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馬庫斯·布倫納梅爾（Markus K. Brunnermeier）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蘭茨胡特的一個木匠家庭。同年10月，聯邦德國迎來第四任總理——維利·勃蘭特。為推動東西德交往，勃蘭特提出“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口號。他的“新東方政策”奉行“與西方合作，與東方和解”，被認為是推動當時歐洲冷戰(zhàn)局勢走向緩和的實質性舉措之一。直到1979年蘇聯武裝入侵阿富汗前，布倫納梅爾的童年都在冷戰(zhàn)緩和期內度過。
16歲前，子承父業(yè)都是順理成章的選擇，而讓這個西德少年成長為“釘釘子最多的經濟學家”的重要驅動之一是對東德的好奇——為什么“兩個德國”經濟發(fā)展如此懸殊？他發(fā)現，市場價格能傳達很多信息，而在計劃經濟體系下，這類信息無法順暢流動，社會各方便難以作出最優(yōu)決策。這成為布倫納梅爾在國際金融市場和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起點。
同樣需要信息的是危機管理。2020年3月，新冠疫情開始席卷全球。布倫納梅爾已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愛德華茲·桑福德講席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他著手組織了網絡視頻研討會“馬庫斯學院（Markus’ Academy）”，希望在經濟學家、思想領袖、歷史學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間架起橋梁，鼓勵各方從不同視角評估時局，并提出創(chuàng)造性解決方案。三年來，研討會的主題從最初的疫情延展到高通脹下的投資、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烏克蘭重建等備受關注的國際社會經濟議題。
圍繞這些議題的討論千差萬別，但布倫納梅爾逐漸從中剝離出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韌性”。他在新書《韌性社會》一書中寫道，沖擊往往禍不單行，一場危機可能會誘發(fā)另外的危機。這些事態(tài)的發(fā)展形式各不相同，沒有任何事物或人能完美地保護我們免于相關沖擊。我們需要保持遭受重擊后重新站起來的能力，需要安全緩沖、冗余儲備以及可以退守的保護區(qū)?！斑@里所說的‘我們’意指每個人、每個社會階層、每個組織機構乃至整個全球社會?！辈紓惣{梅爾強調。
對當下的中國，韌性尤為關鍵。2022年末，中國防疫政策調整優(yōu)化。步入2023年，復蘇之路并非坦途。布倫納梅爾在書中提出的疑問——危機結束后的社會將是什么樣的？我們下一步將走向何方？——仍縈繞在人們腦海中。
日前，《南方人物周刊》采訪了布倫納梅爾。答復郵件時，他所在的普林斯頓正值嚴冬，窗外零下10度，寒風凜冽。我們探討了主要國家對危機的韌性應對將如何重塑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制造業(yè)回流與全球化新機遇，經濟學家如何看待這個充滿不確定的時代，如何看待變化中的中美歐三邊關系，以及走過冷戰(zhàn)劇變時代的他對當代年輕人的建議。
與其竭力避免風險，不如把重點放在培養(yǎng)韌性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想通過《韌性社會》傳達的觀點是什么？
布倫納梅爾：我們需要轉變觀念。與其竭力避免風險，不如將重點放在培養(yǎng)韌性，即沖擊后反彈的能力。最近的危機告訴我們，避免沖擊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能，代價也非常高。我們應該去冒險和試錯，風險暴露有助于培育韌性，只要我們能在挫折后重新振作起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韌性策略成功的關鍵在于雙管齊下：第一是控制初始的沖擊，危機的范圍和嚴重程度需要受到限制；第二是為復原創(chuàng)造條件。在這兩方面齊頭并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某些場景下，某些主體會沉迷于前者，忽視或不重視后者。為什么？
布倫納梅爾：從一開始就不僅要關注危機遏制，還要關注如何反彈，這一點非常重要。面對危機，人們會覺得竭力減少沖擊帶來的直接影響是迫在眉睫的。然而，這是短視的，從長遠看，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
南方人物周刊：“韌性”并非新話題。與過去相比，這輪關于“韌性”的討論有哪些新特點？
布倫納梅爾：“韌性”的概念最早源于材料科學。如果某種材料在受到壓力或沖擊下變形，之后又回到初始狀態(tài)，則說明這種材料具有韌性。心理學研究個體的適應力，而整個社會的韌性則更富挑戰(zhàn)性。這要求除社會整體外，大多數人都能在受到沖擊后有反彈的機會。有韌性的社會需要努力帶領所有人共同發(fā)展。同時需要注意溢出效應。比如美國的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經濟體有強大的溢出效應，當美國貨幣政策收緊，就會給后者的韌性造成威脅。
