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譯傳人”，世上唯有羅新璋

2022年2月22日下午，翻譯家、《紅與黑》經(jīng)典中譯本作者羅新璋因病離世，終年85歲。

在法國文學翻譯界，羅新璋不屬于最耀眼和著作等身的譯者，但圈內人都稱，他只要出手，皆為精品,其簡潔古雅的譯文頗有傅雷之風，被譽為“傅譯傳人”。

羅譯《紅與黑》迄今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達四十多個版本。羅新璋主編的《翻譯論集》和《古文大略》也給后世留下豐厚和精當?shù)膶W術遺產(chǎn)。而更令人們感懷的，還有羅新璋近乎極致的嚴謹、令人莞爾的幽默、對后輩與友人的情深意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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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間，“化傅為我”

翻譯家施康強在《后傅雷時代》一文中曾說，他們這一代的法國文學翻譯家，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

這當中，羅新璋的表現(xiàn)更為特別。

在北大上學時，他讀了傅譯作品，驚為天人，便將傅雷譯作全部研究了一遍。

“傅雷對翻譯的要求是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講究色彩變化，而且他講究用字不重復。伏爾泰有一句話：Il y a du divin dans une puce；傅雷譯成‘一虱之微,亦有神明’，這‘之微’兩字加得好，反襯(神明)至大。”羅新璋總結。

他極愛傅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大二看了第一卷原文，接著順下去，從中文看全書，“相見恨晚”。傅雷在此書中融進了自己的朝氣與生命激情，克里斯朵夫雄強的個性，也對自認“性格偏弱”的羅新璋形成很大的激勵，覺出“尤其在青年時代，宜于培養(yǎng)一種崇尚堅忍的斯多葛精神（古希臘的斯多葛學派強調人要把痛苦視為人生的一部分，必須直面并且克服這些痛苦）”。

畢業(yè)后他工作的國際書店，前院辦公，后院就是宿舍。他定出一張作息表，保證一星期40小時純學習時間，四年不看電影不看戲，“有所為就只能有所不為”。

法語邏輯縝密，語法復雜。翻譯家鄭克魯當時是從背誦兩萬六千生詞的《法漢詞典》開始入門。羅新璋的自學法，則是——抄。

9個月里，他抄完了傅雷翻譯的《高老頭》，整部《約翰·克利斯朵夫》、兩篇梅里美、五本巴爾扎克，且是把傅譯的中文寫在原文的字里行間，一一對照品讀。傅雷在1949年后譯有274萬字，羅新璋足足抄了254萬字。抄《約翰·克利斯朵夫》前，他理了個發(fā)，下了決心，“滅此朝食”，等全書抄畢，兩個半月，頭發(fā)已長得像囚犯。

羅新璋曾說，有時看了下一句法文，回頭看傅雷的譯法，好像是從自己腦子里迸出來一般。抄寫期間，《世界文學》雜志約他翻一篇八千字的小說，他三晚就完成了。用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學者金圣華的話來說，這正如“‘觀千劍則曉劍，讀千賦則善賦’，說‘傅譯傳人’，世界上不作第二人想，唯有羅新璋才當?shù)闷稹薄?/p>

1962年底，羅新璋擬信把翻譯上的疑難困惑向傅雷請教。次年1月初謄寫寄出，傅雷兩天后就回了信，提出：“愚對譯事看法實甚簡單：重神似不重形似；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要求將原作化為我有，方能談到迻譯。

金圣華回憶，她準備有關傅雷的博士論文時，從傅聰傅敏兄弟那里得到很多寶貴的一手資料、手稿。再版《傅雷家書》時，他們托付她把其中的法文和英文信函翻成中文?！傲_新璋把傅雷先生和羅曼·羅蘭的信件也翻成中文。我心里感覺，他才是翻譯傅雷家書最棒的人選。我們算是研究傅雷的同道中人，但他跟我之間絕對沒有同行如敵我的排擠、猜忌，反而是終生的默契、尊重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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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求生

抄寫“傅譯”，不只是一個學子自我造血的傳奇，也是他面對人間不公的某種抵抗。

1957年秋，羅新璋從北大西語系畢業(yè)時，正遇上“反右”，原本他和德文專業(yè)的樊益佑一道被分配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因樊成了右派，出版單位不能去，上頭草草了事，就把兩人一起派去國際書店。主要的工作是匯集和核對全國各地的訂書訂單，再統(tǒng)一寄給外國經(jīng)銷商。

