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 Nade/圖）
略帶粉色的瘟疫小說
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認為世界上已經(jīng)有三本足夠優(yōu)秀的瘟疫小說了，它們依次是丹尼爾·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亞歷山德羅·曼佐尼的《約婚夫婦》和阿爾貝·加繆的《鼠疫》。它們的共同點之一在于，作家從未經(jīng)歷瘟疫或流行病，卻都寫出了偉大的瘟疫小說。帕慕克想，我是不是可以成為第四個？
為此他40年前早早動身。1983年，31歲的帕慕克在第二部小說《寂靜的房子》里構(gòu)思了一條支線，歷史學(xué)副教授法魯克郁郁不得志，沉迷酒精。夏日重訪祖母，他順道去縣檔案館查找關(guān)于瘟疫的歷史資料，找到的卻是一些瑣碎的生活記錄、鄰里糾紛、訴訟、貿(mào)易、土地稅務(wù)。法魯克開始思考歷史與小說的關(guān)聯(lián)，一次午后散步時妹妹問他要去哪里，他脫口而出：“瘟疫之夜和天堂之晝?！本o接著，1985年，帕慕克在第三部小說《白色城堡》中花小篇幅再提瘟疫，并且讓來自威尼斯的學(xué)者“我”和土耳其占星師霍加——兩位主角隱喻了東西方文明，他們外表酷似，最后甚至互換身份——共同抵御了它。
這兩本小說前者被翻譯成法文在歐洲出版，后者則獲得美國外國小說獨立獎，為帕慕克贏得了國際聲譽。在長期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文學(xué)中，他被視為一顆東方的新星。
2016年，距帕慕克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已過去10年，64歲的他開始了第三次嘗試。在名為《瘟疫之夜》的新小說里，帕慕克采用女性視角，事無巨細、略帶詼諧地描述了一場1901年發(fā)生在奧斯曼帝國小島上的腺鼠疫，瘟疫中的小島逐漸與外界切斷聯(lián)系，在混亂中誕生了一個新興民族國家。
他漫長的五年寫作進行到第四年時，世界忽然進入新冠大流行時期。帕慕克在寫一本關(guān)于瘟疫的書——這件事原本被朋友們?nèi)⌒檫^時和無人問津，“現(xiàn)在誰會去看一本關(guān)于鼠疫的小說啊?！迸笥褌冋f——一下子變成了熱門新聞，尤其在《紐約時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瘟疫小說”教會了我們什么？》的帕慕克新隨筆后，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位諾獎作家正在寫一本與全世界災(zāi)難有關(guān)的小說。
大家都說他很幸運，“是的，也不是。”2023年4月中旬的視頻采訪中帕慕克對我說。他的一頭棕發(fā)已經(jīng)花白，但仍然反應(yīng)敏捷，談興甚濃。伊斯坦布爾陽光很好，因此向光的鏡頭里產(chǎn)生一大片光暈，光暈之外，就是滿墻滿桌的書、筆記本、檔案袋。
40年來關(guān)于瘟疫的思考、為寫小說所閱讀的退休奧斯曼帝國總督回憶錄、殖民時期孟買和上海的英國醫(yī)生報告都變得恰逢其時，他的郵箱里躺滿了出版商發(fā)來的郵件，催促他趕快完成手頭的小說?？墒沁@多少顯得投機了不是嗎？以及，“作為一個從未經(jīng)歷過瘟疫的作家創(chuàng)造一本偉大的瘟疫小說”這件事不就無論如何都無法實現(xiàn)了嗎？
