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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期望在社會快速變遷下被極大地釋放與提升，又被社會急速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擠壓，形成希望迅速占有更多價值、盡快達到成功或成為精英的時間焦慮。這段時間特別火的‘內卷’就是一個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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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讓學生研究邊緣群體，“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城市。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論文堆成5000字時感受不到的?！奔磳⒌絹淼暮?，他計劃帶著學生們到城市藍領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務工者一起聊天、生活。“你再怎么‘卷’，接觸到這些，還是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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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張宇欣 發(fā)自北京 編輯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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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學期，在清華大學《西方社會學思想史》課上，新聞傳播學院的一名學生找到教師嚴飛說，想用社會學理論研究抖音、快手視頻的用戶。兩年后，嚴飛把他們的研究對象定義為“懸浮時代下的都市新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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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藍領的生存狀況一直是嚴飛的研究議題之一。18年前，在復旦大學讀大二時，他深入上海郊區(qū)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用兩年時間扎根在流動人口社區(qū)，和務工人員子女一起學習、做游戲、戶外探險。這段經歷最早賦予他“從情感的角度研究社會現象”的視角:“這不是這些小朋友的問題，而是社會轉型時期階層固化、城鄉(xiāng)差異、戶籍制度歷史遺留等結構性問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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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到2017年，嚴飛與同校建筑學院的同事一同到拆遷的北京太陽宮菜市場，跟蹤調查對當地菜販的影響。他們發(fā)現，市場在2013年被拆遷后，有72%的商戶仍在原菜市場周邊三公里范圍內新增的各類社區(qū)菜攤、菜站從事自雇經營，有15%的商戶留在北京轉行打工。這些菜販在脫離原有的大型市場后，平均收入下降了約20%。即便如此，真正離開北京的，只有9%的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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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幾乎所有受訪對象處得到的理由是，在北京，人生總歸有些希望。“在北京打工再苦，他們可以讓孩子接觸更好的教育、醫(yī)療資源。他們也希望通過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變下一代的命運，讓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hard模式，有機會實現階層的流動、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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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菜販的就業(yè)情況，嚴飛又摸排到他們子女的受教育情況：四五年前起，隨著公立學校接受非京戶口學生的名額逐年減少，有能力把孩子送進公立學校的菜販也不得不轉而考慮師資力量、教學設備都遠遜于公立學校的打工子弟學校，但沒過多久，這類學校又受到限制；一部分菜販的孩子回到老家，成為留守兒童。菜市場被拆遷后，在各方壓力下，子女教育又成了在京菜販憂心的大問題。他將發(fā)現寫成了論文 A Floating Dream （《漂浮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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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嚴飛做研究的關注點依舊在城市邊緣群體對身份的掙扎和對未來的彷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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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年在短視頻浪潮的影響下，嚴飛偶爾刷抖音快手。打開快手APP查看附近直播的人，嚴飛發(fā)現這些用戶最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被看見”，“讓自己至少在網絡這樣的虛擬空間里融合進城市的生活”：白天，深夜，很多年輕的務工者（后來嚴飛發(fā)現，很多用戶是1990年代被稱為“農民工”的城市務工人員的二代）在孤單地直播自己砌墻、篩沙子，幾乎沒有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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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嚴飛組建了一個十幾人的團隊，計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對菜販、餐飲從業(yè)者等人群進行大范圍的樣本抽查和深度訪談。他向我描摹“都市新藍領”的主體畫像：30歲以下，70%的人文憑大專以下，在北京上海70%的人月薪在3000到5000元之間，不斷換工作，從事餐飲服務、快遞等零工，“在懸浮時代下不斷地掙扎，尋找社會認同和未來的期待，同時期待可能會落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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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真正融入底層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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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在牛津拿到第一個碩士文憑后，嚴飛到香港城市大學做研究助理。內地對港自由行開通后，內地游客的購買力影響了香港的旅游和地產業(yè)。