了生產布、紗、絲、麻的四局。由此，湖北構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紡織工業(yè)體系，這在中國近代紡織史上寫下了極為重要的篇章。武漢也成為華中地區(qū)最大的紡織工業(yè)中心。
客觀地說，張之洞用一千多萬兩銀子辦起了一系列近代工廠企業(yè)，經營效果大多不好，許多企業(yè)都虧損。
其一是因為這些企業(yè)都辦成了官府衙門，機構龐大、冗員眾多。在漢陽鐵廠，“洋員四十余人，華員倍之”，僅知縣銜的管理人員就多達二十余人。這些人大多對機器生產一竅不通，既不懂業(yè)務，也不懂管理。
其二是因為所有制和經營模式的難題。20年前，李鴻章等人領導的洋務運動，對民用企業(yè)，譬如輪船招商局、紡織局等都采取了“官督民辦”的方式，借此從民間籌措所需股本，解決資金問題。到張之洞舉辦企業(yè)時，這一方式已暴露出許多問題——經營效率低下，商人們的利益被官方侵奪，許多企業(yè)因此解體。
作為洋務派“后起之秀”，張之洞依然采取官督民辦這一方式。在經營這些洋務企業(yè)時，他把“權”和“利”分開來，即“商能分利不能分權”原則。出股的商人沒有經營管理權，這使得這些企業(yè)都成了官府衙門。
在張之洞的鼓勵和倡導之下，武漢三鎮(zhèn)的商業(yè)和民間資本也迅速發(fā)展起來。自1900年起，他開始抓市政建設和城市規(guī)劃，把漢陽沿漢水一線打造成新興工業(yè)區(qū)，尤其重視漢口，將之發(fā)展為新的商貿中心。
據初步統(tǒng)計，自1889年至辛亥革命之前，武漢涌現了一百多家由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yè)企業(yè)，其中有六成左右創(chuàng)辦于張之洞督鄂期間，涉及采礦、機器制造、榨油、火柴、卷煙、棉織、造紙、水電、面粉、制藥等三十多個行業(yè)。民間資本以輕工業(yè)為主的工業(yè)布局，正好與以重工業(yè)為主的官辦格局形成互補。
從張之洞1889年督鄂到他1907年離開武漢，漢口鎮(zhèn)的直接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了567.6%，間接進出口貿易額增長306%。1910年，進出口貿易總額更高達1.5億兩，漢口成長為僅次于上海的全國第二大通商口岸，超越天津、廣州等沿海通商口岸。
1908年，日本駐漢總領事水野幸吉以欣羨的口吻對漢口的崛起倍加贊賞，稱之為“東方芝加哥”。從此，“東方芝加哥”的說法流行開來，成為人們對漢口的印象。
?
腹地大動脈的催產士
張之洞生命的最后20年，是與中國的鐵路事業(yè)緊密相連的。
在晚清，修鐵路的議題一直是洋務派和守舊派之間爭論的焦點。守舊派反對的理由不外乎“生事”“擾民”“奪利”。中法戰(zhàn)爭結束后，修鐵路再次擺上議事日程。1888年李鴻章上奏朝廷，提議在他主持修建的中國第一條輕便鐵路——“唐胥鐵路”的基礎上修建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鐵路”。
這一提議遭到以滿清貴族為首的守舊派激烈反對，他們認為鐵路于海防有損無益，鐵路一修，險要盡失，危及朝廷社稷，所謂“百利不能償此一害”。清廷只得下旨，讓沿海沿江督撫們商討該事。
張之洞把朝堂上的這場大辯論看在眼中，于1889年3月25日上了一道折子，趁機提出在內陸腹地省份修建鐵路干線的倡議。他把立論著眼點放在“開通土貨為急”，故而繞開了守舊派反對的理由。