2020年，帕慕克把正在寫作的小說推翻了80%。96歲的姑媽染疫離世后，他意識到自己也68歲了，處在一種神秘病毒的威脅之下，瘟疫帶給他的恐懼，他將帶給筆下每一個人；同時他刪掉了很多經(jīng)過研究才寫出來的隔離、封控段落，因為讀小說的人都會知道它們是怎么回事。
最終，他希望小說在這樣一種氛圍中進行：我們既在搖搖欲墜的奧斯曼帝國尾聲，又在充滿不確定的21世紀；既漂浮在東地中海小島，又定居在世界各地。
寫到這個年紀，帕慕克一邊不得不面對衰退的記憶力和精力——他發(fā)現(xiàn)自己寫的已經(jīng)跟不上自己想的了，一邊仍每天待在公寓里寫他的長篇小說。他熱衷寫大部頭，《杰夫代特先生》近700頁，《我的名字叫紅》500頁，《純真博物館》近600頁，《我腦袋里的怪東西》500余頁，《瘟疫之夜》600頁，四十多年來坐在書桌前，充滿野心地、書寫狂般地每天寫上十多個小時。
不僅寫，還要畫。22歲以前帕慕克想成為畫家，為了寫作中斷30年，又偶然重拾。結(jié)果這回越畫越多，形成了一張《瘟疫之夜》中虛構(gòu)的島嶼明格爾島的真實地圖，島嶼所處的位置、形狀、城市片區(qū)一一羅列其上。眾多人物輪番登場，又匆匆離開，唯獨島嶼越發(fā)清晰可見。
讀者、評論家們很早就發(fā)現(xiàn)了帕慕克小說中的奧秘：城市是真正的主角，以前是他的故鄉(xiāng)伊斯坦布爾，這次是明格爾島。用作中譯本封面的島嶼局部圖還描繪了晚霞、大理石民居、輪船和火焰，整個畫面籠罩在一片粉紅中。
“為什么明格爾島是粉色的呢？”
“也沒有那么粉色，應(yīng)該說是略帶粉色的?！迸聊娇诵?，“我希望我的故事——非?，F(xiàn)實、戲劇性的，充滿了死亡、威權(quán)主義、政治、酷刑、監(jiān)獄、禁閉，非常殘酷的世界——帶點童話色彩，一點點甜蜜?！?/p>
他不是想寫一本讓人害怕的小說，而是不知何故想創(chuàng)造一個甜蜜的天堂般的島嶼，讓人想要永遠生活在那里。
2021年，《瘟疫之夜》問世，很快被翻譯成36種語言。
《紐約客》刊登了評論家詹姆斯·伍德的文章，稱贊帕慕克對虛構(gòu)島嶼的癡迷使它像記憶宮殿一樣閃閃發(fā)光，其效果令人眩暈，既有飄忽的后現(xiàn)代感，又有堅實的現(xiàn)實主義效果?！罢啃≌f給人一種輕微的陶醉感?！闭材匪埂の榈聦懙?。但也有評論家批評帕慕克的女性視角不過是種擺設(shè)，或者像小說家孔亞雷那樣直言：如果不是帕慕克，誰會聽你啰啰嗦嗦講這些。
2022年底，在北京，譯者宗笑飛感染新冠，也是那時候她開始閱讀《瘟疫之夜》。好幾次她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共鳴而情緒激動。這種共鳴有時候是悲傷，更多時候是發(fā)現(xiàn)，原來人類在面對瘟疫時的感受、處理難題的方式甚至最后接受災(zāi)難的過程都是相似的。
我們是相似的。如果不是相信這個，帕慕克就不會成為一個小說家。
“別擔心，我不會進監(jiān)獄的”
不過你們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這個。
《瘟疫之夜》出版的次月，土耳其伊茲密爾省的律師烏魯克向省首席檢察官辦公室提出申請，控告帕慕克在小說中侮辱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嘲笑土耳其國旗，借此煽動“仇恨及敵意”。律師烏魯克舊事重提，一并列舉了帕慕克2005年發(fā)表的關(guān)于“亞美尼亞大屠殺”的言論。
小說中，明格爾島在控制瘟疫蔓延的過程中發(fā)生政變，一場槍戰(zhàn)之后，侍衛(wèi)卡米爾在陽臺搖動玫瑰旗幟，昭示著腐朽的奧斯曼帝國中誕生出明格爾共和國。一個在瘟疫之夜誕生的民族國家，匆忙地組建政府、命名街道、推舉女王又將其流放。
