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 傅適野 發(fā)自北京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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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 （Chanel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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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生，1/2中國血統(tǒng)，加州大學圣芭芭拉分校文學學士，《時代》雜志2019年度“未來百大影響力人物”。作為“斯坦福性侵案”受害者，她將自己的經(jīng)歷寫成 《知曉我姓名》 一書并于2019年出版，中譯本于2020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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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2歲的香奈兒·米勒參加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派對時在戶外空地上被性侵。更確切地說，在醫(yī)院醒來后，她被告知有人性侵了她。她以一種無知無覺的方式，近乎赤身裸體地被拋進這個故事——一個在接受檢查時、在警察詢問時、在法庭上面對三百多個問題的質詢時、在一次又一次被迫講述時才慢慢拼湊出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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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走向公眾的故事版本是：《斯坦福日報》“警察日志”版塊的一條要聞寫道，“周日，1月18日，凌晨1點，一名男子在洛米塔路附近因強奸未遂被逮捕并送往圣何塞監(jiān)獄。”在新聞中，她第一次得知侵害者的姓名：布羅克·特納。這位在斯坦福大學讀大一、三獲全美高中游泳冠軍、在兩項自由泳比賽中保持州紀錄的白人男性，是報道中的絕對主角——他星光熠熠，仿佛“強奸未遂”只是他無量前途上一顆微不足道的絆腳石，一個微小但終將被清除的路障。“如果特納被定罪，這名2012年倫敦奧運會美國選拔賽參賽者可能面臨最高十年的監(jiān)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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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樣的敘述中，香奈兒·米勒是喝了兩杯威士忌、兩杯伏特加，和姐妹一起走出兄弟會派對后暈過去的寂寂無名者。“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在兄弟會做什么？”“她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她不是很享受嗎？”——他耀眼而可憐，是不小心犯錯但終將迷途知返的少年；她黯淡而不值得同情，是在錯誤時間出現(xiàn)在錯誤地點做出了錯誤舉動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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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奈兒·米勒圍繞此案寫成的《知曉我姓名》的前言中，她寫道：“過去的生活離開了我，而新的生活開始了。為了保護隱私，我有了一個新的名字：我變成了埃米莉·多伊。”香奈兒·米勒和埃米莉·多伊開始頻繁地相遇又躲閃、和解又碰撞、繳械又纏斗。前者希望回歸正常生活，努力工作好好戀愛，在父母面前“扮演”曾經(jīng)那個乖巧溫和的女兒，在妹妹面前繼續(xù)做那個會照顧人的姐姐。后者卻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探出頭來提醒她，所謂的常態(tài)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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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一年中，她反復在律師、檢察官、法官、警察、陪審團面前回到2015年1月的那個晚上。2016年6月3日，法院給布羅克·特納的判決是“在縣監(jiān)獄服刑六個月”（他最終只服刑了三個月）。法官珀斯基量刑的理由是，特納年輕且沒有犯罪前科，“恐怕坐牢對被告有嚴重影響。”特納的父親則在法庭中陳述：“他的一生再也不會如他所夢想的那樣，他曾經(jīng)為夢想如此努力。他青春韶華因20分鐘的行為而毀于一旦，這是非常沉重的代價?！币彩窃谶@個法庭上，香奈兒·米勒，以埃米莉·多伊的身份宣讀了自己的受害人影響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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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了解我，但你曾進入我，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痹谶@封長達12頁的、7316字的受害人陳述中，香奈兒·米勒這樣寫道。這篇陳述在2016年9月被發(fā)布到新聞網(wǎng)站Buzzfeed上，四天里有近1100萬人閱讀（后來達到1800萬）。9月30日，時任加州州長杰里·布朗緊急簽署了兩項嚴懲性侵罪犯的新法案。2018年6月5日，該案主審法官珀斯基以本地62%的投票被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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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世界各地和社會各界的回響給了香奈兒·米勒繼續(xù)抗爭的動力，同時讓她意識到，有必要“潛入更深的地方，回到原點”，“需要倒退才能再次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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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顧在法庭上如何看到自己身體的各個部分被放大、被定格。她觀看自己，像是在觀看一個被肢解的他者。她還回顧自己如何像一只被誘捕的小動物，逐步走入辯方律師用層層密布的話語和設問為她設下的“圈套”。在一次次的講述中，在一次次與制度以及權力機關的對壘中，她一點點發(fā)現(xiàn)系統(tǒng)的裂縫和問題——“問題出在系統(tǒng)身上，而不是我身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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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顧家人和愛人如何以最大程度的愛和耐心陪伴她、包容她、安慰她，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如何聲援她、支持她、鼓勵她，有人向她敞開心扉，說出類似的經(jīng)歷和感受。這些身邊的陪伴和遙遠的回響讓她一次次堅定自己的信心和信念，在俯身拾起自我的碎片的同時，更多地面向公眾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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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過程都呈現(xiàn)在這本《知曉我姓名》中。