他提出自中外通商以來，洋貨洋藥大量傾銷，因此必須想辦法“多出土貨、多銷上品以救之”。中國物產豐富，但因腹地交通不便，運輸且慢且貴，如果修筑鐵路，則“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亡之利權”，“鐵路之利，首在利民”。
這番陳說，也贏得了慈禧和光緒的心。清廷于是下發(fā)諭令，肯定修筑鐵路是“自強要策”，斥責了守舊派的“偏執(zhí)成見，不達時務”，并對張之洞的修筑計劃給予了肯定，認為“尤為詳盡”。1889年，清廷調張之洞為湖廣總督負責盧漢鐵路，批準每年撥款200萬兩白銀，并批準張之洞開辦漢陽鐵廠以備鐵軌之用。
但因沙俄進逼的威脅，清廷決定先在東北修關東鐵路，原本撥給盧漢鐵路的預算被占用。雖然張之洞四處張羅，籌集經費，并著手開辦鐵廠準備生產鐵路用的鐵軌，但直到甲午戰(zhàn)爭之前，盧漢鐵路的建設一直被擱置著。
甲午戰(zhàn)敗后，朝野上下籠罩在一股強烈的亡國危機感之下。當時，清廷許多官員紛紛上奏，提議興辦鐵路。他們認為正是因為在甲午戰(zhàn)前沒有大力興修鐵路，造成戰(zhàn)爭中運兵運械困難，并認為這是戰(zhàn)敗的原因之一。
1895年6月，清廷下發(fā)諭令，決定修建津盧、盧漢兩條鐵路。次年，依照張之洞和王文韶聯名會奏，清廷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任命盛宣懷出任鐵路督辦。從此，盛宣懷走上中國鐵路建設的前沿舞臺。
盛宣懷原為李鴻章的“臂膀”和洋務企業(yè)實際執(zhí)行人，極富商業(yè)頭腦和干才，是近代中國首屈一指的官僚實業(yè)家。在漢陽鐵廠轉為商辦的交接過程中，張之洞和盛有了大量的接觸和商討，他對盛宣懷的能力、見識和胸中韜略贊不絕口。
最初，清廷和張之洞的想法，是“萃四方之商力，注盧漢一路”，既不借洋債、也不依靠洋鐵。但在現實中，卻遭遇“官款難撥，華商籌股無著”的困境，最后不得不向外國借債，并于1898年與比利時簽訂協議，借款11250萬法郎。既要獲得大宗借款，又要維護本國路權，中間經歷種種曲折和磨難。
平心而論，如果沒有舉借的大宗洋債，盧漢鐵路工程無法后續(xù)，沒有部分鐵路建成展現路利，招商股票就沒有吸引力。雖然在籌款、借外債、引進工程技術人員等問題上遭到諸多非議，張之洞修鐵路的決心始終沒有動搖。
除籌辦之外，張之洞為盧漢鐵路的建設和保護做了大量細致、扎實的工作。為使工程順利，他派兵力在鐵路沿線駐扎，1901年還組建了專門防守鐵路的護營。庚子年，義和團運動洶涌而出，仇洋排外的拳民一路燒教堂，搗毀鐵路、電線桿等一切和“洋”沾邊的新事物。張之洞預先派出一營零一哨巡防鐵路，花費白銀四萬兩，使得在建中的鐵路免遭破壞。
清末時修建的京漢鐵路車站
1906年4月，這條北起正陽門至漢口的、全長為1214公里的南北大動脈終于全線通車。清廷派張之洞與袁世凱共同驗收，并改稱為“京漢鐵路”。京漢鐵路是中國鐵路史上的壯舉，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我國內陸腹地最重要的交通干道。
從起初的議建、籌備到最終建成，張之洞付出了極大的心血。盧漢鐵路建成后，張之洞滿心喜悅，他把功勞全歸盛宣懷：“盧漢鐵路，乃吾兄一人之功。”但盛宣懷深知張之洞對他的薦迎之恩，以及他為盧漢鐵路所付出的心血。他對張之洞說：“盧漢幸不辱命，何敢居功。公且示讓，矧在下走?！?/p>
1903年，張之洞在蘆漢(京漢)鐵路通車儀式上
?