“但發(fā)展過程中，民族主義開始清洗舊世界，不僅僅是清洗舊詞語，也開始清洗那些不想說新語言的人。我在書中說，反對帝國的民族主義是一件好事。但一旦它掌權(quán)，肯定是件壞事，因為它壓迫了少數(shù)人。”帕慕克說，“這些也是我在土耳其的所見所聞?！?/p>
現(xiàn)實中，土耳其共和國在奧斯曼帝國的潰敗中誕生，百年來搖擺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2023年5月29日，大選結(jié)束，埃爾多安及其領(lǐng)導(dǎo)的正義與發(fā)展黨再次贏得選舉。埃爾多安在他執(zhí)政的20年里結(jié)束了土耳其黨派林立而沖突頻發(fā)的局面，帶來經(jīng)濟繁榮，但也慢慢呈現(xiàn)出威權(quán)化——控制軍隊和司法體系、加強媒體監(jiān)管、壓制反對聲音等。2016年7月土耳其曾發(fā)生軍事政變，政變未遂，政府逮捕了軍人，關(guān)閉了超過160家媒體和出版社，超過120位記者和媒體工作者被判入獄，是當時世界上關(guān)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政府的威權(quán)化，正是2016年帕慕克決定寫《瘟疫之夜》的主要原因之一。
帕慕克家兩個男孩，比奧爾罕·帕慕克年長18個月并經(jīng)常比他出色的哥哥謝夫凱特·帕慕克如今在土耳其海峽大學(xué)擔任經(jīng)濟學(xué)與經(jīng)濟史教授，2019年他與人合著出版《民主與威權(quán)之間的土耳其》一書，這樣分析土耳其的威權(quán)化：世俗與伊斯蘭主義精英之間長期相互不信任助長了對權(quán)力的渴望，威權(quán)主義最初只是伊斯蘭主義正發(fā)黨的一種自衛(wèi)手段，而在其執(zhí)政地位穩(wěn)固后則主動轉(zhuǎn)向威權(quán)以獲取更多權(quán)力。
通過諷刺小說與此斗爭，則是弟弟奧爾罕·帕慕克的方式?！拔蚁雽懸徊楷F(xiàn)實主義又寓言式的小說來處理這個問題，想探索這個系統(tǒng)，探索為什么威權(quán)主義是不可避免的?！痹谕炼涞恼伪┝?、白色恐怖更加頻繁的20世紀70年代，帕慕克把自己鎖在房間里，寫一個又一個充滿寓言、含混和沉默的故事。
謀殺是帕慕克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要素，《瘟疫之夜》中也有，在現(xiàn)實中虛構(gòu)孤島，皇家藥劑師被殺，引發(fā)謎團、謠言及推理。但和流行于西方的福爾摩斯系列不同，發(fā)生在土耳其的謀殺往往不是精巧的密謀，而是一種粗糙的毫無智慧可言的暴力。
那么明格爾島就是一個密室，“謀殺的責任將會指向發(fā)生案件的房主、所有居住在那里的各色人等，以及足以聽見死人驚叫的鄰居”；密室是個諷喻，“當我們?nèi)狈赡軒椭覀兝斫庾约簹v史的最基本的法則時，我們只能通過諷喻來與歷史聯(lián)系。”
察覺到帕慕克小說中政治色彩的記者常常向他提問——帕慕克先生，這一切都在你身上發(fā)生過嗎？
麻煩來了。他惹過最大的一次麻煩，就是2005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言論?！堆烦霭嬷?，帕慕克在當年2月接受瑞士周刊《雜志》采訪時說：“3萬庫爾德人和100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害?！边@與土耳其官方立場相左。同年6月，土耳其頒布新刑法，其中的301條設(shè)定了“侮辱土耳其國格”罪。五位反恐官兵的烈屬在律師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凱末爾·克林西茲帶領(lǐng)下，援引該條款，集體將帕慕克告上法庭。帕慕克的小說遭到焚燒，他必須穿過擁擠的憤怒人群出席審判，還有13個人策劃謀殺他。很長一段時間里，帕慕克不得不雇傭貼身保鏢，他家樓下也經(jīng)常停著警車。