他多年后在《城市的張望》（2017）一書中這樣形容過自己初到香港的“精英”生活：“當時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畢業(yè)的精英，拿著優(yōu)厚的薪水，住在帶有會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會和內地的朋友們聚會，我們或者晃蕩在金鐘、中環(huán)的高級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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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在朋友邀請下，他為基于國別政治研究而發(fā)刊的電子雜志《縱橫周刊》撰寫關于香港的文化、時政評論。落筆時，他才意識到，必須“撕破心間的那一道與本土的隔膜”，于是住進深水埗陰潮的狹小單位：隔著共享的鐵門，能聽到鄰居訓斥即將中考的孩子；樓下有拎著小籃子賣水果的阿伯、推手推車賣茶飲的阿婆。每隔幾個月，他將看過的報章雜志用手推車送到廢品回收站，換碗牛肉面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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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來他離開香港，到斯坦福讀研、到牛津讀博，一次次做田野調查，關注農民和打工二代的生存狀況，“聽到很多故事，看到很多傷痛，很多時代之下的掙扎、選擇、裂痕以及他們的堅守；看到社會不同的形態(tài)，看到歷史的相似性和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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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寫博士論文的中途，嚴飛仿佛處于“黑暗中的某一時點”，埋首資料，看不到求索的終點；舊時同學們躍入紅火的投行和咨詢公司。他不斷反問自己：為什么要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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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過去的那個痛苦的黑夜，不，是數不清楚的第幾個那樣痛苦的黑夜，我再一次地戰(zhàn)勝了自己……無論是小碎步，還是大步奔跑，都不可以踏空一步，否則就要被這黑夜所吞噬。那種感覺，就好似一個人站在孤島上焦灼地吶喊，周圍只有呼嘯的海風和巨大的撲打著礁石的海浪?！保ā秾W問的冒險》，2017）許多次通宵苦學后，他把情緒疏解到鍵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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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度以田野調查的名義回國，想著或許應該轉換賽道。上學時大家崇拜地收藏“怎樣像麥肯錫一樣畫PPT”的教程，進入咨詢行業(yè)嚴飛才知道，這些PPT是自動生成的，在Excel里輸入數據，點一下，一張漂亮的圖表就出來了。解決客戶的需求、填表、生成PPT、展示PPT。有大半年，他每天西裝筆挺，在項目的海洋翻騰，發(fā)現自己成了韋伯形容的“大機器上的小螺絲釘”，未來圖景清晰可見。他確認，自己更想要“身體的自由”——“不用早八晚八，不用釘釘簽到，不用告訴我6點下班有晚飯，10點下班報銷打車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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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嚴飛進入清華大學任教。他的興趣點之一是歷史社會學，回到歷史縱深處，觀察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性邏輯。在近期發(fā)表于《中國季刊》的論文中，他與學者李雙龍合作，通過網民在國內最廣泛使用的在線搜索引擎上搜索歌曲的標準化頻次來檢視革命懷舊情緒的地方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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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訪嚴飛是在國慶期間，前一天有學生教了他一個新詞匯：程式內卷——即標準的清華學生從大一到大四每一階段該做哪些事，安排得十分妥當。七年前，他在一篇觀察文章中寫過，很多年輕人畢業(yè)后不愿投入科研等冷門行業(yè)，年輕一代“愈發(fā)偏離理想主義，改變社會的意愿愈發(fā)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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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段要做不同的內卷?！眹里w當老師后，發(fā)現學生對GPA（平均學分績點）十分看重，也會“有技巧地做事”：“如果未來想留在本校保研，社會工作、團委這些就都要去做；作業(yè)要求3000字，他會寫5000字；大二就會參加很多社團活動，增加社會工作經歷；在大三會主動要求加入老師的課題組做助研，增加學術經歷；到了大四塵埃落定，就飄離出來，到外面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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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至少同學們展現出了他們積極的一面，對未來和成功充滿了強烈的期望?！钡珖里w也會有意多加打磨，讓強目的性的學生去研究邊緣群體，“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城市。到鄉(xiāng)村里去記錄這個時代的暴力、時代的裂痕，這些是你在追求GPA、把3000字的論文堆成5000字時感受不到的。”即將到來的寒假，他計劃帶著學生們到城市藍領的公寓里住上一周，和城市務工者一起聊天、生活?！澳阍僭趺础怼?，接觸到這些，還是會有影響。”在多個采訪中，嚴飛都對記者引用了2001年《獨立者報》上描繪社會學者的專欄文章 The academic who got a kick out of sociology 中的話：“我們可能會發(fā)現社會學者在街角與年輕的幫派分子廝混，在擅自闖入的空屋中與吸毒者并肩而坐，或是和不良少年一起站在天臺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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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的新著《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2020）來源于他在《看理想》的音頻專欄。錄課程之初，他只是聚焦馬克思理論本身，后來他放開手腳，不再以某一社會學大師的經典作為唯一解釋理論，而是連帶出知識體系——“雙十一剁手”與商品拜物教，以克里斯瑪權威分析粉絲文化、用新家庭主義說明數字技術為何深化了家庭的親密度和凝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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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被認為是這個時代講故事的人，“那故事背后你要呈現出社會學的張力，一個時代產生出這樣的裂痕，一個人產生出這樣的命運，背后都有什么樣的社會學理論？”