“晚清第一通曉學務之人”
督鄂18年間，張之洞最為卓越的成就是創(chuàng)辦洋務企業(yè)和辦近代教育。
如果在開辦洋務企業(yè)上，張之洞相比曾、李、左等人，是后起之秀，有“殿軍”之稱。那么在創(chuàng)辦近代新式教育上，他的功績和作為要遠遠超過任何人，甚至整個清代的人。當時清廷管學大臣張百熙盛贊張之洞是“晚清第一通曉學務之人”。
早在出任地方督撫前，張之洞就是主管學政的官員，曾在浙江、湖北、四川當過十年學官。每到一處，他必清除科場積弊、整頓士林風氣，創(chuàng)辦書院、選育英才，還經常親臨書院為士子講學。在兢兢業(yè)業(yè)為朝廷選拔人才的同時，他也因此網羅了一批才華出眾的門生弟子，包括擔任過甘陜、湖廣總督的陶模，總理衙門大臣、位列“庚子五忠”的袁昶、許景澄，知名學者孫詒讓等等。
隨著個人的思想觀念逐漸向洋務派轉變，張之洞萌發(fā)了改革傳統(tǒng)教育的想法。到湖廣總督任上，他開始大刀闊斧地舉辦新式教育。18年間，他在武漢地區(qū)創(chuàng)辦了幾十所各級各類的新式學堂，橫跨實業(yè)教育、普通教育、師范教育、留學教育，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無論是新式學堂的數量、規(guī)模，還是專業(yè)門類的配套、各級教育的銜接，都領先全國。
直至今日，內處腹地的武漢仍為中國教育重鎮(zhèn)之一，其首開之功當歸于這位“晚清名臣”。如今的武漢大學、華中農業(yè)大學、武漢科技大學、湖北圖書館都要追溯到張之洞的文教創(chuàng)舉。
1893年，張之洞請立湖北“自強學堂”，宗旨是“講究時務、融貫中西、研精器數，以期教育成才，上備國家任使”。此為武漢大學的前身。
該年，他又創(chuàng)辦培養(yǎng)外交、外語人才的湖北方言學堂、農務學堂、工藝學堂、礦業(yè)學堂、工業(yè)學堂、駐東鐵路學堂、軍醫(yī)學堂等。1896年，他又籌辦了湖北武備學堂。
到20世紀初，他的辦學重心移到普通教育的培育，打造出銜接初等、中等、高等的一整套普通教育體系。
在創(chuàng)辦各類新式學堂時，張之洞有感于師資力量的嚴重缺乏，又創(chuàng)辦湖北師范學堂、兩湖師范總學堂等一批師范學堂。
張之洞在湖北興辦新式教育的卓越成就，其幕僚、心腹梁鼎芬功不可沒。他長期協助張之洞管理學務，一邊負責管理書院、學堂，一邊在總督署辦事?！肚迨犯濉贩Q張之洞“言學務唯鼎芬是任”。
梁鼎芬是廣東籍人士，進士出身，原為京城翰林院編修，是“清流”一系的人物。中法戰(zhàn)爭期間，因上書彈劾重臣李鴻章，他被連降五級，故而辭官回鄉(xiāng)。在友人建議下，他轉入張之洞幕下，成為張最得力的心腹、高參，以及推行“新政”的助手。在廣州時期，梁鼎芬先后負責主講惠州的豐湖書院、肇慶的端溪書院，后又協助張之洞創(chuàng)辦廣雅書院。1892年，張之洞在湖北創(chuàng)辦兩湖書院，再邀梁鼎芬赴鄂主講中學。
梁鼎芬
?
1902年，張、梁主幕二人順應形勢，對兩湖書院進行近代化改造，將其更名為兩湖高等學堂，聘請海內外許多知名人士來任教。他們對課程進行重大調整，除經學之外，又設中外史學、中外地理學、算學、理化學、財政學、兵事學等八門，兩湖書院也成為包括文、理、法三科的高等學堂，開了兩湖大學預科學堂設立之先河，成為清末地方書院改制的一個借鑒標本。
在張梁二人的悉心經營下，湖北的新式教育形成了人才輩出的局面。僅兩湖書院，選派到日本留學的人就有七八十人；在科舉制度尚未廢除之前，該校考取舉人的人數也很多，1903年鄉(xiāng)試該校中舉者就多達六十多人。
《勸學篇》
?
張之洞非常重視留學教育。在1898年完成的《勸學篇》中，他說：“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并提出留學“西洋不如東洋”的觀點。他陸續(xù)選拔、派出大批學生赴日研習實業(yè)、師范、法律、警察、軍事。據1907年的統(tǒng)計數字，留日學生在全國各省共計五千四百多名，湖北派出的即有1360名，占四分之一，這給湖北博得了“先進省”之稱。
?