出版社編輯提前告訴我，帕慕克不喜歡被問到政治、全球化之類的話題，結(jié)果我還是不可免俗地問：“在一個逐漸威權(quán)化的國家里寫諷刺小說這件事是否危險？”
“別擔心，我不會進監(jiān)獄的。如果那樣實在太愚蠢和無聊了?！迸聊娇俗兊脟烂C起來，他并不是不害怕，也試圖以更謹慎的方式說出他想說的話，他的身邊仍然跟著保鏢。但有時候他會想，他都已經(jīng)71歲了，在自己生氣的時候，為什么不說出來。
在他的上一本小說《紅發(fā)女人》（2016）出版時他就知道，只談文學(xué)不談?wù)我呀?jīng)不可能了。如果發(fā)表言論的自由受限，他還有小說。帕慕克說：“我可以在小說里說出一切?！?/p>
德國法學(xué)家和政治思想家卡爾·施密特說政治就是區(qū)分敵我，在這個意義上，小說與政治背道而馳。后者區(qū)分你我，前者則是通過想象他人來體會我們何其相似。
2020年2月1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帕慕克在他的純真博物館（視覺中國/圖）
很多人不相信我們對他人的想象力，但帕慕克還是不斷地寫，寫他曾經(jīng)熱鬧的大家族、中產(chǎn)階級朋友、奧斯曼帝國宮廷畫匠、流亡異鄉(xiāng)的詩人、賣缽扎的移民小販、秘密情人、紅發(fā)女人等等，寫他們在經(jīng)歷什么，他們在想什么。
他格外熱衷寫愛情故事。這是帕慕克每本小說都會出場的敘事線，雖然它被解讀為超出世俗浪漫感情的宗教、文化隱喻，或被不少評論家詬病為媚俗。帕慕克樂此不疲，將愛視作人類最普遍的共情基礎(chǔ)，甚至想把它寫得越來越大。
“愛情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沒有愛情或與愛情相關(guān)情感的小說將有所缺失?！彼麍孕胚@點，“因為愛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感覺，它是最有價值的東西。但是，我得說，愛很重要，卻不總是甜蜜。它是一種破壞性的藝術(shù)，一種戲劇性的、痛苦的感覺，是一場關(guān)于虛榮心的棋局，或者說是一場關(guān)于展示而不給予、給予而不相信、相信而不身處其中的棋局。我可是個嫉妒專家。他們在瑞典給我頒諾貝爾獎時，一位評審團成員對我說，你是嫉妒專家，帕慕克先生，不僅妒忌愛情，還妒忌手足、妒忌事業(yè)、妒忌友人。這種嫉妒心讓我很感興趣?！?/p>
“這些都非常有趣，不過在《瘟疫之夜》中似乎沒有太多關(guān)于愛情的故事，更多的是歷史、政治……”我說。
“是的。但帕克澤公主和她的醫(yī)生丈夫有愛情故事，我盡了最大努力來描繪他們是一對理想的、超級幸福的夫妻，對待彼此很好，貴族化，優(yōu)雅。我寫啊寫啊，在他們的愛情中幾乎沒有麻煩。但我們只愛不幸的愛情故事，由于這不是一個痛苦糟糕的愛情故事，所以你不會記得它?！彼謸Q了一種玩笑的語氣，“我在伊斯坦布爾哭了。好啦我開玩笑的?！?/p>
這是帕慕克第一次寫出幸福的愛情故事?！都澎o的房子》里祖父母鬧了一輩子別扭，《黑書》里妻子忽然失蹤，《我的名字叫紅》里苦等12年的婚姻充滿糾葛，《純真博物館》中愛人駕車身亡。而在《瘟疫之夜》通篇對民族主義的諷刺、對瘟疫的玩笑中，崇尚西方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醫(yī)生努里和奧斯曼帝國公主帕克澤一生美滿富足。