這本書既是從埃米莉·多伊到香奈兒·米勒的轉變，也映照了其間美國MeToo運動興起所帶來的文化上的轉變?！霸谶@件事發(fā)生之后我糾結了很長時間要不要公開我的身份，但在MeToo運動發(fā)生后，我看到在公眾視線內已經(jīng)有很多幸存者，而如果我站出來，我將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從中獲得了力量?！毕隳蝺涸诮邮堋赌戏饺宋镏芸凡稍L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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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意味著回擊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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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這本書提供了一種紀錄片式的記錄，一條線索是隨案件展開的客觀時間線索，另一條是你自己的心理和情緒變化。從艾米莉·多伊到香奈兒·米勒的變化過程，是兩個角色試圖保持平行但卻不斷交織和碰撞的過程，也是和外界加諸你身上的所有標簽和偏見斗爭的過程。這兩條線索都非常細致生動，你為什么想到采取這樣一種寫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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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當我需要不斷重復這個案件時——在醫(yī)院、在警察局、在聽證會、在審判中——我考慮的是重復會讓整個過程變得乏味，并且很多人都大概知道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所以我想如果要寫一本書，要怎么讓它變得有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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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即便我每一次出現(xiàn)在公眾面前，看上去在講同樣的故事，但講述者在不斷成長。人們閱讀這本書并且投入其中并不是想知道案件如何發(fā)展，而是在目睹我的變化和成長。即便我一次次重復，區(qū)別在于第一次講這件事時，我沒法做到不哭，沒法做到不憤而離席，沒法做到不失控或不感到恐懼。但到最后，我完全能夠控制自己了?？粗粋€人逐步生成主體性、對自己的故事和經(jīng)歷逐步有了掌控是非常有力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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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講述后，我都恢復得更快。我第一次走上法庭后有強烈的挫敗感，起初我需要很長的恢復時間，我很容易覺得難過。如今，我可以在談論這件事后馬上去吃午飯。很重要的一點是讓人們意識到這段經(jīng)歷并不能吞噬一個人，雖然你不能完全擺脫這段經(jīng)歷，但是你可以變得強大，你能隨身攜帶它，讓它變成你自身的一部分，這樣的話你就不會對此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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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如你所說，書中展示的成長非常重要，在這個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你寫到自己的失控、寫到自己情緒的發(fā)泄，寫到憤怒，尤其是對他人的而非對自己的憤怒，這是在之前類似的“幸存者寫作”中很少看到的，以前她們寫的更多的是恐懼，即便有憤怒也是對自己的憤怒。但你非常直接地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尖叫，你如何看待這種情緒？這種憤怒里是否蘊含一種建設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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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我認為表達憤怒非常困難，但同時非常重要。困難在于走上法庭，為了贏得信任，我不能表達憤怒，否則我會顯得非常有攻擊性，會被認為十分不禮貌。在法庭上你必須是討人喜歡的，必須是平靜的。但我無處釋放，最后把這種情緒發(fā)泄到我的家人和伴侶身上。被那種憤怒掌控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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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確認為、也在書里寫到，憤怒是一種你站在自己這邊的標記，也就是說你終于回到自己的角落里了。你開始感到憤怒，意味著你開始為自己而戰(zhàn)，你有了回擊的愿望。因此只要這種憤怒不至于百分百吞噬你，意識到這種憤怒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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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寫書和受害者影響陳述的過程中，我都小心翼翼地處理不同類型的憤怒。我本來可以告訴攻擊我的人說我恨你，你去死吧，但我想呈現(xiàn)的不是這種憤怒。憤怒的根源是傷害，我被深深地傷害了。所以我告訴自己，我會憤怒，但同時希望能表達出我憤怒僅僅是因為你傷害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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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并非總是負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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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書中提供了大量庭審細節(jié)，包括你和檢察官以及辯方律師的互動，還有你回答的幾百個問題。為什么收錄這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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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把這些問題和細節(jié)放進書中是必要的。當我在法庭上面對詢問時，我并沒有真正明白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詢問的節(jié)奏非常之快，我需要直接回答問題，試圖跟上節(jié)奏。當一切詢問結束，我請求查看所有法庭文書——法庭文書公開可查——我拿到的是上千頁的文書，記錄了兩周半內我在法庭上經(jīng)歷的一切。當我查看我的交叉詢問時，我才開始考察詢問者組織每一個問題的方式，我意識到他是多么有策略和技巧，他的問題不是開放而是引導性的，所有問題的措辭方式都在引導我抵達某個特定的方向。這個感覺就像我是一頭一直被牽著鼻子走的動物。