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整個“9·11”事件的魔幻程度本身就像一部好萊塢大片。學者戴錦華曾對此表示，“9·11”的場景讓她想到電影《獨立日》中外星人轟炸地球的場景。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好萊塢一直實行全球戰(zhàn)略，在世界范圍內打撈傳奇和故事，但在很長時間里都對“9·11”題材“敬而遠之”。除了歐洲出品的《911事件簿》和好萊塢“異端”邁克爾·摩爾的《華氏911》，我們很少看到對“9·11”事件的反思性電影，甚至連以批評政治聞名的奧利弗·斯通所拍攝的《世貿中心》（2006年）都淪為了美式主旋律。
▲《世貿中心》
表面上看，“9·11”的傷口不可輕易觸碰，事件的意義需要隨著時間的流逝慢慢發(fā)酵。但如果我們以這一事件作為考量美國電影文化的一個坐標，就不難發(fā)現，“9·11”的幽靈始終召喚、縈繞著好萊塢和美國電影人的創(chuàng)作。
在這一持續(xù)了20年并將繼續(xù)持續(xù)的變局中，“9·11”不僅影響了美國的政治和經濟，也深刻改變著美國的文化，并在美國人心中留下難以估量的創(chuàng)傷。作為大眾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電影成為這種改變和創(chuàng)傷的重要表征。
從“冷戰(zhàn)”到“反恐”
“9·11”加速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冷戰(zhàn)結束后很長一段時間，福山所預言的歷史的終結沒有到來，“恐怖主義”代替了意識形態(tài)敵人成為美國文化新的假想敵，而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極權的陰影籠罩在“自由女神”頭頂。
2005年的《V字仇殺隊》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部直接表達對小布什“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態(tài)度的“反烏托邦”電影。這個法案的核心內容是“使用適當之手段來阻止或避免恐怖主義以團結并強化美國的法律”，事實上是一條國家需要犧牲部分公民權利以換取國家安全的法律。在這項法案的支持下，警察機關有權搜索電話、電子郵件通訊、醫(yī)療、財務和其他種類的記錄等，政府也有了合法的理由監(jiān)視和監(jiān)聽公民，這極大地挑戰(zhàn)了美國社會的自由價值觀。
詹姆斯·麥克特格執(zhí)導的《V字仇殺隊》虛構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情境，假設納粹贏得了二戰(zhàn)，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被黑暗勢力統(tǒng)治，一位戴著“V”字笑臉面具的英雄人物橫空出世，號召人們反抗極權，在V死去后，無數面具英雄走上街頭……這部電影面世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極大反響。
“9·11”事件發(fā)生后，哲學家阿甘本就提議應該改變對“國家安全”概念的理解，“自由主義所要求的那種國家（最小國家）已經變得異常脆弱，只能以國家安全需要來作為自身的正當性證明。在受到恐怖分子挑釁時，這樣的國家本身便有成為恐怖主義國家的危險?！?/p>
脫胎于DC漫畫的電影《小丑》則揭示了一種內生于本國的恐怖主義。近年來，《小丑》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許多年輕人的認可與喜愛。該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同，與其對“小丑”角色的成功塑造有關，這個名為亞瑟的精神疾病患者是一個絕對的社會邊緣人物，他在貧困線上掙扎，照顧精神失常的母親，努力以工作向世界報以微笑，但是他的種種努力都以尊嚴和夢想不斷被擊碎為結局……
▲《小丑》