西語系和國際書店說明情況，希望調整；法語教研室主任郭麟閣推薦羅新璋去商務印書館，商務要，但書店不肯放。同學柳鳴九對羅新璋說，只好靠自己努力，將來叫社會承認吧！

1963年，羅新璋父親去世，他微薄的薪水要養(yǎng)六個人，實在力不從心。為節(jié)省京滬兩地開支，他申請調回上海，書店依然不準。人事處后來還通知有關出版部門，勿發(fā)表羅新璋的譯稿。多年后，羅新璋和中法同文書舍創(chuàng)始人朱穆說起這段“陽光永遠也照不進來”的往事，依然憤憤不平。

直到后來對外刊物《中國文學》籌備法文版，羅新璋調入外文局，去這本雜志做編輯，命運才見轉機。然而每每讀到黃景仁的詩“汝輩何知吾自悔，枉拋心力作詩人”，仍有“勁兒沒使對”的感觸。

在《中國文學》他工作了17年，把中國文學的經(jīng)典譯成法文，后期擔任編委和法文組組長，看似“穩(wěn)定上升”。但在和金圣華對談時，他自認“中國法文到法國法文，這一關過不了。光靠努力，還不夠，缺少環(huán)境，先天不足”。

采訪時我問金圣華，這樣的認知是否主要出于羅新璋的自謙。

“不，這關乎翻譯的本質?！彪娫捘穷^金圣華用非常嚴肅的口吻回答。

“外界似乎有種觀點，一個人可以兩種語言雙向翻譯，才是大翻譯家，實則不然。目前在翻譯界，中譯外基本還是由那些漢學家來完成。像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是雙劍合璧，妻子戴乃迭是英國人。因為翻譯是件極其艱苦和困難的事情，除非你在雙語環(huán)境長大。依靠后天學習所得，在某些點上仍然無法完全涵蓋翻譯中遇到的問題。羅新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法譯中的高度遠遠超過中譯法。他這樣認識自己，除了他謙遜的美德，要求完美，也是因為他透徹地了解翻譯的本質?！?/p>

1981年，羅新璋總算調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拜訪錢鍾書時，羅新璋說，搞了17年翻譯，結果走得還很不愉快（外文局不肯放）；錢鍾書答，（1950到1960年代）他也搞了17年翻譯，建議羅新璋好好翻幾本自己喜歡的書。

于是，從莫洛亞的《栗樹下的晚餐》開始，到法國中世紀作品《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當與伊瑟》，羅新璋終于在知天命之年，啟動了法譯中的事業(yè)，還以一己之力校訂了二十卷《傅雷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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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歸化派”的爭議

1992年，羅新璋接受浙江文藝出版社邀約，著手翻譯《紅與黑》。試稿的幾個月，他覺得上班回來譯書，進度太慢，遂調整為每日凌晨4到7點潛心譯書，無任何干擾——這每每讓至交施康強贊嘆不已。

公家書，不便做記號，羅新璋每天就翻千把字。細細讀，重在領悟，不認得的字字典也不查了，腦子里邊看邊翻，有時憑imagination et fantaisie（奇思遐想）能得意外句；“（這樣做）不好的地方則是意義不確?！?/p>

初稿譯了一年，第二年一章一章修改。改時由放而收?！岸逄然蛴锌扇』蚩勺g之處，或許得益于清晨平旦之氣?！痹诹_新璋，這已是難得的自詡之辭。

當時《紅與黑》已有趙瑞蕻、羅玉君、郝運和聞家駟等多個譯本，且流傳甚廣。許淵沖的譯本也在1993年出版。柳鳴九說：“我生平有一志，只想譯出《紅與黑》來，但得知他（羅新璋）在翻譯后，我心服口服，從此斷了這個念想?！?/p>

在世界范圍內，直譯與意譯間的沖突是永恒的爭議。反映在《紅與黑》的多個譯本上，許淵沖、羅新璋等人成了“歸化派”的突出代表。得傅雷思想精髓的羅新璋一直牢記：外譯中，是將外語譯成純粹之中文，而非外譯“外”（譯成外國中文）。這點頗深入人心，但他認為文學翻譯也是藝術創(chuàng)造，而在翻譯上，“精確未必精彩”，則激起了不同的聲音。

另一方面，受利益的驅動，上世紀90年代中國市面上外國名著濫譯、抄襲現(xiàn)象頻出。當時在南京大學外語學院任教的許鈞有感于此，希望能鑄造一個既科學又藝術的尺度，促成積極健康的理論發(fā)展和高質量的譯本出現(xiàn)，因而發(fā)起了有關《紅與黑》中譯本的大討論，不料卻激起了一次中國范圍最廣、影響深遠的翻譯爭鳴。