嚴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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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經常想起曾經讀到的一篇尼采散文，“盡管有無數肯載你渡河的馬、橋和半神，但必須以你自己為代價，你將抵押和喪失你自己。世上有一條唯一的路，除你之外無人能走。它通往何方？不要問，走便是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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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時代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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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本科時關注到的城市邊緣弱勢群體，和你剛才說的懸浮時代下的人之間，有什么代際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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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2000年之后，房地產市場興起，福利分房變成商品房，很多人在2000到2010年這一段時間里通過房地產的倒騰變得越來越有錢。但是這一類人（城市邊緣弱勢群體）還是買不起房，沒有辦法接受教育、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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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是隨著大學擴招，意味著越來越多人擁有大學文憑——無論是一本、二本還是三本，意味著就業(y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而大學擴招其實對城市務工人員子女的影響相對較小，他們大部分還是上中專、職校、技校，畢業(yè)后與更多大學生競爭，薪資待遇也許不會有突飛猛進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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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是跟著父母在城市里面務工，他們耳濡目染城市生活，同時戶籍的歸屬還是在鄉(xiāng)村。他們的父輩從鄉(xiāng)土里走出來，他們對鄉(xiāng)村的這一套沒有辦法回去了，長大以后只能在城市里繼續(xù)從事父輩的職業(yè)，或者在類似的行業(yè)里打零工、做一些低端的工作，這對他們的身份認同、心靈狀態(tài)會產生一個沖擊，一個極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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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作為社會學者，你會有面對當下的焦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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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我覺得我會有。米爾斯曾說：“我不相信社會科學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識使我對人類的機遇有非常悲觀的估計。但即使這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我們還是必須問，如果憑借智識確能發(fā)現擺脫我們時代危機的出路，那么不正輪到社會科學家來闡述這個出路嗎？我們所代表的——盡管并不總是很明顯——是對人和人類處境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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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把這樣的社會形態(tài)定義為“懸浮時代”：大家都是沒有根基，飄在空中，不停地想抓住什么東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慮、焦躁的期待欲望得到滿足的狀態(tài)。我在課上也和學生說，整個社會就好像是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車，司機不斷踩油門，轟鳴著一路往前，生怕落后一點，就會被別人超車。整個列車高速前進，只要中間出一點偏差，就會翻車。我們見到很多類似的財務自由神話，更多的人躍躍欲試，想在短時間內成為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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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這可以理解為對社會的不安全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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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我倒不覺得可以把它完全上升為對社會的不安全感。情緒失控至少有兩個不同的面向，個人的和制度性的。當然，我們可以把它上升到社會的層面進行解釋，但也許我會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去看，比如公交車司機案例（“10·28”重慶公交墜江事故），香港的公交車司機面前都是有護欄的，乘客接觸不到司機，這些小的制度建設其實可以很好地、有效地規(guī)避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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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一篇微信文章寫被困在系統(tǒng)當中的外賣小哥，算法治理下他們的生存困境引起了大眾的普遍共鳴。在算法世界或者資本邏輯當中，算法要大于對人性的保護。在這篇文章之后，大家意識到，我們忽略了對人的本質上的關注。其實他們就在我們身邊，是讓我們城市運作、日常生活維持下去的支撐者。他們和我們一樣有家庭，都在奮斗，有悲歡離合，從消費者的角度上來講，給予他們更多的寬容；從公司的角度來講，給予他們更多的送餐時間，算法不要這么赤裸裸地優(yōu)化、計算利潤的增長，忽略人性的溫度，大家會有這樣一個認識上的進步，我覺得社會還是在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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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建立起更多價值意義上而非工具意義上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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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在《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中，談到“扶不扶老人”這一熱門社會話題時，你指出，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一些制度與法律的設計有違“社會的內在道德精神”——在你看來，社會的內在道德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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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社會的價值觀隨著經濟狀況的改變而發(fā)生巨大改變。