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十大工程
中國有一種很神奇的擁抱變化的能力
講座一開始，CCTV新大樓的設計者、德國籍建筑師奧雷?舍人就好像知道觀眾要質(zhì)疑他什么，放起了應對的幻燈片。
這里是2006年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觀眾質(zhì)疑：你們作為一個前衛(wèi)的思想進步的建筑師事務所，為什么要給一個政黨的宣傳機器設計這樣風格夸張、尺寸龐大的建筑？這是奧雷?舍人常被問的。西方人傾向認為，權(quán)力集中的國家，通常應該有著保守的建筑語言，至少是恒定的、控制的。
奧雷?舍人放的幻燈片是1958年至1959年，中國大躍進期間，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北京用10個月時間修的十大建筑。他想以此解釋，中國修如此的巨型建筑不是獨特的當代現(xiàn)象，而是中國傳統(tǒng)。
他接下來的話給臺下聽講座的中國建筑師、哥大在讀博士朱濤帶來強烈的刺痛感：“不到一年時間，中國首都從一個千年古都轉(zhuǎn)變成現(xiàn)代化城市，這種魄力和速度對外國人來說不可想象。中國有一種很神奇的擁抱變化的能力。中國有一種特殊的品質(zhì)，我們歐洲人沒有，是什么呢？不后悔，不管干了什么事絕不后悔?！?/p>
朱濤一直不喜歡那些連中文都不懂的外國建筑師趁著中國熱潮點評中國建筑?！懊總€人都搶著詮釋中國。很多人從來沒去過中國的，Google幾下，就來開個講座講三峽什么的。他們真的關(guān)心改善中國嗎？關(guān)心中國存在的問題嗎？還是他們關(guān)心的是自己，是中國的資源？你看那些研究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外國學者，有沒有可能不懂中文？可搞建筑的基本都不懂中文。那你還有什么資格去深入研究中國？”
但這一次的刺痛，8年后仍讓朱濤記得。之所以那么痛，是因為覺得奧雷?舍人說對了?！澳愠ＳX得，他們說得差，很幼稚，你反過來想，我們自己又做得怎么樣呢？我們自己連十大建筑的歷史都沒有，都說不清楚它們怎么修出來的?！?/p>
朱濤決定搞清楚這段歷史，博士論文寫“國慶工程十大建筑”。
在耗費巨資調(diào)動舉國之力修建十大建筑的同時，中國鄉(xiāng)村正在發(fā)生后來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朱濤采訪了近二十位當時參與工程的老建筑師和工程師。他好奇地問每個人：當時有沒有聽說過大饑荒？只有一個人知道，因為他當時是清華大學建筑系的黨組書記，工作內(nèi)容之一是攔住暑假探親回來的學生，不讓他們說出來，否則算學生思想有問題。
“中國社會怎么會到了那么隔絕的一種狀態(tài)？”朱濤感慨。他翻遍了現(xiàn)有的社會史和建筑史，只有一句話同時提到了這兩件事。那是顧準的日記。在河南信陽親歷大饑荒慘劇的顧準，回到北京，看到了壯美的國慶建筑，寫道：“細細辨察，雖然國慶建筑與哀鴻遍地同時并舉，人們對此聯(lián)想還并不多。這證明Stalinism（斯大林主義）在中國還有生命力?！?/p>
朱濤漸漸覺得，只寫十大建筑不夠了，他想回溯1949－1959年的中國建筑史，發(fā)現(xiàn)中心人物是梁思成，梁聯(lián)結(jié)了新中國10年的建筑發(fā)展和政治運動。而梁思成寫的一系列思想檢討是中心的文本材料。
于是，在博士論文之外，他先寫了《梁思成與他的時代》，稱“在神話終結(jié)處，歷史的幽靈探出頭來”。這不是一件討巧的事，許多人會評論“人艱不拆”。而朱濤說：“任何事情是有來源的，如果今天它還是問題，看到它的來源，也許我們可以有一些另類的做法。
國慶十大工程
被任意性的潮流挾裹
