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盧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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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好么？”
凱特正享受著一天中最寧靜的時刻——在清晨的公園慢跑是份饋贈。耳機里播放著悠揚的歌曲前奏，令人舒緩的女聲獨白。凱特事業(yè)心旺盛，這是她步入“戰(zhàn)場”前必要的“充電”。她邊跑邊推著嬰兒車向前。嬰兒車內，兒子正在熟睡。
突然，一個急剎車?？謶至钏挥勺灾鞯叵蚝篁榭s，并微微顫抖。前方，一頭身形巨大的阿拉斯加棕熊正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熊扭過頭，望向凱特，“嗖”地立起身，發(fā)出駭人的嚎叫。別無選擇，凱特喘著粗氣，跨步擋在嬰兒車前，雙手攥緊，使盡全身力氣，朝那個龐然大物嘶吼。聲音沙啞，但毫不退讓。漫長而沉寂的七八秒后，棕熊扭頭離開。望著它遠去的身影，凱特像松了弦的驚弓，淚流滿面。
一個陌生男子慌張地從后方跑來問道，“你還好么？” 凱特驚魂未定，再次嘶吼起來。男子調頭離開，她方回過神來，似笑非笑地哽咽道，“還好……”接著，電光一閃間，她已轉身蹲下，迅速調整呼吸，為驚醒的兒子哼起了搖籃曲。
這是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出品的喜劇《上班族媽媽（Workin' Moms）》首季末集“擁有一切”中的一幕。相比傳授如何成為一名“完美”的職場媽媽，這部用喜劇外殼包裹的劇集，更多刻畫了這一群體在嘗試平衡生活、婚姻、工作和母性時，所面臨的掙扎、矛盾、痛苦與困惑。
如果說“熊”是這些困難與挑戰(zhàn)的具象化，那聲沙啞的嘶吼則象征著她們的某種回應與抗爭。只不過在現(xiàn)實中，“你還好么”的詢問常常缺位，而“嘶吼”則被隱匿或內化。
凱特琳·科林斯（Caitlyn Collins）是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她身邊很多做了母親的朋友都是該劇的忠實粉絲。在科林斯看來，這種呈現(xiàn)和講述是珍貴的。
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電影、脫口秀和電視節(jié)目嘗試勾畫更為多面的母性圖景，但在傳統(tǒng)語境下，人們對母職的期待仍然是“溫柔、善良、體貼、毫無抱怨、盡職盡責”，抑或“像沒有工作一樣養(yǎng)育，像沒有孩子一樣工作”。同時，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對“完美母親”形象的塑造，則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深職場媽媽們在應對工作-家庭沖突時的焦慮、自責與孤獨。
科林斯從小就目睹了母親在應對工作-家庭問題時的慌亂不堪和力不從心。母親剛向上司宣布懷孕消息，就被迫讓出了最大的客戶，并被降職、降薪。有時候，保姆請假，日托班關門，為了不錯過晨間的董事會，母親不得不帶著女兒們來上班。孩子們就裹著睡袋躺在會議室的角落。
然而幾十年過去了，科林斯發(fā)現(xiàn)，美國職場媽媽們的處境并沒有太大的改觀，而且受個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原則的影響，這一群體所面臨的困窘甚至要高于其他任何發(fā)達國家。
2011到2015年間，她訪談了來自瑞典、德國、意大利和美國共計135位職場媽媽，試圖了解在不同的社會政策和文化背景下，女性在為工作和家庭盡最大努力時，會遭遇哪些社會和制度障礙。五年里，科林斯見證了媽媽們在應對工作-家庭沖突時，所面臨的各種犧牲、自我懷疑與身份危機。
在聯(lián)邦德國（編注：因體制和文化背景的歷史差別，科林斯在研究中將德國分為了民主德國和聯(lián)邦德國，分別取樣），科林斯訪談了伊洛娜。在擔任教授前，伊洛娜曾是一家多媒體公司的總監(jiān)。
改變工作軌跡是不得已的選擇。在得知懷孕的消息后，她向老板承諾，休完兩個月的法定產假就會立即到崗，并表達了會繼續(xù)做好這份高要求工作的強烈決心。然而，老板的反應則是私下咨詢律師，希望找到法律漏洞來辭退她。雙方對峙時，老板希望她能理解，因為休產假的伊洛娜無法為公司創(chuàng)收，反而會成為經濟負擔。伊洛娜最終辭職進入學術界，工資減半。