這是一部“反類型”的電影，小丑一改“反派”的形象，反而被塑造成另外一種“超級英雄”，這個人物以“逆襲”的形式完美演繹了小人物被欺凌和剝奪之后最徹底的反抗。他將矛頭指向了“虛偽”的精英階層，并以煽動暴力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憤怒。他無視規(guī)則，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報復，他說“我本來以為自己是一個悲劇，但其實我是一個喜劇”。許多人對這個角色持贊同態(tài)度。哲學家齊澤克認為，小丑的殺戮所指向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絕望”。然而，當人們的憤怒轉化為無差別的暴力，一種新的“恐怖主義”也在滋生。美劇《傲骨之戰(zhàn)》就直接表現了一生堅持民主信念的女主角，在特朗普敗選后國會山被暴徒占據時的崩潰。這個現實案例與《小丑》的故事如出一轍。《小丑》的社會寓言性大于社會效果，電影指向特朗普政權下越發(fā)撕裂的美國社會，而特朗普的當選恰恰被認為是后“9·11”時代美國內傷加劇的產物。
“創(chuàng)傷必須通過電影表達”
奧利弗·斯通曾在“9·11”事件發(fā)生后表示“創(chuàng)傷必須通過電影表達”，五年后他交出了答卷《世貿中心》。這位曾以《野戰(zhàn)排》激烈抨擊美國對外戰(zhàn)爭的導演，這次選擇了歌頌兩位被困在雙子塔的救援警察，講述他們如何克服一切困難最終成功脫險的故事，試圖以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來激勵受到重創(chuàng)的一代人。
創(chuàng)傷讓人們的情感結構發(fā)生變化，重新呼喚家庭價值和“浪漫愛”也成為自新世紀以來美國影視的一個轉向。就拿當時最流行的美劇《欲望都市》來說，這部以紐約為背景的愛情喜劇講述了四個單身女性大膽的情與愛的冒險，主創(chuàng)原本設定女主角凱莉沒有和男主角走在一起，但因為“9·11”事件，紐約人的心情低落，有著對美好和圓滿的集體性期待，于是就有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結局：四位風姿卓越的時代女性最終走進了傳統(tǒng)婚姻，信守她們愛的誓言。作為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neoliberal feminism）的代表性文本，《欲望都市》的價值轉向很能代表創(chuàng)傷中的美國人集體意識的變化。
有趣的是，一貫以溫和的形象示人的華人導演李安，在2016年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中卻借用一位從伊拉克戰(zhàn)場回國、深受PTSD折磨的19歲男孩的視角，對美國國家主義進行了詩意的嘲諷。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zhàn)事》
這部電影大膽采用了全新的120幀技術，沒有直呈戰(zhàn)爭的慘烈，卻依然讓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壓抑感。在電影技術的推動下，觀眾得以更加逼近林恩所處的現實。因為一段偶然被拍攝的伊拉克戰(zhàn)場視頻，林恩成為了人們眼中的國家英雄，但卻沒有人可以理解他和戰(zhàn)友所經歷的一切恐怖。
為了安葬喪生的班長，林恩和戰(zhàn)友獲得了回國的休假，并受邀參加了一場重大的橄欖球比賽。在這場比賽的前后，林恩的姐姐、偶遇的拉拉隊員、經紀人、球迷和球隊老板乃至普通民眾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想當然地“消費”戰(zhàn)爭和士兵。這些人當中有的是以“愛”為名進行情感綁架，有的對英雄充滿幻想，有的則受到利益的驅動。林恩在短短幾個小時內所遭遇的喧鬧只能讓這個年輕脆弱的生命更加感到孤獨。
沒有人真正關心戰(zhàn)場上發(fā)生了什么，和平的現實世界竟然變得比戰(zhàn)場更加令人恐懼。林恩拒絕了回到現實生活的可能性，“原本戰(zhàn)場特別危險，回到日常生活中，才覺得戰(zhàn)場上更安全?！?/p>
電影始終在捕捉林恩的微妙變化，作為一個深受PTSD影響的男孩，他已經無法融入真實世界，因此電影里的現實反而顯得疏遠。李安借助林恩對球隊老板的一番話表達了對美國決策層的批判，“你還不如‘圣戰(zhàn)’分子懂得對我們尊重，那些人至少還是以命相搏，而你這個衣著體面的富人，不過給出了打發(fā)乞丐的價碼，就企圖買斷這幾個戰(zhàn)士的敘述權……”
“烏托邦”的破產
美國的敵人是誰？在好萊塢大片里，毀滅地球的往往是對地球垂涎的可怕外太空生物，他們只有強權，沒有文明，對地球的攫取是毀滅性的。這套敘事是冷戰(zhàn)時期好萊塢科幻片的典型套路：將外星人（其他文明）塑造為和地球人（美國）截然不同的邪惡生命，報之以絕對的反擊。