門下幕客三千
在張之洞督鄂期間，門下聚攏著一大批中外人才。他們成為張之洞在湖北創(chuàng)辦洋務、推行新政的助手、高參和實際執(zhí)行人。
1889年，當張之洞從兩廣移督湖廣時，作為冉冉升起的實力派官僚和洋務新秀，又有著清流的清譽，為當時許多士大夫所傾心和敬仰。時人評論：“現今有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歸武漢，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鴻章）與張（之洞）耳?！?/p>
這些幕賓中，有許多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的人物，譬如，管學務的梁鼎芬，管洋務的辜鴻銘、蔡錫勇，負責中學的有汪康年、蒯光典、陳三立（陳寶箴之子），負責農學的有羅振玉，主管新軍的有黎元洪，以及著名實業(yè)家、“南通才子”張謇，“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以及沈曾植、章太炎、鄭孝胥、趙鳳昌……
張之洞有濃厚的學官做派，一直十分重視網羅人才，對名士和才華出眾者備加器重和青睞。他采取兼容并包、新舊雜糅的人才策略，無論是思想偏守舊的羅振玉、左紹佐，還是趨新人士如汪康年、鄭孝胥，或是有怪才之稱的辜鴻銘……
梁鼎芬既是張之洞的“管學大臣”，也是張之洞在政治仕途上的參謀和左右手，參與過清末許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幕后謀劃。他曾為張之洞和康有為、梁啟超一黨合作牽線搭橋，并促成了張之洞成為北京強學會、《時務報》的“后臺老板”。
后因康梁在《時務報》以孔子紀年、宣揚康激進的“公羊學”，做了很多會落人口舌的事，激怒了張之洞。最終，張之洞和他們劃清界限，并撰寫在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勸學篇》以示自己的立場和思考。
蔡錫勇則是張之洞最為得力的洋務助手，主持過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曾任湖北織布、紡紗、銀元、輿圖局總辦等。
他少年時就學于廣州同文館和京師同文館，曾出任駐美公使館翻譯、參贊多年，是難得的洋務人才。后因母病回國，在廣東實學館充當英文教習。經前任兩廣總督張樹聲的推薦，張之洞把蔡留在自己的幕中。1889年12月，張之洞赴鄂就任時，把一批幕賓帶到或奏調至湖北。隨行的蔡錫勇成為其“實業(yè)計劃之大總管”。
在張之洞的委任上，蔡錫勇常年積勞成疾，心血虧耗，又在往返于武漢三鎮(zhèn)的途中遭遇翻船事故，年僅50歲便與世長辭。
張之洞眾多幕僚中，最為世人津津樂道的，是學貫中西的“怪杰”辜鴻銘。他成長于西洋，卻推崇包括“小腳、辮子和姨太太”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其“茶壺配茶杯理論”廣為流傳。
辜鴻銘是馬來西亞華僑富商之子，少年時即被帶到英國，在歐洲度過了11年的留學生活，精通多國語言。在后一戰(zhàn)時代的歐洲，他成為一名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并傾心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因和張之洞的親信楊汝澍在香港海船上偶然相遇，當時正好回中國尋根的辜鴻銘于是投身張之洞幕下。
他跟隨張之洞20年，成為其翻譯和辦理洋務的智囊。張之洞欣賞他的才華，也包容這位怪才的種種“荒謬絕倫”和不通世情。
1894年，張之洞建成了有“中國之克虜伯兵工廠”之稱的湖北槍炮廠。兵工廠動工興建時，他急需聘請懂行的洋專家來指導，當時盛宣懷推薦一個名叫華德·伍爾茲的英國人。但辜鴻銘發(fā)現此人其實是一個濫竽充數者，于是請張之洞打發(fā)了此人。隨后，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從著名的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請來了貨真價實的專家，解決了張之洞的燃眉之急。
?