科林斯的另一名訪談對象是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做律師的薩曼莎。因為工作忙碌，薩曼莎經常早出晚歸。律所最忙的時候，她甚至一個月都沒機會跟兒子說上一句話。為了增加親子時間，她只能想盡辦法讓工作更有效率。比如，她在哺乳期購置了一臺智能吸奶器。披上披肩，她就可以在辦公隔間內邊泵奶邊工作，而不用將時間花費在往返于哺乳室的路上。但久而久之，夾在理想員工的規(guī)范和密集母職的標準之中，薩曼莎因神經衰弱而患上了偏頭痛。
在意大利，路易莎向科林斯分享了來自兒子的“打擊”。路易莎和丈夫尼科都是大學教授，兩人都經常在家使用電腦工作。但區(qū)別是，尼科會一直埋頭干活，而路易莎會時不時暫停工作，去打掃、做飯或照顧兒子喬瓦尼。有一天，喬瓦尼問路易莎，“你做的事真的和爸爸完全一樣嗎？還是你的工作要少一點？”兒子觀察到了父母家務分工的不平等，并從中引申出媽媽的職業(yè)生涯不如爸爸的重要。
科林斯的這些受訪對象全部是來自西方工業(yè)化國家的中產階層媽媽。她在書中引用社會學家帕梅拉·斯通的話來介紹這一選擇的緣由：這一群體往往手握社會、經濟資源，并擁有穩(wěn)定的工作，如果她們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時都有困難，這就類似于“礦工的金絲雀”，具有重要的社會警示意義。
基于研究和訪談，科林斯又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職場媽媽生存報告》一書。在她看來，職場媽媽們的困境需要被看到和傾聽、被談論和理解，這是解決問題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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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與公共支持的必要性
解決工作-家庭難題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提升媽媽群體的生活幸福感，也與人口均衡發(fā)展、性別平等、就業(yè)促進等更宏觀的社會議題相關。
放眼全球，老齡化、少子化早已是普遍難題。2020年7月，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在《柳葉刀》上發(fā)布預測數(shù)據稱，到本世紀末，包括意大利、日本、波蘭、葡萄牙、泰國等二十多個國家的人口將會減半。該研究指出，如果總和生育率(TFR) 持續(xù)低于更替水平，將影響經濟、社會、環(huán)境和地緣政治。
生育率下降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群體在生活、教育和職業(yè)發(fā)展等層面取得的進步。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視的是，當女性認為成為母親意味著放棄和犧牲，背后除了自我價值評估體系的調整，也折射出另一個當代社會難題，即如何分配經濟生產的責任和作為社會再生產的育兒責任。這也是不同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勞動力市場政策致力于調解的難題。
在科林斯看來，“如果我們只是讓國家去贊美作為國之基本的家庭，卻無法為家庭提供照顧所必需的物質和經濟支持，那并沒有什么意義?！?/p>
科林斯在書中選取了四個國家的家庭福利政策作對比分析。其中，瑞典作為“全球性別最為平等的國家以及女性獲得經濟機會最多的國家”，其施行的工作-家庭政策，不僅被研究者和媒體奉為典范，也獲得了本國職場媽媽們的認可。
瑞典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的代表，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來就與性別平等政策以及勞動力市場政策彼此關聯(lián)。20世紀70年代起，瑞典政府就致力于不斷強化雙職工/雙照顧者模式。
比如，許多國家都有育兒假制度，但瑞典的不同在于更為明確地要求父親利用育兒假，并鼓勵父母平分長達16個月的育兒假。父母可以在孩子8歲前的任何時候休育兒假。
在瑞典，因性別原因導致的薪酬分配差距仍然存在?？紤]到家庭內部女性收入較低、育兒假可能大部分被母親使用的情況，瑞典政府有針對性地推出了“性別平等獎金”，以期盡量消除經濟原因帶來的分配障礙。
在瑞典社會學家安-佐菲·杜萬德（Ann-Zofie Duvander）看來，通過使用更長的育兒假，父親可以更多地承擔撫育孩子的責任，不僅因為孩子有權與自己的父母相處，也因為這樣能為女性返回或加入勞動力市場創(chuàng)造便利。
除了育兒假，政府補貼的公立幼托體系也廣受國民好評。在瑞典，日托服務被視為一種重要工具，用以消除因父母自身在教育、收入和其他資源方面的差異而導致的兒童發(fā)展不平衡。瑞典政府還會每月為父母撥發(fā)“兒童補貼”。超過一個以上孩子的家庭還可以獲得額外的“大家庭補貼”，其數(shù)額取決于孩子的數(shù)量。