但我在法庭上的時候非常緊張，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組織問題的方式如何改變了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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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認為我必須揭露這一機制——你如何進入一個預設了和你對立的立場的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依賴辯方律師的聲望和律師費，而非你故事和經(jīng)歷的真實與否，這讓我十分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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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也認為整個庭審并不關乎這個故事本身，而是在慢慢地奪走你的自信心，讓你變得渺小、自我懷疑。在法庭上我的感覺像是讓我原地轉圈然后跑步，我會喪失方向感，會感到眩暈，以至于到最后我在想的是：我能相信自己嗎？或者是我真的記得當時發(fā)生了什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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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在書里提到你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治愈不是前進，而是不斷地返回去尋找某種東西。從你的書寫過程也能看出來，事情發(fā)生后，你試圖把這些情緒封存，讓生活回到正軌。你試圖逃避，但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做不到，不僅因為客觀因素（比如檢察官、警察的電話，一次次的庭審程序），而且你內部的情緒也有反應。因此這幾年也可以看作是你從逃避它到接受它、與它共存的過程。這個轉變是如何發(fā)生的？哪個點或哪件事情讓你意識到這種轉變？還是說這是個無法被量化和標記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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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人們會說，這件事永遠改變了她，這是對的，但這并非總是負面的。為了生存下來，我發(fā)展出很多正面的積極特質，我現(xiàn)在知道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我知道永遠不要容忍我接受限度以下的行為，我也能更加自信和篤定地說出我所堅信的原則。以前我不是這樣的。我以前特別安靜，沒在公開場合做過演講，也沒什么主見。在這本書前面的部分，我提到希望把這段經(jīng)歷放在一邊，希望它離我遠一點，但我目睹它一點點移動到我生活的中心。有的傷害不是一時半會能被看見的，它可能會在你的體內存活很久，只有當你放慢生活的腳步或者按下暫停鍵足夠久的時間，它才會慢慢浮現(xiàn)，且以不同的方式顯現(xiàn)，比如憤怒，比如總感受到哪里不對，比如覺得我不是我自己。你覺得我人還在這，毫發(fā)無損，但實際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經(jīng)完全變化。我現(xiàn)在晚上出行會變得更加警覺和緊張，這很難克服。所以我要找到一種方法讓這種變化往能幫助我的方向發(fā)展，而不是將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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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我拒絕、討厭講述，到后來幾乎每天都在講述這個故事。我感覺更能理解他人，也更能理解這個世界了。這件事讓我更能理解世界上很多女性所經(jīng)歷的事情，我很慶幸自己有分析和講故事的背景以及我所接受的時刻注意自己情緒的訓練，它們讓我能夠把這段經(jīng)歷寫下來。最后我意識到我是千千萬萬女性中的一個，而當我意識到我是一個巨大群體的一員時，我想的是我要做點什么讓情況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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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系統(tǒng)是錯的，錯不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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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提到更加理解他人和世界，這其實也是“同理心”的一種表現(xiàn)。你如何看待“同理心”？你在書里寫：“法官給了布羅克一種我永遠也得不到的東西，那就是同理心。我的痛苦從來不比他的潛力更有價值?！狈ü賹Σ剂_克的同理心是不是一種男性之間的同盟感，以及他對女性處境和命運的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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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這種“同理心”是危險的，與其說它是一種作為人類的同理心，不如說正如你所言是一種男性同盟。對法官來說，他更容易將自己投射到加害者而不是我的生活上。他仿佛在這位運動員身上看到一個年輕版本的自己。這讓他變得非?！坝腥诵浴保⑶艺J為同為人類大家都會犯錯誤，但法官看不到加害者是個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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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看媒體和美國的文化，絕大部分時候白人男性是主角，我們都已經(jīng)習慣了。所以如果你看一開始與此相關的媒體報道，其中大部分把他塑造成男主角，認為這是他的故事，我是配角。但我認為現(xiàn)在在美國，邊緣群體開始試圖重回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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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除了法官對布羅克的同理心，我在書里體會到更多的是你作為作者、作為受害者的同理心。一方面我很珍惜這種同理心，能看到你在努力地為他人著想，會說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控訴個人，而是為了控訴整個制度，所以除了加害者，其他人的名字都不會出現(xiàn)。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你（或者很多女孩子）沒那么有同理心，生活會不會好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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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我不想提及具體名字的另一個原因是，如果這僅僅是和斯坦福相關的一個案子，這個事情就會被簡化，變成一個個體事件。