“文官武功，種瓜得豆”
在“晚清四大名臣”中，張之洞的謚號為“文襄公”。
在清代，“文襄”一般多授予有學士背景同時又有軍功的大臣。張之洞以文官之職，獲文襄之號，可見他的文治武功得到朝廷和史官的蓋棺定論。
早在張之洞出任山西巡撫時，他就開始注意練兵。到中法戰(zhàn)爭期間出任兩廣總督時，他是戰(zhàn)局背后的實際主持人。但真正大張旗鼓地練新兵，是他出任湖廣總督時期，以及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任上。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清廷調兩江總督劉坤一到前線督戰(zhàn)，命張之洞代為署理兩江事務。在江寧，張之洞在積極籌備防務、支援前線之外，痛感于創(chuàng)建新式軍隊的迫切性，隨即以德國陸軍為楷模著手編練“自強軍”。自強軍聘請德國軍官擔任統(tǒng)領、營官和哨官，共訓練13營，分步隊、馬隊、炮隊和工程隊，共2860人。
1896年回湖廣時，張之洞無私地把這支部隊交給劉坤一，并奏請朝廷帶走一支有500人的“護軍營”，以此作為他在湖北操練新軍的開始。他選募新兵，聘用德國人為總教習、來自天津、廣東的武備生為教習，將護軍營進行擴編。到1902年，一支七千多人的新軍編練完成，有步兵、炮兵、騎兵、工程兵。后來恰逢清廷兵制改革，湖北新軍又得以擴充發(fā)展。至1906年，湖北新軍已練成“一鎮(zhèn)一混成協”，由他的親信、武將張彪和軍官黎元洪分管，共16080人。
湖北新軍和袁世凱在北方編練的“北洋六鎮(zhèn)”一起，并稱為中國最新式的軍隊。其風貌和練兵結果，在晚清幾次全國秋操中得以凸顯。1895年，清廷派大臣鐵良檢閱各省軍隊時，湖北新軍就名列前茅。1906年10月，清政府在河南彰德舉行南北軍大會操。這次大會操，湖北新軍被評價為“東南第一”。第二年7月，湖北常備軍被納入全國陸軍編制。
1906年，武昌，湖北新軍將官與當地官員合影
?
在中國歷史上，投身行伍者多為失地的貧苦農民，在文化和社會階層上都屬底層。但張之洞招募新兵，特別重視士兵素質，要求多吸收“實能識字寫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入伍。他制定湖北練兵的要義，第一條就是“入營之兵必須有一半是識字的”。1905年，該軍在黃陂募軍，其中有稟生12人、秀才24人。由此，湖北新軍成為各支新軍中文化素質最高的部隊。
誰也沒有想到，一生忠君愛國的張之洞苦心經營、用以保衛(wèi)大清的這支新式軍隊，后來會成為一舉摧毀大清王朝的關鍵力量。如張之洞的門生張繼煦所言：“事機湊泊，種瓜得豆?！?/p>
協助張之洞發(fā)展新式軍隊的武將張彪，自山西時開始追隨張之洞，后來娶了張之洞姨太的養(yǎng)女，人稱“丫姑爺”。而黎元洪雖職位在“丫姑爺”之下，實為湖北軍界的“二號人物”。他畢業(yè)于天津水師學堂，原是李鴻章一系的北洋水師青年軍官。1894年甲午戰(zhàn)敗，因上司失職，他被牽連入獄數月，后流落上海。正好張之洞在署理兩江時準備招攬武備人才，于是投效其門下，參與了張編練湖北新軍的歷程。
憑借過硬的軍事知識和踏實穩(wěn)重的作風，黎元洪很快在新軍中脫穎而出，成為將領中最懂近代軍事技術的佼佼者。張之洞對他非常欣賞和器重，在軍事上多咨詢他的意見，并放手讓他負責新軍的編練、操演、整訓等事務，形成了張之洞決策、黎元洪策劃、張彪號令執(zhí)行的湖北新軍編練模式。
當時張之洞為建設近代化軍隊，決定派人赴日考察軍事，黎元洪曾三次被派到日本。在任上，黎也積極推動湖北學生留日學習軍事。20世紀初，中國派出的一二期留日士官生共64名，湖北占28名。
?
“會通中西，中體西用”之路
在晚清重臣中，張之洞是身兼官僚、學者等多重身份的人物，兼修“漢宋之學”，是有思想創(chuàng)見的真正儒家學者。
1898年4月，在“戊戌變法”前夜，張之洞在武昌總督府撰寫闡述其對中國近代化方略思考的著作——《勸學篇》。這也是他在湖北實行“新政”的思想根基。
在這部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著作里，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觀點，主張先明內學，然后擇西學以用之，提倡立學堂、修鐵路等，采用西技西藝，反對“開議院”“興民權”的維新主張。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
?
他如此解釋自己寫作的動機——“自乙未（1895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會通中西，權衡新舊?！?/p>
張之洞一方面批評頑固派的“守舊”“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評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菲薄名教”“不知本”。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下，他試圖在頑固派和維新派的主張之間尋找第三條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
《勸學篇》一出，令當時絕大部分官員士子服膺認同，無論是趨新人士還是偏保守的官員士大夫。
該年6月21日，張之洞的門生、翰林侍講黃紹箕在受光緒帝召見時，把《勸學篇》推薦給了皇帝。光緒詳加批閱后，對《勸學篇》的評價非常之高，認為“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他隨后下了一道諭旨：命軍機處將40部副本分發(fā)給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并要求廣為刊印，“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后又命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是為“敕印”。
?