科林斯訪談的瑞典媽媽們普遍認為，政府的公共政策創(chuàng)建了一套完善的體制，賦予她們同時追求事業(yè)和養(yǎng)育子女的能力。這也讓瑞典政府高生育率、高勞動參與率與性別平等的政治目標得以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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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權利”：兼顧工作和育兒
既然瑞典模式珠玉在前，那為什么又難以復制呢？
科林斯認為，問題在于工作-家庭沖突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態(tài)度的產物，政策只是更宏觀的文化話語的一部分。
以德國為例。德國一直以來非常注重生育率，以維系穩(wěn)定的人口規(guī)模。為了支持生育，其傳統(tǒng)福利政策鼓勵媽媽們回家照顧年幼的孩子而非外出工作，但這一策略在世紀初并未取得成效。
此后，德國推行的新政與瑞典的福利模式相近。比如從2012年起，共計12個月的產假被改為性別中立的育兒假，父母雙方可以平分假期，能分享育兒假的父母還將獲得額外兩個月的假期作為獎勵。
然而，新政帶來的生育改善效果并不顯著。2016年，德國的生育率是每個育齡女性育有1.6個子女，在所有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位居倒數(shù)。
在德國，科林斯訪談了51位職場媽媽。她的訪談對象表示，很少有德國爸爸會參與分享育兒假，“大部分家庭的分法是媽媽12個月，爸爸兩個月……很多爸爸甚至連兩個月的育兒假也不想要?！?/p>
長時間的休假對父母雙方的事業(yè)都會造成影響，但相較于女性，德國男性在工作方面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尊重。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帶來一種“惡性循環(huán)”：女性縮短工作時長的舉動會被理解為她們更愿意在家照顧孩子而非努力工作，其事業(yè)發(fā)展可能會因此受進一步影響。這意味著，當爸爸們不去使用這種“政策福利”時，媽媽們就不能放心使用，或者會因為使用而被排斥或邊緣化。
科林斯指出，當文化橫亙在現(xiàn)行政策與態(tài)度轉變之間，無法為女性兼顧工作和家庭帶來持久、廣泛的接納和支持，就會出現(xiàn)“福利悖論”。
在德國，一個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職場媽媽們的“過度補償”，“她們努力通過展現(xiàn)自己在工作方面的熟練和精通，來抵御由于休假而遭受的嫉妒和排斥，她們努力表現(xiàn)出理想員工的狀態(tài)，展現(xiàn)自己對工作的忠心不二。”
反觀瑞典，公共政策能取得不錯的效果，一個重要前提在于“同群感”或者“社會共識”。類似性別平等獎金的瑞典工作-家庭政策推動著普遍文化規(guī)則的建立和強化，而這些政策也是瑞典社會組織和文化價值的產物。
科林斯訪談過的25名瑞典職場媽媽都認同一點，即無論是在醫(yī)院、學校、私人企業(yè)或者政府機構，媽媽們都無需通過忽視家庭責任、超長時間加班或者在工作時對家庭三緘其口等努力來表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個有趣的發(fā)現(xiàn)是，瑞典女性在談論男性參與育兒時，不會稱之為“責任”或“義務”，而是將平等地參與孩子們的生活稱為爸爸們的“權利”。
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推行工作-家庭政策，賦予公民更多“選擇的權利”以兼顧工作和育兒?？屏炙箯娬{，在評價政策改革時，重要的是去檢驗一項政策的設想、內容和實際結果，以及它與更宏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
政策是改變發(fā)生的前提，但改變從來不是政策或法律可以單向驅動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取決于其實施背景和使用環(huán)境，需要文化態(tài)度和公共支持的同步改善。
在科林斯看來，德國正在經歷“‘忘卻’舊政策……并學習新政策”的過程，這或許是段波折的路途，因為文化的轉變總是落后于政策改革等社會物質條件的變化。雖然要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機會和能力充分參與有償勞動和完成家庭義務”并不容易，但開始行動，假以時日，就會有水滴石穿的一天。