一旦斯坦福宣布他離開了校園，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它就無法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的象征或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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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一個個體是誰，我更關心的是他到底從何處獲得了這種信心，能讓他做出這種行徑。是什么樣的正在運行的結構讓他覺得這種行為是恰當?shù)?，讓他覺得這么做之后能順利脫身，讓他即便被抓了也能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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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要不要變得“沒那么有同理心”，絕對要。我也經(jīng)常為此困擾。我的另一半總是非常自信，我經(jīng)常特別疑惑，為什么他不會走進一個房間然后思考一下是不是在座的人都感到舒適，不會思考要不要把他人的情緒放在自己的情緒之前考慮。此前我更多的是考慮別人，比如我走上法庭的時候想的是如何取悅所有人，我要穿對的衣服，我希望確保我說“正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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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來我想明白了，我身處其中的整個系統(tǒng)是錯的，錯不在我。因此我不再對取悅系統(tǒng)有興趣了。然后我開始思考我需要什么，我作為幸存者需要如何被看見、如何被照顧——因為整個社會都沒有提供這些給我們。也許這也不是“沒那么有同理心”，而是更加關注自己的意見和內心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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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有時候是知易行難，因為整個系統(tǒng)的結構是彌散性的，包裹著每一個人，即便你知道自己是對的，但如果你這么做，你看上去就是錯的。當一種結構在短期內無法改善時，個體該如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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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就拿我的案子來說，你能看到發(fā)聲人數(shù)的變化。如果你是唯一一個堅持己見的人，你大概率會覺得自己瘋了，而當大多數(shù)人都這么想（覺得你瘋了）時，受害者就更容易保持沉默。對我來說，看到那么多有類似經(jīng)歷的女性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是一種確認——怎么可能這么多人都瘋了？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意識到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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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遭遇能夠得到反饋和認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美國，每次黑人被射殺的時候，人們走上街頭抗議，你能馬上找到和你一樣憤怒的人。所以我希望受害者能找到彼此，能建立一種聯(lián)結感，這也是我決定公開姓名站出來的原因之一。我相信越來越多人會意識到這點，意識到他們有言說的權利，因為他們的言說是值得珍視的。我的目標是為那些被剝奪了力量的人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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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tǒng)無法正常運轉時公眾就會發(f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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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提到人們彼此發(fā)現(xiàn)和確認是重要的。你的案子從2015年持續(xù)到2019年。2017年10月美國開始了大范圍的MeToo運動，這對你的案子是否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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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受害者影響陳述，在寫之前我也不知道這是什么。我想在MeToo運動之前很多有類似經(jīng)歷的人沒有機會說出這樣的經(jīng)歷對他們的影響，因為長久以來我們都將這些事情視為私人事務。其實在這件事發(fā)生之后我糾結了很長時間要不要公開身份，但在MeToo運動發(fā)生后，我看到在公眾視線內已經(jīng)有很多幸存者，而如果我站出來，我將成為其中的一員，我從中獲得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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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案子剛被報道的時候，輿論傾向于保護加害者、為他辯護，但對受害者卻極為苛刻，甚至要求受害者完美。2016年你的陳述發(fā)表在Buzzfeed后迎來了一個輿論反轉，這篇陳述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獲得了巨大關注，也引發(fā)了之后的網(wǎng)絡簽名、抗議活動還有一眾名人（包括政界人士）的關注。你如何看待互聯(lián)網(wǎng)的力量以及這個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依托的輿論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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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這種力量讓我覺得恐懼，因為它促使我思考那些我們無法聽到的類似的故事——如果我沒有發(fā)布這個陳述，就沒有這種公眾憤怒的爆發(fā)。即便到現(xiàn)在我都覺得有太多聲音因為沒有渠道而被淹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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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我在法庭上讀完這篇陳述后有點難為情，因為我覺得自己特別脆弱，并且無人關心。我當時真的有一種存在感危機，就是覺得自己是世界上一個極其渺小的個體，除了我家人之外有誰真的關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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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害者陳述發(fā)布到網(wǎng)上后，我意識到有1800萬人真的在乎。同時目睹權力的變化也很有意思，我從一個寂寂無名者變成一個有話語權的人。