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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是要講愛情故事，普通的男歡女愛似乎也沒有太多傳頌的價值。思念成災又如何，為你摘星寫詩又怎樣，都很難撇清自我感動和自我表現(xiàn)。
清幽的人提出了更貼己的說法，成為橡樹，站在你的高度，看你所看，想你所想，走你走過的路，感受你的感受，補充你來不及說明的，完成你沒機會探索的——這可能是一個人類愿意且能夠為另一個人類付出的最極致情感。要是其中還不摻雜荷爾蒙的沖動，就更令旁人動容。
在港大教授黃心村的身上，我常常被這樣的純粹擊中。
過去兩年，她全心扎進張愛玲于港大及其整個香港歲月的研究，在《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xiāng)和世界》一書里逐章追溯大學時期對張愛玲影響重大的人，比如歷史老師佛朗士、中文系教授許地山，又比如出現(xiàn)在課堂布置的閱讀書單中、日后被張愛玲在公共場合提及的“比較歡喜”的英國女作家斯黛拉·本森（Stella Benson）。
圍繞這沒頭沒尾、沒有任何解釋的一句表態(tài)，黃心村花了大半年時間去弄清楚，斯黛拉·本森是誰、她寫過什么、張愛玲言下之意是在把她與同時代的誰作比較、比較過后為何更喜歡這位如今看來寂寂無名的作家？
黃心村先是想盡辦法買來早已絕版的本森寫過的書，接著又通過閱讀與本森同在一個文學團體內(nèi)的其他成員的傳記、日記、書信，從中搜尋其蛛絲馬跡。翻譯了部分作品后，她終于明白了張愛玲的寫作是從哪里來的。她想象張愛玲在那個年代讀到這些文字時的震動，從語言層面上突然就明白了她的源頭之一。
視頻采訪時，黃心村向我展示身后書架上成排的本森著作，順手又拿起來來回回翻了又翻的《張愛玲往來書信集》，近千頁的書里貼滿了顏色各異的便簽條。
兩年的研究已凝結(jié)成書，但黃心村顯然并沒有打算立刻將這些資料束之高閣，過程中延伸出的興趣仍像發(fā)酵的面團朝四面八方膨脹，“比如說佛老師，這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歷史人物。他留下的文字太少了，只有一篇短短的游記。港大的一份學生刊物上說他第一年到香港教書，之后暑假坐火車到中俄邊境，然后坐俄國的火車跨越西伯利亞才回的英國，回來也是這樣。他對俄國革命特別有興趣，對中國革命也充滿了同情。一個學者說他加入了紅十字會，進入內(nèi)地，把醫(yī)療物資運到西北……這些我都沒寫到，之后要補充。”
她甚至起意為這個神秘人物寫一個電影劇本，認為“只有在虛構(gòu)的空間里，才能把佛朗士完整的人生呈現(xiàn)出來”；本森就更不用說了，原本她就為其寫了十幾萬字，考慮到篇幅平衡才進行了大量刪減，之后有機會還是希望能將關(guān)于她的研究單獨成書。
回到研究之初，黃心村固然沒有料到自己日后會為張愛玲耗費這么多精力、生發(fā)出這么多課題，讓身邊好友感到她“每一個毛孔都是張愛玲、每一次呼吸都與之相關(guān)”。
一開始僅僅是因為兩年前適逢張愛玲百年誕辰，從美國來到張愛玲母校港大任教不久的黃心村感到“義不容辭要做點什么”，礙于疫情，座談會等活動都無法舉行，唯一能實現(xiàn)的便是策辦文獻展。負責看管港大檔案館的工作人員拗不過她的糾纏，只好任由她“偷偷摸摸”地進出，在狹小空間內(nèi)，倆人戴著口罩，一個專注、孤獨地翻找資料，另一個像間諜的同伴替她掃描。事成后黃心村不忘在每一個場合都感謝這位患難之交，比對其他人的感謝都要靠前。
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們依然活在機緣與困難之間，如今這里不僅僅有傾城之戀，還多了一段超越愛戀的靈魂共振，不需要張愛玲特地交代，也會有人記得要在日軍侵占香港紀念月去給佛朗士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