如果把整個社會想象成一輛高速前行的火車，我們不難發(fā)現我們長久以來太重視經濟的發(fā)展而忽視價值觀的重構，不斷地進行制度、法律的建設,卻沒有真正考慮制度與法律的設計應當體現怎樣的道德精神；我們懂得如何對社會組織運作進行分析，懂得如何對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進行量化衡量，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制度與結構其實都只是社會的內在道德精神的外在體現；我們能將社會像動物肢體一樣進行解剖，卻忽視了社會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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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期容易涌現社會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貧富差距、人際關系淡薄、以自我為中心、唯利是圖等等。那么，這個時候擁有怎樣的道德意識，以及如何去培養(yǎng)、實現這種道德秩序就尤為重要。這關系到我們是否可以擁有和諧、信任、溝通、寬容的社會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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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前行的目標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政治、經濟和技術。個體的道德誠信依賴于整個社會的社會信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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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還需建立起更多價值意義上而非工具意義上的“共同體”，最終改善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近年來最常被探討的概念有都市鄉(xiāng)民共同體、職業(yè)道德共同體、民族國家道德共同體、人類命運道德共同體，都是這一方向上的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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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會層面可以蘊育出制度性信任。當社會沒有在其日常生活中為道德實踐留下空間時，信任就會變成無本之木。譬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導致大眾不僅對紅十字會，而且對整個慈善、公益事業(yè)的信任降低，事件后的第一個月，全國的社會捐款數環(huán)比下降50%；事件后第一個季度，全國的慈善組織所接受到的捐贈額的降幅則超過八成以上，顯示出全社會對慈善捐贈的巨大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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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說過齊美爾預言了今日社會狀態(tài)。我們現在正身處齊美爾所說的形態(tài)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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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齊美爾曾指出，金錢是一種純粹的交換方式, 獲得金錢貨幣成為人際交往的直接目標，人際互動變得更加工具化、更易于計算，人與人互動之中的個性和關懷被抹除，取而代之的是冷酷無情和就事論事的態(tài)度，以及理性、精于計算、毫厘不爽的實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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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齊美爾并沒有僅僅把貨幣的存在視為一種交換媒介、價值手段，悲觀地認為貨幣拜物教完全剝奪了人們欲望的自主性；恰恰相反，齊美爾對貨幣背后的現代精神進行了深入剖析，在貨幣經濟的分化中，齊美爾依舊看到了人的個性發(fā)展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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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美爾認為，貨幣經濟象征著現代精神的合理性，與理性主義的本質是相通的；金錢雖然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很多“想要的”，但并不是我們每個人靈魂的最終歸宿。哪怕外部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分崩離析，人們依舊可以通過對心靈的分化，在適應社會變化的同時，保有主體靈魂的高雅和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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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感，原本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構成，也是我們人類固有的一部分。隨著現代化、高度理性社會的擴張，非理性的事物逐漸消失，黯然失色。非理性是人類的本能，甚至不一定擁有真正的所謂“價值”，但是它可能影響著我們的很多決策，關系著人類的未來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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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理性的肆意增長，我們開始失去非理性，這其實會是人類世界的一個悲劇。經濟發(fā)展到今天，我們不可能再回到沒有貨幣、沒有科技、沒有科層制度的傳統(tǒng)社會。