當法官在2018年被罷免時，我想的是從一開始你就不應該看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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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輿論的一大特點是媒體或公共討論倒逼司法，或者是在司法不作為的情況下用輿論力量對加害者進行“審判”，你如何看待這種審判，這種審判的邊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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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當系統(tǒng)無法正常運轉時公眾就會發(fā)聲，如果系統(tǒng)運轉正常，那么我們就不必公開言說系統(tǒng)的混亂。所以我覺得這更多的是一種當權者失敗或者無法負責的暗示，這就是我們憤怒的原因。同時這種公共意見也代表著一種無助——如果法庭不能給強奸犯定罪，他就能夠繼續(xù)逍遙法外，繼續(xù)犯罪，繼續(xù)傷害別人。釋放他意味著一種錯誤示范，即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樣行動而不受懲罰。我覺得一個很普遍的錯誤觀念是很多人是從男性的角度來考慮這件事的，仿佛這僅僅是他的事情，事關他的前途，但實際上這事關對我們的保護。所以這不是獵巫行動，這是群體性保護。我們這么做是為了確保類似事件不會再發(fā)生，保護我們的朋友和未來的孩子。我時常要澄清的一點是我不是在對抗他，而是在為自己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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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流社會對亞裔女性的描述和刻畫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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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和你打電話的警官在受害人的種族一欄勾選了“白人”，而你實際上是華裔，后來你的文章在Buzzfeed上被廣泛傳播，也有少數(shù)發(fā)現(xiàn)你身份的人用種族歧視的言論攻擊你。在前者中你的種族身份被忽視，在后者中你的種族身份被強調，在整個案件受理包括后續(xù)媒體發(fā)酵的過程中，你覺得種族因素在其中起到何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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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在美國主流社會，對亞裔女性的描述和刻畫少得可憐。即便有，也大多是一些配角，沒有情緒的變化起伏和細微的差別，她們看上去更加順從，很少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我認為他們從一開始就不覺得我是個威脅。每次說話我都會哭，我覺得他們把這點理解成了一種軟弱或者弱點。但我知道自己哭是因為這個事情太困難了。他們認為即便我對判決不滿也無所謂，因為我不會發(fā)出什么巨大的聲響。但我擁有巨大的能量，我在大學的詩歌比賽獲過獎，我能夠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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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站出來并且公開我的名字時，我希望人們知道我是誰，包括我亞裔的身份，我希望大家知道年輕的亞裔女性正在成為積極的行動者，正在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的聲音比你們分配給我們的無名小卒的角色要響亮得多。我希望重新定義亞裔女性，我希望成為這種重新定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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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基本沒有在主流媒體或者新聞上看到過和我類似的女性。但這種女性模范很重要，因為它告訴你成長和未來的可能性。每當我對采訪或者公開言說感到緊張時，我會想到我的言說可能會讓其他人感受到力量，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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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我媽媽身上也感受到這點。她非常開明，也非常支持和鼓勵我，主流媒體上對亞裔母親“虎媽”的刻板印象完全不符合我媽媽的形象，也是在她身上我感受到媒體對亞裔的塑造和實際情況的偏差，感受到我們作為亞裔的故事和經(jīng)驗在主流世界的極度缺失，這反過來也堅定了我作為亞裔發(fā)出自己聲音的決心。我希望寫下我們的故事，讓這些對我們的描述變得更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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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看你的書能感受到你對文學的熱愛，在這幾年間，文學是否為你提供了一個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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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兒·米勒：每當我沮喪的時候，我就會去逛書店。書籍是一種安慰——無論你經(jīng)歷了什么，都有人在你之前經(jīng)歷過并且已經(jīng)將它記錄下來，這一點十分有助于祛除恥感。每次閱讀都像是我和作者之間的私人對話。而當我寫作時，我會回想起我在書店遇到的書，我希望和這些作品發(fā)生關聯(lián)，我想寫這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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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不知道如何應對這種困難的狀況，我不知道如何向家人講述這件事，我不知道該期盼些什么，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把它當成一個情感指南，或者情感地圖，確保將我的家人都囊括其中，確保將這件事對他們的影響也囊括其中。每一個進入類似地貌的讀者都可以參考這個地圖。英語有26個字母，我如何對這26個字母進行排列組合，從而讓讀到這本書的人感受到一些情緒并且有所收獲，這很神奇、很有挑戰(zhàn)性。如果你是以一種脆弱和疑惑的狀態(tài)進入這本書，然后走出來的時候能夠更加自信，更加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所處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我就覺得自己成功了。我希望我這本書和我寫下的經(jīng)歷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沒那么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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