“9·11”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美式全球化的破產，知識界對“文明沖突論”的討論又熱烈起來。按照亨廷頓的說法：“沖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zhàn)線。現代化有別于西方化，它既未產生任何有意義的普世文明，也未產生非西方社會的西方化；文明之間的均勢正在發(fā)生變化，西方影響相對下降；亞洲文明正在擴張其經濟和政治權力，伊斯蘭國家動蕩，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價值?！?/p>
2008年席卷全球的電影《阿凡達》幾乎是對“文明沖突”的影像思考。該電影更新了好萊塢科幻電影的范式。在這部電影里，外星人不再是威脅地球安全、面目模糊不清的天外敵人，而是善良、勇敢、熱愛和平且擁有自己文明體系的物種。在這部電影里，最大的反派恰恰是人類，為了攫取潘多拉星球上的寶貴資源，美國政府不惜以騙術將男主人公改造為名成“阿凡達”的混血物種，一邊刺探潘多拉星球的原著居民納美族的信息，一邊準備大規(guī)模侵略。最終，在一番激烈的斗爭后，正義戰(zhàn)勝了邪惡，人類退出了潘多拉星球，善良的阿凡達與納美族結合……
▲《阿凡達》
無獨有偶，2009年的電影《第九區(qū)》延續(xù)了《阿凡達》對文明沖突的思考，片中的外星人作為宇宙難民被地球收容。但是，由于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外星人在地球漸漸醞釀出反抗情緒，而此時，一位地球人維庫斯感染了某種神秘病毒，漸漸變成了外星人的模樣，為了不淪為悲慘的實驗對象，他只能逃往唯一安全的“第九區(qū)”。
▲《第九區(qū)》
在對現實的隱喻上，《第九區(qū)》比《阿凡達》走得更遠，不僅揭示出后“9·11”時代的“西方VS東方”、“基督教VS伊斯蘭教”等意識形態(tài)，甚至批判了本國曾經的“種族隔離”。通過一個隨時“轉變”為外星人的人類遭遇，表達了對基于“文明沖突”而造成混亂戰(zhàn)爭的質疑，同時顛覆了美國對外戰(zhàn)爭的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9·11”不但改寫了科幻電影外星人亞類型的“元敘事”，更改變了在美國擁有巨大群眾基礎的“超級英雄”電影敘事。或許是“9·11”驚醒了處在美國強大幻夢里的美國人，他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國家不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據統(tǒng)計，2001年“9·11”事件之后，原本在電影市場沉寂的“超級英雄”電影卷土重來。2002年，在事件發(fā)生僅8個月后，山姆·雷米的電影《蜘蛛俠》問世，一度刷新北美電影票房紀錄。此后“漫威”和“DC”兩大漫畫巨頭廠牌展開了一系列票房爭奪戰(zhàn)。“超人”“蝙蝠俠”“鋼鐵俠”“神奇四俠”等一系列電影紛紛被重拍或者改編。
▲《蝙蝠俠前傳：黑暗騎士崛起》
在這股浪潮里，超級英雄聯合起來保護紐約的《復仇者聯盟》、回應“愛國者”法案的《美國隊長3：內戰(zhàn)》、反思現存制度與法律的《蝙蝠俠前傳：黑暗騎士崛起》等作品都讓人印象深刻。其中，拍攝于2008年的《鋼鐵俠》還直接表現了男主角托尼·斯塔克被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俘虜的情節(jié)，在傳遞美國“維護世界和平”主旨的同時，暗指正是失控的軍火交易促發(fā)了激進的國防政策，造成了某種全民焦慮。有趣的是，“鋼鐵俠”本人正是一位軍火商人，正是他支持超級英雄應該被監(jiān)管，成為了捍衛(wèi)“自由”價值的美國隊長的敵人。
▲《鋼鐵俠》
▲《復仇者聯盟》
盡管知識界和嚴肅電影人對“超級英雄”電影一直持批判態(tài)度，認為其將電影觀眾帶入了“反智”時代。但現實與文藝作品的關系就是如此微妙。它們之間的有機互動，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充滿寓言和反思的文化空間，這個既虛擬又真實的空間，在不只有新冠疫情造成間隔的當下，將全世界的觀眾有效地連接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