我們常常要面對的問題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較量、金錢和人性之間的平衡、欲望和能力之間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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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期望在社會快速變遷下被釋放與提升，又被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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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基于在不同國家、城市生活而產生的比較視野，在這些年如何影響你的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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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過去十幾年，我在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qū)求學，因為常常身處不同的文化體系、不同的社會制度，所以學會了在平等的基礎上尊重不同的文化、觀念，并且往往會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進行反身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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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教授曾將我的這層嘗試形象地比喻為“門檻上的視野”，站在門檻上觀察，的確可以做到內外兼容。但不可避免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踏在門檻里邊那只腳的幅度，已經大大超過踏在門檻外邊那只腳時（或者相反的情況出現），又該如何呢？我們在比較敘述的過程中，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逾越個人的情感、夾雜不同的身份與立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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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我一直努力在“本土論述”和“他者視野”轉化的換位思考中，盡量保證跨越門檻時的平衡。比如說自己曾經同時在英國和美國兩所大學里歷練，因此常常將自己置于錯位思考的情境下，去比較兩種教育體制下學術研究的異同、學術中心如何進行轉移，以及學科設置、教授評級、人才培養(yǎng)等議題。又因為自己本科教育在國內完成，所以也常會把中國的高等教育作為參照系進行比照，去尋找中國高等教育落后于歐美國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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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任教這幾年里，是否發(fā)現如今年輕一代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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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當下青年人的期望在社會快速的變遷之下被極大地釋放與提升，同時又被社會急速變遷帶來的不確定性擠壓，最終形成一種希望迅速占有更多價值、盡快達到成功或成為精英的時間焦慮。這段時間特別火的“內卷”就是一個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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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一方面是充滿對成功的強烈期望，另一方面是對落后有巨大恐慌，所以他們不僅希望獲得更多價值，而且希望這個過程越快越好，達到成功的時間越短越好，將成功的年齡標準不斷縮小。一旦以這樣的成功標桿為目標，青年人必然就會擔心在“規(guī)定”時間內無法達到某個目標，或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目標的可能性會逐漸減小。本是催人奮進的行為動力，就會變成引人焦慮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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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日常生活中可以怎樣訓練社會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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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飛：我其實和大家一樣，刷微博、看微信，看幾個固定的新聞媒體，還有和學者朋友的討論組。不一樣的是，比如我看到最新的關于各地統(tǒng)一招牌的新聞，會馬上截屏，放到一個PPT里。我從2018年的新聞片段到現在，積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論分析，連成了完整的故事鏈。我覺得這就是社會學非常好的一個視角，會下意識從日常生活、電影片段中搜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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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上課給同學們放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讓他們看到非制度性的文化——慣習傳統(tǒng)、鄉(xiāng)約俗規(guī)對人內在的道德要求，如何在宏大的社會變遷之下被慢慢弱化乃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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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開場有這樣一個畫面：廖凡是黑社會老大，兩個手下，一位向另外一位借錢不認，產生糾紛。廖凡就說，把二爺請來。看到這個畫面，第一反應是請一位叫“二爺”的江湖大佬，結果人家抱來了關二爺往桌上一放。這個人馬上低頭說，我借了錢，明天就還。在關二爺面前低頭、解決糾紛，其實就是非制度性的文化在其中扮演了決定性作用。到了后期，市場經濟來了，廖凡地位一落千丈，之前的馬甲賺了錢，對瘸著腿回到小鎮(zhèn)的廖凡再也不尊重，傳統(tǒng)的關系被市場經濟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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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門“歷史社會學”課上，我布置的期末作業(yè)是讓同學們閱讀中國作家寫的各種有關中國題材的偏歷史類別的小說，然后用一個歷史社會學的理論與之結合，時代的傷痛、城市的轉型、鄉(xiāng)土的變遷、性別的張力等等。學生們讀后感受特別深，因為先有理論的維度再去讀，就會特別留心這些章節(jié)里對時代的描寫。讀了一系列相似題材的小說后，小說就不再是小說，而是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映照，在宏觀的時代變遷之下個體面臨的時代選擇——命運如何被時代顛覆，家族生命歷程如何被撕裂，暴力記憶的傷痕如何修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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