比“友岸外包”更合適的是“多元化采購”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12月，臺積電位于亞利桑那州的新圓晶廠舉辦的移機儀式上，創(chuàng)始人張忠謀表示，“自由貿易幾乎已死?！边@些年來，受疫情和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價值鏈正朝著區(qū)域化、次區(qū)域化方向發(fā)展。五年或十年后，全球供應鏈將是什么樣？這個變化過程中有什么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布倫納梅爾：疫情前，國際企業(yè)的關注重點是降低成本。得益于全球供應鏈，企業(yè)可以將生產外包給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經濟體，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這也催生了“準時生產制”（注：只在需要的時候，按需要的量，生產所需要的產品）。近年來的危機讓我們意識到，準時生產制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反而使企業(yè)的生產經營更易受到擾動。當前，新的信條是“以防萬一”而不是“追求時效”。
值得關注的是，過去已經外包給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經濟活動會在多大程度上遷回發(fā)達國家，即所謂的“回流（reshoring）”。自動化的發(fā)展使得一些政客倡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即將供應鏈網絡限制在盟國或友好國家。
南方人物周刊：有觀點認為，“友岸外包”將在全球范圍引發(fā)危險的保護主義漩渦，政府不應推動這些轉變，而應努力重建對全球貿易的信任，并為實現這一目標制定切實的議程。你怎么看？
布倫納梅爾：相比“友岸外包”，我更推崇“多元化采購（multi-sourcing）”。理想情況下，企業(yè)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大陸找到多個供應商。如果一個大陸的生產受到沖擊或干擾，其他大陸的供應商可以對沖風險。多元化策略既能提升供應鏈韌性又利于成本控制，也不會給新興市場與發(fā)展中經濟體造成總體損害。在一個高通脹的時代，讓成本可控的壓力越來越大。因此，我有信心多元化采購的方法將會被廣泛采納。當然，這有賴于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
商品貿易全球化放緩，而服務貿易全球化仍呈擴張態(tài)勢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美國制造業(yè)回流的前景？這將如何影響世界其他地區(qū)？
布倫納梅爾：有兩股力量在推動美國制造業(yè)復興：隨著生產自動化水平越來越高，企業(yè)對勞動力成本的敏感度在降低；制造企業(yè)希望把生產環(huán)節(jié)搬到更靠近客戶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商品制造業(yè)的重要性在下降，而服務業(yè)的重要性在增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商品貿易全球化放緩，但服務貿易（注：包括餐飲、交通、觀光旅游、計算機、通訊和信息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研發(fā)服務等）全球化仍呈擴張態(tài)勢。那些能較早認識到這一趨勢，并重視服務業(yè)發(fā)展的國家可能會獲得更好的發(fā)展。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2月，歐盟執(zhí)委會推出《歐洲芯片法案》草案。根據該法案，歐盟將投入超過450億歐元的公共和私有資金，用于支持歐盟的芯片制造、試點項目和初創(chuàng)企業(yè)，希望歐洲在全球半導體市占率能從目前不到10%提高到20%，降低對亞洲及美國的依賴（注：2023年1月24日，歐洲議會通過“芯片法案”草案）。有觀點認為，這一法案的實施將在價值鏈中造成額外的低效和重復。由于歐盟更高的生產成本和稅收，微芯片將變得更加昂貴，反過來又會減緩歐洲電子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擴散。你怎么看？
布倫納梅爾：中美雙方都在芯片研發(fā)制造以及人工智能方面投入巨大。在這一背景下，歐洲也想在芯片技術方面發(fā)展一些專業(yè)知識是可以理解的。在高科技領域，競爭不是圍繞勞動力成本展開的。
南方人物周刊：“雁行模型”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1930年代提出。該理論被用于解釋日本與東亞地區(qū)間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地區(qū)產業(yè)結構相對優(yōu)勢由較先進的國家或地區(qū)不斷向后進國家或地區(qū)轉移的傳導機制。2022年10月，運輸經濟學公司 MDS Transmodal的數據顯示，中國在服裝和配飾、鞋類、家具和旅游用品等消費類別的出口主導地位在下降，越南、馬來西亞、孟加拉國、印度正在成為這類轉移的目的地。你怎么看待“雁行模型”在亞洲的演變？中國制造短期內面臨哪些挑戰(zhàn)和機遇？
布倫納梅爾：除了按照預設的順序追趕，還會出現跳躍式前進。比如在數字化和數字貨幣領域，中國就跨越了好幾個發(fā)展階段。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增加、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多元化采購”的努力導致了不同的全球外包模式的出現。中國可以努力的領域很多，比如環(huán)境技術。
2022年12月6日，美國亞利桑那州，美國總統(tǒng)拜登抵達臺積電半導體制造工廠，就其經濟計劃發(fā)表講話（視覺中國/圖）
追趕與開拓邊界是截然不同的