在許鈞撰寫的《是否還有個度的問題》這篇文章里，他指出羅譯不拘泥于原文，句子短而句式精，詞匯色彩濃烈(有的甚至比較華麗)，“朝譯夕改，孜孜兩年，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花在用語‘求工’上。”

他以“Placécomme sur un promontoire élevé, il pouvait juger, et dominer pour ainsi dire l’extrême pauvreté et I'aisance qu'il appelait encore richesse.”這句為例——

郝運譯為“他好像是立在一個高高的岬角上,能夠評價,也可以說是能夠俯視極端的貪困,以及他仍舊稱之為富有的小康生活”，羅新璋則譯成“他仿佛站在高高的岬角上，浩魄雄襟，評斷窮通，甚至凌駕于貧富之上”。

許鈞認為，“浩魄雄襟，評斷窮通”這八個字雖然氣勢不凡，但用于傳達似乎有些失度，與原作質樸的文字不甚相符。

翻譯家羅國林也曾問過羅新璋：這句未免過分雕琢了吧?羅新璋回答說：“那是為了避免與以前的譯本雷同?！绷_國林則認為這恐怕是一種刻意的追求。

但參與各方都能開誠布公，就事說理，來來回回中并不“夾槍帶棒”。羅國林記得，在北京參加亞洲翻譯家論壇會議之余，許鈞約他去許淵沖家聚會,羅新璋和施康強也在?！斑@是一次不尋常的聚會，因為許鈞公開批評過羅新璋、許淵沖所譯的《紅與黑》，尤其撰專文批評過羅譯本，而這一次他帶著尚未發(fā)表的新批評文章來，請許羅二位過目，當面征求意見。批評者和被批評者聚在一起，有友好誠摯的傾談、嚴肅認真的探討，也有慷慨激昂的爭論。（殊為難得）”

當時許鈞和團隊還在《文匯讀書周報》上向社會發(fā)出了一份調查問卷，詢問讀者對于不同譯本的喜惡和看法?；厥盏?16份問卷結果顯示，大多數(shù)讀者比較喜愛與原文結構較為貼近的譯文。對于許淵沖把《紅與黑》結尾的Elle mourut（直譯“她死了”）譯成“魂歸離恨天”，讀者給的票數(shù)為零。

在多個場合，個性張揚的許淵沖都對許鈞直言，輿論引導在先,讀者調查在后，有“誤導”之嫌，對“化派”不公。許鈞坦承，自己雖沒有“誤導”，但內心確實主張譯文不要離原文太遠。

“是夸大出發(fā)語與目的語之間的差異，賦予自己以更大的‘創(chuàng)造'自由，還是實事求是地對待兩種語言之間的差別，盡可能采取既不背叛原作，又能為目的語讀者接受的手段……達到原作風格與譯作風格的一種動態(tài)平衡呢? 這是我希望帶給大家的思考?！?/p>

較之許淵沖一貫的“大炮”做派，羅新璋相對溫和?！拔覀兿嗖钍畮讱q，但他對我們非常平等。有什么觀點都擺到桌面上來說，少有那種文人相輕的酸味?！痹S鈞說。

不過，從羅新璋1995年致許淵沖的一封信里，也可見他的心境：

沒有創(chuàng)造力的譯文，總沒有生命力。生命就是創(chuàng)造，創(chuàng)造，才是生命。“魂歸離恨天”，曲終奏雅，譯得好，我就沒想到。想到，我也會用上。但據(jù)許鈞說，這句得票等于零！不得票，難道就不好?!求le plaisir du travail bien fait（凡事精益求精），心安理得，自得其樂，可也！

筆名“槐蔭詩話”的讀者衛(wèi)建民曾當面告訴羅新璋，“讀您的翻譯，好像是讀典雅的中國小說，外國味全蒸發(fā)了?！敝袊缈圃貉芯可航淌?、翻譯家余中先也表示，自己和羅新璋在“怎么化”這點上有分歧，但絲毫不影響兩人交流。許鈞慨嘆，那樣熱烈而純粹的全民學術交流，現(xiàn)在很難重現(xiàn)，但在法語文學翻譯界，這種平等開放、沒有門第資歷之忌的氛圍卻一直沿襲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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藹如