正如社會學家埃里克·奧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所說，“我們想要一個烏托邦般完美的終點，即便那是無法抵達的地方，仍有一個個我們能夠到達的中途站，指引我們走在正確的方向上?！?/p>
凱特琳·科林斯（Caitlyn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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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職場媽媽都是不一樣的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么想做職場媽媽的研究？
凱特琳·科林斯：我在成長過程中，親眼目睹了媽媽為了照顧我們姐妹倆在職業(yè)道路上遭遇的坎坷。要知道，相比美國社會的大多數(shù)人，我媽媽是享有身份特權的，她是白人、大學畢業(yè)、中產階層，擁有一份她熱愛且薪水豐厚的工作。連她都如此掙扎，顯然是不合理的。對于處境更弱勢的媽媽們而言，情況會更糟?？紤]到國家間在公共政策，以及有關性別、就業(yè)和育兒等方面的文化觀念各異，我希望了解不同國家的職場媽媽都是如何應對工作和家庭沖突的。這是我開啟這項研究的初衷。
南方人物周刊：你用五年訪談了瑞典、德國、意大利以及美國的135位職場媽媽，誰的故事最打動你？哪些是和你的預設相悖的？
凱特琳·科林斯：我最先想到的是薩曼莎。接受我的訪談時，她的兒子五歲，女兒只有十個月大。我從訪談的所有美國職場媽媽那里感受到的心痛、恐懼、悔恨和驕傲，在她的經歷里都得到了透徹的體現(xiàn)。我至今記得，尚在哺乳期的薩曼莎是如何在她的辦公隔間向我展示智能吸奶器。她為自己能想出這樣節(jié)約時間的方法而自豪。我能理解，但我禁不住去想，美國的職場媽媽們值得更好的生活。相對的，聽到斯德哥爾摩的職場媽媽們告訴我，母職和工作是可以兼顧的，甚至是互補的，對我來說是絕對的啟發(fā)。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以你媽媽的故事開頭，經過了對于職場媽媽的研究，你對她的經歷會有更深刻的理解么？
凱特琳·科林斯：確實會有。在采訪研究和撰寫《職場媽媽生存報告》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她在應對工作-家庭沖突中經歷的掙扎并非個例，全球有數(shù)百萬職場媽媽有著類似的遭遇。她現(xiàn)在已經退休，這是被迫的選擇。我們上小學時，父母離婚了。媽媽無法邊工作邊獨自撫養(yǎng)我們，最終辭掉了全職工作，接受了一份顧問的活。當我們都長大時，她也五十多歲了。她想重返職場，找一份全職工作，但雇主們告訴她，她的銷售和營銷技能已經過時了。對媽媽們而言，社會并沒有給他們提供多樣化的重返職場的幫助。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系統(tǒng)性的解決方案。讓公眾理解媽媽們所承受的壓力，并讓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社會化，是我撰寫這本書的動力。
南方人物周刊：做了大量采訪后，提到職場媽媽，你腦海中會浮現(xiàn)出什么典型的形象或場景么？
凱特琳·科林斯：不會。對我來說，每個職場媽媽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我想強調的——面對工作和家庭生活，不同女性有不同的追求，我們應該創(chuàng)造條件幫助她們更容易地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丈夫或是雇主希望她們去過的生活。女性應該擁有更多定義和追逐目標的自由。這也意味著，在做出政策決定前，應充分考慮女性群體的多元化需求。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訪談對象是否跟你交流過他們的讀后感？你希望能給大家?guī)砟男﹩l(fā)？
凱特琳·科林斯：許多訪談對象讀過書后表達了被認可的感覺，她們的經歷能為更多人所知，她們的感受能被更多人體諒。這讓我非常欣慰。許多女性看完書后都開玩笑說，想要移民到瑞典。如果女性默認自己的困境無可避免，那她們很難鼓起勇氣去質疑社會環(huán)境是否合理。我最希望看完這本書后，大家能意識到，職場母親們所面臨的困難和壓力并非不可避免，她們值得更好的生存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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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媽媽”和“好媽媽”