“你學的是工程技術(shù)，批判了藝術(shù)的一半，還留下工程的一半，至少還留下一半‘本錢’。我卻是連根拔掉，一切從新學起。要講痛苦，我比你痛得多，苦得多。但為了人民，這又算什么呢？”1959年，梁思成發(fā)表的《一個知識分子的十年》中，這樣寫下哲學家金岳霖對他說的話。大概在1958年，金岳霖說：“我一定要在10年內(nèi)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馬列主義的哲學家。”然后，“一切從頭重新學起?！?/p>
建筑比哲學還難從頭學起。“因為當權(quán)者沒有明確的建筑理念。不像斯大林、希特勒，甚至美國的杰弗遜，他們心里都有特別明確的建筑語言。杰弗遜覺得我要創(chuàng)立民主的美國，就古希臘風格，那是共和政體的先鋒，也是歐洲文化代表，那么我設計的校園都是古希臘的神廟。斯大林說要俄羅斯的傳統(tǒng)，洋蔥頭，高層建筑也全掛上古典的這些東西。希特勒就是雅利安那種古典傳統(tǒng)，大柱廊一排一排。但毛澤東對這些專業(yè)不懂，他通過改造思想解決這個問題。他覺得確實需要這些知識分子，但他們的思想觀念都是舊時代的，要通過寫檢討、政治運動把他們改造好，之后他們就能推出來正確的專業(yè)觀，會設計出屬于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建筑和城市。但建筑語言得靠慢慢演化，建筑師可以應付你，甚至可以真誠地寫檢討，但你讓他再推出新的建筑語言，很難的。所以最后可以選擇的其實不多。”朱濤說。
梁思成努力調(diào)整自己緊跟時代潮流，從1950年開始就頻繁地寫檢查，“接受系里青年教師和學生代表的各種批判?！痹诮ㄖ希辛俗约?930至1940年代受現(xiàn)代主義建筑思想啟發(fā)，也否定了來自歐美的布雜古典主義。
1952年，“方盒子、大玻璃窗的結(jié)構(gòu)主義作品”被蘇聯(lián)專家批判為“中了資本主義社會流毒太深”。梁思成和建筑師們都陷入了深深的建筑理論困惑中。
之后，梁思成努力探索“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nèi)容”，向蘇聯(lián)學習理念，給“頭頂著一堆政治口號，卻普遍不知該如何下筆的建筑師們”示范如何把中國古建筑的元素譯成中國當代建筑的民族形式。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4年11月，赫魯曉夫在第二次全蘇建筑工作者會議上迂回地批評斯大林的建筑方針。蘇聯(lián)建筑權(quán)威莫爾德維諾夫曾給梁思成講解何為“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nèi)容”。此時，他被赫魯曉夫當面指責片面追求建筑藝術(shù)和浪費。
此事傳到中國，1955年催生了一場席卷中國建筑界的“反浪費、反復古、反形式主義”運動，梁思成和他的“民族形式”是中心批判對象。盡管這是他費了極大努力徹底改造自己后，響應蘇聯(lián)號召確立的建筑形式。一直“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的梁思成，被批為一個“缺乏發(fā)展的觀點”的“復古主義者”。
在此之前，梁思成覺得：“黨就是不懂建筑……我想‘教育’黨的領(lǐng)導同志怎樣認識建筑學，認為‘外行不能領(lǐng)導內(nèi)行’。”在此之后，他更加檢討自己：“更加認識到黨的英明、偉大、正確，黨對一切工作，包括科學、技術(shù)工作都能夠領(lǐng)導，而且能夠領(lǐng)導得很好。我決心要爭取入黨?！保ā兑粋€知識分子的十年》）