南方人物周刊：據世界銀行調查，1960到2008年間，全球101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qū)中，只有13個成功發(fā)展為高收入經濟體，其余均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自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轉變的過程是一個特殊的不穩(wěn)定階段。有學者認為，中國要實現2035年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標，年GDP增長率應不低于4.73%，同時人口老齡化也會帶來很大的挑戰(zhàn)。你怎么看？
布倫納梅爾：許多國家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追趕與開拓邊界是截然不同的。處于追趕狀態(tài)時，一個明智的做法是復制發(fā)達國家的生產技術和工藝。而繼續(xù)向前則需要研發(fā)投入。重要的是，這不僅關乎資金投入，還關乎如何投資以及如何引導資金進入正確的方向。這要求對各種嘗試抱有積極的態(tài)度，為創(chuàng)造者賦予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并鼓勵批判性的話語表達。
南方人物周刊：2022年，辜朝明的《大衰退》在中國很火。他在書中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當資產價格大幅縮水而負債不變，企業(yè)和家庭等私人部門因為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而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歸還債務和去杠桿，私營部門的目標從追求利潤最大化轉為債務最小化，從而導致經濟衰退。你曾多次到訪中國，中國能從日本“失去的歲月”中學到什么？
布倫納梅爾：是的，當企業(yè)或家庭遭遇債務積壓問題時，他們不愿意啟動新的創(chuàng)新投資項目。相反，他們避免冒險并專注于償還債務。這扼殺了創(chuàng)新，也讓經濟增長化為泡影。主要教訓是清算企業(yè)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應對存在債務積壓問題的僵尸企業(yè)進行債務重組。雖然這可能會在短期內造成一些不穩(wěn)定性，但整體的長期收益會更大。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投資不振將延遲復蘇的到來，增加疤痕效應長期化的風險。因而支持企業(yè)和居民家庭的措施非常關鍵。這些干預政策的乘數可能遠大于普通的凱恩斯乘數，因為紓困措施能保護中小企業(yè)的資本存量與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當前中國同樣面臨這一問題。有學者認為，短期內居民收入能否增長、中小企業(yè)利潤能否提升，非常關鍵。你有哪些建議？
布倫納梅爾：關鍵在于弄清楚沖擊是暫時的，還是結構性的，或會帶來永久性變化。如果沖擊是暫時的，支持受重創(chuàng)的行業(yè)更有意義。如果沖擊是結構性的或永久性的，那么就應該利用沖擊來推行結構性改革。這種情況下，人為地讓企業(yè)維持生命是不明智的。因為從長遠來看，僵尸企業(yè)會桎梏經濟增長。此外，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債務領域，如果一個經濟體能不被重重債務所累，它都會更具韌性。對中國來說，明智的做法是找到減輕債務負擔的方法，尤其是在房地產領域。
2022年10月25日，德國柏林，馬庫斯·布倫納梅爾（左一）出席探討烏克蘭重建的國際專家會議（視覺中國/圖）
全球化對善于轉型的國家非常有益
南方人物周刊：有觀點認為，歷史上每個經濟體都只能保持一段經濟高速增長期。只要貿易全球化繼續(xù)下去，經濟放緩就不可避免。你同意么？
布倫納梅爾：如果經濟體能夠重塑自我，它們可以輕松地經歷幾個增長周期。城市就是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城市本身就是個小型生態(tài)系統(tǒng)。一些城市較早地成了傳統(tǒng)產業(yè)的技術引領者，但要繼續(xù)成為新領域的技術引領者，必須有重塑自我的能力。例如，美國的波士頓曾經是工業(yè)革命時期美國制造業(yè)的中心，如今脫胎換骨成為全球生命科學領域的科研機構和企業(yè)的聚集地。類似的，文藝復興以來，隨著全球化路徑的改變，意大利的威尼斯也經歷了多個周期，但是轉型就不那么成功?？偟膩碚f，全球化對善于轉型的國家是非常有益的。
南方人物周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體將陷入衰退，你怎么看待2023年？你對普通人有什么建議？
布倫納梅爾：過去幾年的經歷告訴我們，要預測2023年是否會面臨經濟衰退很困難。就像在2019年底，沒人能預料到一場疫情即將席卷全球；在2021年底，沒人能預料到即將爆發(fā)的俄烏沖突。這兩個事件都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所有人來說，重要的一課都是為眾多可能的情形做好準備，而不是僅去關注那些常規(guī)預測。因為個體很難避免沖擊，我們能做的就是做好準備并保持韌性，以靈活的方式適應各種新情況。
南方人物周刊：國際組織在全球化時代可以發(fā)揮重要作用，但其中的兩個代表性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卻面臨越來越多的批評。一些人認為，這些機構是新自由主義的工具，“富人”借此剝削“窮人”。也有觀點認為，許多從過去“繼承”下來的國際機構已經過時了。你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你認為國際組織和多邊機構應如何改革，以更好地加強各國之間的互動和對話，并找到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全球解決方案？