南方人物周刊：英國作家雷切爾·卡斯克(Rachel Cusk)在懷孕期間寫出了著名的《成為母親（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她寫道，“人類的每一位成員都會經歷從出生到獨立這一異常艱辛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必須征用某個女人的一段生命。”該書發(fā)表后，卡斯克曾受到部分激烈的抨擊，一些抨擊就來自女性。你在書中也提到，在德國，一些職場媽媽為避免自己被貼上“烏鴉媽媽”（注：把孩子留在空巢里，自己飛出去追求事業(yè)）的標簽，會指責身邊其他在她們看來更接近“烏鴉媽媽”形象的女性。你怎么看待這類現(xiàn)象？
凱特琳·科林斯：沒有人會百分百熱愛自己生活的所有細節(jié)。但主流文化很容易對母親有此苛求。當一位母親去講述她身為人母的那些艱難和不快時，人們很容易會對她產生負面評價，認為她是失敗的母親。這帶來的后果是，當一個母親感到痛苦和壓力時，她很可能會保持沉默，自行消化。許多國家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就像我在書中提到在聯(lián)邦德國存在“烏鴉媽媽”的說法。這些說法會讓女性感到羞愧和尷尬，敦促她們收斂舉止，以更貼近人們普遍接受的關于好媽媽的定義。因此，我很高興卡斯克能對她做母親的方方面面直言不諱，對她因此而受到抨擊的結果，我雖沮喪，卻也不意外。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和很多職場媽媽聊到了她們心中怎樣才算得上是一個“好媽媽”。你現(xiàn)在有答案了么？對那些努力成為“好媽媽”的職場母親，有什么建議么？
凱特琳·科林斯：在我進行訪談的幾個國家中，媽媽們都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主流觀念，即自己需要將大量時間和精力傾注到孩子身上。很多職場媽媽覺得自己很努力了，但依然無法達到心目中“好媽媽”的標準。我想對她們說，造成理想和現(xiàn)實溝壑的，不是她們自己，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這也是我們要努力消除這些障礙和約束的原因。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訪談中是否也有機會和爸爸們交談，他們是否對妻子的壓力有所感知？
凱特琳·科林斯：是的。在意大利和美國，我也跟一些男性有過相關話題的交流，但并非正式訪談。我非常關注男性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許多父親告訴我，他們被工作纏身，無法和孩子們一起度過更多的親子時光。他們也很遺憾不得不讓另一半承擔了太多的家務。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研究結果顯示，如果工作-家庭政策只針對女性而非男性，這樣的政策在幫助她們收獲事業(yè)成功和家庭幸福方面的作用會很有限。
南方人物周刊：書中瑞典的部分，提到了城市規(guī)劃師莉薩的故事。利薩給自己3歲和1歲的兩個兒子讀睡前故事時，經常會調換表示性別的指示詞，如此一來孩子們就會聽到男性和女性在故事里有著平等的角色，而不會將一些特定的職責和男性或者女性聯(lián)系在一起。這是瑞典媽媽們育兒哲學中很有啟發(fā)意義的一個細節(jié)。
凱特琳·科林斯：是的，確實有很多日常的細微舉動可以影響觀念的形成。但我不希望這又為媽媽們增加新的“待辦事項”。要改變現(xiàn)狀，需要更多主體的參與。
南方人物周刊：全球許多國家都在面臨生育率下降的局面，不少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后，并沒能扭轉這一趨勢。為什么提高生育率成為全球難題？公共政策的角色和局限體現(xiàn)在哪里？
凱特琳·科林斯：要不要生育是非常個人的選擇。但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的生育率變化確實有其社會影響。通過提供支持性的公共政策和服務幫助人們能更好地處理工作-家庭關系，讓人們有信心在成為父母后也可以保持健康和快樂，是生育率得以提振的前提。如果人們認定工作-家庭的矛盾是無解的，放棄生育也就不難理解了。這對于男性和女性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