梁思成一直力勸政府保留北京古城墻，留有名言：“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nèi)ヒ粔K城磚像剝?nèi)ノ乙粚悠ぁ！爆F(xiàn)實是，北京的1952年就開始陸續(xù)拆除外城城墻。1957年3月，政府宣布要根本性改造舊城，“城墻、壇墻一律拆掉?！贝藭r正是風氣開放的“百家爭鳴”時期，梁思成跟來訪的記者抱怨說：“我現(xiàn)在不愿意‘鳴’。你一邊在‘鳴’，人家一邊在拆墻周圍的磚，你‘鳴’了又有何用？過去扒三座門，理由是釀成了很多車禍，還拉一些三輪工人汽車司機到人代會上控訴，要拆就拆何必搞這一套，這樣搞誰還敢放個屁……”
1957年6月，反右運動開始。曾與梁思成共同提出著名的“梁陳方案”的陳占祥在“爭鳴”時譴責過現(xiàn)行設計院體制扼殺建筑師創(chuàng)造力。常與陳占祥觀點不同的建筑師華攬洪也在“爭鳴”時批評黨看不起技術(shù)人員，批評各城市不重視居住區(qū)建設，只顧蓋高標準的公共建筑和機關(guān)辦公樓……此時，他倆被打成“陳華反黨聯(lián)盟”。華攬洪被降級，幸因妻子是法國專家，生活未受太大沖擊。陳占祥則被下放北京郊區(qū)勞改5年多。
清華大學學生蔣維泓在“爭鳴”中發(fā)文呼吁《我們要現(xiàn)代建筑》，給中央進“萬字書”批評統(tǒng)治集權(quán)。被打為右派后，到北大荒勞改多年，“文革”時又被專政，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1970年初，蔣從干校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梁思成站在了“左派”陣營中，躲過了反右一劫。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初期，他又被打倒，被指控為“混進黨內(nèi)的大右派”，多次受到審問、批斗。最終于1972年逝世。
朱濤評論說：“全心追趕時代的梁，自以為一直在‘拼命向前’”， 但實際經(jīng)常被任意的潮流挾裹。某個瞬間，僥幸成為時代的弄潮兒，卻在下一個瞬間，被反向的浪潮拍倒?！煌５鼐o跟任意性的政治風潮，任意地否定自己，直到完全喪失專業(yè)信念，甚至社會信念的內(nèi)在連續(xù)性，才是真正痛苦難忍的。這種痛苦不是梁思成獨有的，而是新中國建筑師群體的共同經(jīng)驗，它對當代中國建筑發(fā)展影響深遠?！?/p>
1952年9月14日，北京，梁思成在清華園家中會見英國建筑師斯金納
白紙還是古國
1958年9月，準備修國慶十大建筑時，每種建筑風格都被批判過了。噤若寒蟬的建筑師們不知道什么才是“政治正確”的建筑風格。北京市副市長萬里鼓勵大家：“過去曾經(jīng)反對浪費，也反對過一陣大屋頂，因此形成了一些條條框框，我看這些框框可以打破?！?/p>
“那個時代很嚴苛，有時候又很寬松。”朱濤說：“你甚至分不清哪些人是加鐐銬的，哪些人是戴鐐銬的。毛澤東從來不對建筑直面發(fā)言，大家都在猜他喜歡什么，在運動里迎合。到最后，誰也不一定真覺得哪種是反動的，都是跟風嘛，斯大林說好就好，赫魯曉夫批我也跟著批?！?/p>
十大建筑里，民族飯店、華僑飯店和工人體育場采用了現(xiàn)代主義，這在1952－1954年在蘇聯(lián)專家影響下批判過；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采用了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這在1954年被赫魯曉夫批判為復古、矯飾和浪費；北京火車站、農(nóng)業(yè)展覽館、民族文化宮和釣魚臺國賓館都采用了“大屋頂”民族形式，這在1955年被毛澤東當作“復古主義”批判；人民大會堂與中國革命和歷史博物館采用西方新古典柱廊式，這是梁思成很不理解的“西而古”形式。