布倫納梅爾：從20世紀70年代直到近幾年前，世界經濟發(fā)展都是一個偉大的成功的故事，尤其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過去的50年里，世界人口幾乎翻了一番，達到80億，貧困人口數量卻有所下降。這是一項重大成就，尤其是考慮到1970年代時人們對世界前景的預估有多么黯淡——想想1972年羅馬俱樂部關于“增長的極限”（注：羅馬俱樂部是成立于1968年的全球智囊組織，其主要成就是發(fā)表于1972年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認為，如果資源消耗沒有實質性變化，最可能的結果將是人口和工業(yè)產能出現相當突然且無法控制的下降），以及冷戰(zhàn)很有可能以災難告終的種種預測。這個故事能夠走向成功，中國向西方開放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眾多貧困人口成功脫貧。全球化正在促成這種變化。
對國際組織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它們需要維持全球化向有益的方向發(fā)展，防止世界走向分裂，并遏制地緣政治風險的加劇。同時，它們還需要減少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這一點上，國際組織跟過往有很大的變化。近年來，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環(huán)境因素、減少不平等和許多其他社會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
與安全考慮相比，歐洲內部分歧相形見絀
南方人物周刊：16年來，安吉拉·默克爾因提升德國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而受到贊譽。你如何評價默克爾時代和后默克爾時代的開始？
布倫納梅爾：確實，在她執(zhí)政期間，德國在歐洲的影響力得到增強。她很好地維護了德國的國家利益，謹慎地協調著國際和區(qū)域環(huán)境。她不像其他政治家那樣沉迷于勾勒那些易落空的宏偉愿景。
南方人物周刊：你參與合著的《歐元的思想之爭》曾提到，歐元區(qū)危機背后其實是一場思想之爭，主要表現為德國和法國之間的觀念差異。2022年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30周年（注：該條約的生效標志著歐洲聯盟正式誕生）。有學者認為，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日益深化和擴大，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在這樣一個愈發(fā)支離破碎的世界，你怎么看待這些年歐洲一體化面臨的挑戰(zhàn)？
布倫納梅爾：俄烏沖突讓歐洲更團結。與安全考慮相比，先前所有分歧都相形見絀。當然，在如何應對能源短缺問題上，歐洲內部仍有分歧。德國和意大利受到的打擊最大，因為它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程度很高。法國則不同，對核電的依賴度較高，對天然氣的依賴度較低。推動綠色轉型是許多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zhàn)。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中提到歐洲對中美關系的作用至關重要。在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訪華一個月后，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訪問了中國。你怎么看待中美歐三邊關系？
布倫納梅爾：鑒于其經濟利益，歐洲將試圖在中美之間發(fā)揮緩和作用，但自2022年2月24日以來，安全考慮變得更加突出。對歐洲來說，結束俄烏沖突并確保它不會升級為核沖突是當務之急。
南方人物周刊：我們周圍的世界正在發(fā)生不可逆轉的變化，這種變化存在于政治、社會、技術、經濟和環(huán)境等諸多方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感受到了某種“政治性抑郁”，這存在于許多國家。有觀點認為，和老一輩一生都在看似崩潰的地基上重建世界相比，年輕一代在面對動蕩時代時更容易感到無力和沮喪，對個人和群體的命運走向沒有發(fā)言權，近幾年尤甚。你在二三十歲時遇到過類似情況么？對于有這種感覺的年輕人，你會有什么建議？
布倫納梅爾：每一代人都面臨自己的挑戰(zhàn)。我二十多歲時，世界同樣處于過渡時期。我見證了蘇聯集團的解體。其間，我多次前往東德，目睹了生產力的缺乏和污染。隨后，幾十年來一成不變的事情發(fā)生了難以置信的驟變，許多人不得不學會在新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下生活。而西德的居民則擔心艾滋病和環(huán)境污染。森林因“酸雨”而瀕臨死亡（注：二戰(zhàn)后，聯邦德國工業(yè)得到快速恢復，但由此產生的酸雨致使西德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嚴重的損害。受酸雨影響，枯死病在西德森林中蔓延）。當然，現在和那時一個很大的不同是多重危機的發(fā)生速度。我們有更好的技術，但它們也加快了危機爆發(fā)的速度。
我對年輕人的建議是抓住機遇、不畏挫折。這需要在應對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時葆有靈活性，提高自己的適應力。通識教育和好奇心也會非常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