羅新璋常笑言自己“一事無成”，屢屢說“我是一個沒有什么譯作的譯者”（un traducteur sans traductions）。而熟知他的人都說，他把精力全花在了已有作品的精打細磨上。

他喜歡莫洛亞，行文也力求“簡練、貼切、明晰”。主張“惟pléonasme（同義迭用）之務去”，對新詞俚語從嚴把關，寧用正宗的 au contraire（介詞短語，意為“反之”），而不趕時髦，取par contre之類習語，抵制barbarisme（不規(guī)范），以致法國人都稱其為語言使用上的“純正派（le puriste）”。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教授黃葒說，自己是個“大而化之”的人。羅新璋既欣賞她的文采，也會毫不留情地挑她文中的錯漏，并一一記下來，叮囑她有機會再版務必修訂。他感慨現(xiàn)在的年輕人“的的不休”，語言平淡且拖沓啰唆。在他看來，作家也好。譯者也罷，語言凝練是一種基本美德。羅新璋對自己也如此。他寄給年輕一輩的本人譯作，常常會用鉛筆標注出自己改動的地方，或把法文原文寫在旁邊，注明為什么這樣翻譯、有怎樣的心得。

“我寫文章喜歡一氣呵成，喜歡保持靈感降臨時最初的樣貌。但羅先生認為，再‘靈’的靈感也需要打磨拋光才會臻于完美。”黃葒說。

上世紀8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編輯陳應年請羅新璋編一本《翻譯論集》。羅新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里泡了四個月，從《周禮》中的象胥誦訓、支謙的“因循本旨”、經(jīng)道安的“案本而傳”, 到鳩摩羅什的“文雖左右,旨不違中”，結合傅雷“神似說”和錢鍾書“化境說”等，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對中國傳統(tǒng)譯論做出了線索性、規(guī)律性的總結。許鈞指出，這本《翻譯論集》明確提出我國自成一體的翻譯理論，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比他人至少早30年。目下，這本書依然是各高校外語和翻譯專業(yè)學生的案頭必備之物。

此后蘭州大學和臺灣師范大學請羅新璋去講學，也正因此書是他們必讀參考書。羅新璋感慨：自己“在社科院外文所16年，兢兢業(yè)業(yè)，廣讀法國作品，卻治學無成，不意偶然編了一本《翻譯論集》，卻成了安身立命的依憑”。

在他看來，自己1979年“偶然”寫了一篇談傅雷翻譯的文章《讀傅雷譯品隨感》，被陳應年偶然看到，才促成《翻譯論集》項目。而那篇隨感能寫出，最硬的憑證是傅雷談文學翻譯的那封信猶存?！岸耪孥E（在1960年代的）瞬息之間幾乎就要毀去。這偶然卻仿佛在冥冥中鑄就了我的命運。螻蟻浮生，一輩子無非也像做翻譯那樣，在‘過’與‘不及’之間做人、做事、做文章”。

在臺灣師大擔任客座教授期間，羅新璋又一次沉浸在圖書館，專為青年外語學人編了一本《古文大略》，收入180篇經(jīng)典之作，其中特別收錄了一些有利于增強人格涵養(yǎng)的文章。“或不及孔明之能見其大，不逮靖節(jié)之能得其深，但略知粗解，依舊能覽而有得，誦而有趣?！?/p>

他對這本書投入心血，因此在把書稿交給復旦大學出版社編輯宋文濤時也比較自信。宋文濤讀稿時指出了一些錯處，沒想到羅新璋非常高興，還向他表示感謝。宋文濤嘆服道，“真的應了韓愈那個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p>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法語書編輯黃凌霞說，“老爺子一輩子向往人文社，卻終不能至”。他常常會對她說，“我羨慕你在這兒工作呀”。羅新璋不僅鼓勵她做好編輯，介紹她聽古典音樂，還時常分享教育孩子的體會，向她推薦盧梭的《愛彌兒》。

《紅與黑》羅譯本問世后，盜版層出不窮。羅新璋坦然以對?！八f‘人生五十愧無功’。我也沒什么知識產(chǎn)權可言，讓他們去盜，無所謂的啦。君子成人之美，人生里誰沒有un mauvais quart d’heure（一時的低潮）？”復旦大學法文系教授袁莉從羅新璋那里獲益良多?！八逃也灰獱幟鹄灿诘?。也不要泄氣，盡力把自己的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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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