在一次討論會上，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榕不同意朱濤對十大建筑的批評：“十大建筑里有3個復古屋頂。1990年代陳希同時代北京滿大街的亭子，就完全達不到40年前的水平。十大建筑的建筑師，調(diào)動了自己所有的專業(yè)能量，甚至超出了他們原有水平，在政治夾縫中把建筑藝術(shù)達到了相當水平?！?/p>
朱濤后來對此回答：“我的意思是這盤棋，確實每個局部的棋子都很精心，修養(yǎng)很高。但在更大的棋盤里，規(guī)則是沒有的。而且你的形式和你的需要與愿景之間沒太大關(guān)系。比如人民大會堂是勞動人民來商量大事的，討論如何邁向共產(chǎn)主義的，你居然用了文藝復興最復古的樣式。人民大會堂是開人代會的，每年人代會有多少人？不超過3000。加上旁聽、外國使節(jié)、保安，最多6000人。你仔細看每次開幕的時候，第三層全空的，到閉幕的時候，第二層也全空了。有時候很難堪，要請人來把二樓坐滿。那為什么還要建萬人禮堂？可能因為毛澤東喜歡‘萬’字。早在延安時期，他就立下宏愿，革命勝利了，建個萬人大禮堂。你看現(xiàn)在的人民大會堂，聲學上、視覺上都不好解決，離那么遠，還怎么討論？怎么議政？”
領(lǐng)導任意化的趣味優(yōu)先，一直延續(xù)至今。陳希同時代的口號是“奪回古都風貌”。朱濤講：“陳希同有個助手，參加各個北京高層建筑的評標，等專家評完一等獎中標方案后，他就會拎個小提箱沖過去，說這個中標方案很好，打開那個提箱，拎出幾個小亭子，說如果再放上這個會更好，往屋頂上一放。就這樣機械地處理高層建筑。”
相關(guān)的事情還有，著名建筑師貝聿銘1979年回到中國，有領(lǐng)導人請他在長安街設計一個高層旅館，他拒絕了，改去遠離城區(qū)的地方設計了香山飯店。他自豪的不是香山飯店的設計，而是說服北京政府在故宮周邊不要修高樓。
甚至還有頗受爭議的官員耿彥波，自稱遵循保護舊城、修建新城的“梁陳方案”，要在大同修一個新城，再修一個舊城，整個街區(qū)修回明清的樣子，被稱為“拆遷市長”?！斑@是梁先生要的嗎？梁先生是要保護古城，不是重修一座古城。”朱濤說。
“今天的政治任意化導致的建筑任意化還跟全球的資本任意化結(jié)合起來了?！敝鞚偨Y(jié)，“官員提升是靠GDP和形象化展示，你把錢投在教育上可能十幾年都看不出明顯效果，投在建筑上，一眼就看出來了。很多偏遠縣城也會這樣胡搞，高新產(chǎn)業(yè)園，總部基地，因為每個地方都想以建筑產(chǎn)業(yè)作為支柱產(chǎn)業(yè)來推動發(fā)展。資本也一樣，他才不管你當?shù)鼐蜆I(yè)、教育什么的，短期最大限度拿利潤走人。很諷刺的是，現(xiàn)在風格是失控的。以前北京修人民大會堂，全國抄人民大會堂，政治上保險嘛。現(xiàn)在一個小縣城可以修天安門、白宮、國會山。成都可以聘請國家大劇院的設計師保羅?安德魯設計行政中心。這樣的國際明星到哪，都會強行催發(fā)出一批地標建筑，相當于把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地方放到世界的版圖里，來拉動它的品牌、旅游、經(jīng)濟。而在這種實體經(jīng)濟向虛擬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時候，其他國家修大房子的越來越少了。所以老外現(xiàn)在覺得中國好神奇呀！到處都是實驗場地，可以隨便設計。有時候你碰準了，就是一個特別好的建筑，有時候碰不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個結(jié)果。扎哈?哈迪德說：中國是一張令人難以置信的白紙，可以做最大膽的實驗。但中國不是白紙呀，中國是五千年的古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