無力回天的“清末新政總設計師”
1898年戊戌政變后，原本老邁的大清帝國進入歷史上最混亂不堪的灰暗時期——義和團運動、庚子國難、八國聯軍入侵、兩宮出逃。最終，重病纏身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再次起身收拾殘局，在艱難處境中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強進行和談，簽訂下《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標志著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卻也激發(fā)了慈禧發(fā)自內心的自強、雪恥的意識，迫使她對新政進行反思。1901年1月，她在西安以光緒帝名義頒布了實行新政的上諭，要求臣工獻計獻策，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提出革新主張。四個月后又以兩宮名義發(fā)上諭，表達了對“洞達中外時務者”的渴求，“懲往日之因循，思得賢以輔治?！?/p>
這次變法又稱“慈禧變法”，以區(qū)別于光緒在1898年主持、推動的“戊戌變法”。
應朝廷改革上諭，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合上奏，即清末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由劉坤一領銜，張之洞主稿，立憲派張謇、沈曾植、湯壽潛等參與策劃。洋洋三萬余言，由《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擬采用西法十一條折》、《請籌巨款舉行要政片》即三折一片組成，系統(tǒng)地提出了興學校、練新軍、獎勵工商實業(yè)和裁減冗員等改革措施。
《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是清末新政的綱領和藍圖。清廷以其所奏“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此后所行“新政”大多未逾此會奏三折范圍。主稿人張之洞是當之無愧的“清末新政總設計師”。
這一新政藍圖的風格極為穩(wěn)健，第一折提出參考古今，會通文武、育才興學（設立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試、獎勵游學）；強調培養(yǎng)人才，建立新式學校，改革科舉制度。第二折提出法必應變通整頓者十二（崇節(jié)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考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籌八旗生計、裁屯衛(wèi)、裁綠營、簡文法），提議停止捐納實官，裁撤屯衛(wèi)、綠營等。第三折提出西法必應兼采并用者十一（廣派游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多譯東西各國書籍），主張官員出國考察，編練新軍，制定有關礦業(yè)、商業(yè)、鐵路的法律和貨幣制度，翻譯外國書籍等。
這些“新政”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18年摸索和實踐的總結?？梢哉f，18年探索、創(chuàng)立的“湖北新政”模式，為張之洞從理論到實踐做好了成為“清末新政總設計師”的準備。
隨著李鴻章、劉坤一相繼離世，張之洞已是大清王朝在風雨飄蕩中唯一能依賴的“柱石重臣”。其間，他一度身體不佳，清廷特別發(fā)電詢問，并直接點明大清社稷和他的存在息息相關。
1907年，年已七旬的張之洞被清廷授予協辦大學士，一個月后再授為體仁閣大學士，旨召入京。人尚未離開湖北，他又和袁世凱同日被授軍機大臣。這一次，張之洞沒有再推脫。但在臨行前，他表現出極為徘徊的情態(tài)，“憂時感事乃十倍于平日”，大有悲喜交集之感——既有對自己離開經營18年的武漢的不舍，也有面對清末國運極為復雜的心緒。
進京入閣后，張之洞謹言慎行，尤對立憲之事甚少言語。1908年，他身為粵漢鐵路督辦大臣，處于教育和鐵路的糾紛之中。當年11月，光緒帝、慈禧太后于兩日內先后去世，三歲的溥儀即位，其父醇親王載灃為監(jiān)國攝政王。
1909年6月，張之洞肝病復發(fā)，后病情轉重，于10月4日撒手而去，年72歲。臨終前，他口授遺折，談及滿漢、選人和粵漢、川漢鐵路諸事。
張之洞位極人臣，身后卻宦囊空空，連家人為之操辦喪事都感到窘迫?！肚迨犯濉啡绱擞涊d：“任疆寄數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畝云?！彼诰?、湖北的諸多弟子、同僚紛紛解囊，湊了兩萬元，把他的后事辦了。相隔千里之外，武漢三鎮(zhèn)的百姓、軍學界人士燒紙錢、積火燭，為他送行。
?
（參考書目：馮天瑜、陳鋒主編《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陳鋒、張篤勤主編《張之洞與武漢早期現代化》，馬東玉《張之洞大傳》，黃華文《張之洞畫傳》，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黎仁凱《張之洞幕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