愛聽浪漫派的羅新璋，曾經(jīng)寄給袁莉他錄制的傅聰彈奏肖邦的磁帶。

“他在信里提到，今天晚上難得有閑，關燈聽音樂?？墒撬校崎e的時刻太少，日常的生活太瑣碎?！?/p>

在談及健康、金錢、榮耀和享樂這些問題時，羅新璋告訴袁莉，做學問和做翻譯一樣，要有才，不僅是才氣的才，“傅雷家有四百畝良田，都敗光了才培養(yǎng)出一個翻譯家和一個鋼琴家?！?/p>

雖是笑談，卻也帶著一絲生活的苦澀。

羅新璋的夫人高慧勤是資深日語翻譯家。2008年她去世后，羅新璋除了不時和女兒羅嘉見下面，基本是一人獨居。袁莉覺得，羅新璋多少是有點受家務所累的。他多次表達過對柳鳴九家中雇有保姆，能夠心無旁騖投身翻譯的羨慕，還勸袁莉在生子之后也要請保姆，認為這才是明智之舉?！八炎约罕茸骷抑心衅?，還笑說，（一般保姆）哪有L’Academie chinoise的男仆干得細致？”

羅新璋喜歡旅行，認為真正的學問要從生活中來，常勸人能走路就不要坐地鐵。曾經(jīng)走路健步如飛，還常跑到年輕人前頭，“趁人不備”偷偷抓拍許多張照片，回頭洗了寄來。十多年前，武漢大學開加繆研討會，會后羅新璋頗有些難為情地向袁莉承認，自己是被轎夫抬上武當山頂?shù)??！八f，唉，人老了真是先老腿。對他來說這是難以想象的一件事情?！?/p>

2017年，羅新璋騎車摔了一跤。再過兩年，狀況更差，終于請了保姆。

一次袁莉從上海去北京，給羅新璋打電話沒打通，回去后給他發(fā)消息。不久收到回信：“在京，動手術成廢人，接電話慢，勿電，無言可告?！?/p>

“我想他心里頭很苦?！笔盏蕉绦诺脑颍y過了許久。

以前一到秋天，羅新璋去上?？吹艿?，都會找機會和老友們聚會，一起品嘗大閘蟹。2019年秋，袁莉給羅新璋寄了一筐大閘蟹。羅嘉回信，表示父親希望好轉后，能到上海面謝。

不料，再無重聚機會。

羅新璋素來欣賞他的好友李恒基。李恒基翻譯過法國詩哲阿爾弗雷德·德·維尼的名作《狼之死》，詩中公狼為保護母狼和幼崽，中彈之后，依然保持著堅忍與高傲，不吭一聲，默默死去。

“《紅與黑》里的于連內心崇拜拿破侖，其實那份豪情、少年意氣乃至狷狂，在羅先生身上也是有的。拿破侖說，人是為榮譽而生。羅先生也說，如果沒有這種dignité（尊嚴），活著的每一天都是死亡?！痹蛘f，“我不知道羅先生最后的兩年是什么狀態(tài)，但我們絕對尊重他。他雖然感嘆自己曾遭命運不公，但從不向命運低頭，也沒有過怨戾之氣?！?/p>

據(jù)袁莉和朱穆透露，晚年的羅新璋曾計劃研究錢鍾書楊絳夫婦，想過編寫類似《傅雷翻譯二百句》、《錢鍾書楊絳翻譯××句》這種給高校學子的教材。“他還在信中表達過，他讀過法國最好的一個《拿破侖傳》的版本，說希望和我合作翻譯，因為他從零開始有點吃不消了?！痹蛘f，很遺憾羅新璋的這個心愿沒有達成，看起來他已經(jīng)無力再去接手大部頭的翻譯工作了。

在接受采訪的中青年譯者眼中，羅新璋、許淵沖、周克希這一代的老翻譯家，坦誠直白，有什么說什么，都是心口如一的謙謙君子，“從來沒把自己當專家權威，而是和我們真誠地對話?！痹S鈞、余中先等人強調，“這一輩人的逝去雖然讓我們感傷，羅新璋這樣古文造詣極高的翻譯家也很難再復制，但欣慰的是，法語翻譯界從未斷層，年輕譯者亦有自己的優(yōu)勢。許多人能譯，能寫，能評論。他們也會奉獻出符合當下讀者趣味、有個人追求的好譯本。”

（參考資料：羅新璋著《羅新璋譯文自選集》《譯藝發(fā)端》《艾爾勃夫一日》《翻譯論集》《古文大略》，許鈞主編《文字·文學·文化〈紅與黑〉漢譯研究》，金圣華對羅新璋的訪談等。感謝所有受訪者對本文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