愛情故事中蘊含著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斑@一主張或許不夠深邃、驚人，但在一個政治化的民族與年代里，它有著一定的發(fā)人深省的反思意義?！睂W(xué)者張虎曾在《奧爾罕·帕慕克研究》中寫道。
開始寫《瘟疫之夜》后不久，帕慕克在丹麥路易斯安那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接受采訪，被問到：“那么文化是否可以達到某種政治無法染指的境地？我們是否應(yīng)該多讀讀彼此的書？”
帕慕克笑起來。
天真的和感傷的伊斯坦布爾小說家
1952年，奧爾罕·帕慕克出生時，奧斯曼帝國已解體30年，他的故鄉(xiāng)伊斯坦布爾是一座余燼中的城市。
在富人區(qū)尼尚塔石邊緣的五層樓公寓里，住著帕慕克大家族。公寓像個博物館，陳列著西方生活，水晶燈、從美國寄來的照片、從未有人彈奏的鋼琴。小奧爾罕住在四樓，他的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在看到，從餐桌舉止到性道德，所有日常習(xí)慣持續(xù)被批判和改變，因為“歐洲人是那么做的”。收音機里反復(fù)這樣說，他的母親也這樣說。
那時土耳其的西化改革如火如荼，政教分離、改用歐式法律和司法體系、禁絕菲斯帽等傳統(tǒng)宗教服飾、以土耳其字母替代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統(tǒng)等等。被評為土耳其頂級私立高中的學(xué)校是一所美國人辦的學(xué)?！_伯特學(xué)院，帕慕克在那里讀完了高中。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街頭看孩子們玩游戲 （視覺中國/圖）
即便如此，他二十多歲如饑似渴地閱讀西方小說時，仍難想象書中那些物品、衣著和氛圍。伊斯坦布爾離西方還是太遠了，即使在地理上它們只是隔著一個博斯普魯斯海峽。
“我20歲的時候想成為一名畫家，所以經(jīng)常出去拍照和繪畫。伊斯坦布爾到處都是木屋，我的故鄉(xiāng)就是一個困頓、老舊、頹喪、貧困的木屋片區(qū)。我覺得貧窮是我們的命運。”帕慕克試圖探索這些畫面給他的強烈感受是什么，“是‘呼愁’，一種土耳其式的憂郁。并由此誕生出一種聽天由命的生活哲學(xué)，別冒險，在生活中要謙虛謹慎，不要成為資本家或野心勃勃的人?！?/p>
在自傳體文集《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帕慕克用對稱結(jié)構(gòu)，夾敘夾議地描述了伊斯坦布爾的兩面：璀璨的與貧窮的。他看到伊斯坦布爾的作家們，一只眼睛時刻關(guān)心著他們在意的西方作家如何描述土耳其，一只眼睛緊張著，一旦出現(xiàn)“太過分”的描述（比如紀德在《日記》中直言不諱對伊斯坦布爾的厭惡），他們就會倍感傷心。他們無法與自己的過去為伍，又不被渴慕的文化接納。因此陷入自我的身份危機中，顯得不安、惶惑而不知所措。
像游魂一樣，“來回擺蕩，時而由內(nèi)、時而由外看城內(nèi)，感覺好比在街頭漫游，陷入一連串模糊矛盾的想法中，不完全屬于這個地方，卻也不完全是異鄉(xiāng)人。這正是伊斯坦布爾人一百五十年來的感受?！边@種感受日后反復(fù)出現(xiàn)在他的小說中。
年輕的帕慕克想要拋棄伊斯坦布爾，拋棄土耳其，他想用寫作來遠離伊斯坦布爾，“踏上西方之旅”。有時候他相信自己是個半死之人，或者說半個幽靈，只有文學(xué)才可以拯救他。這也部分應(yīng)驗了母親對他寫作的反對：他太年輕不足以書寫人生，以及如果他成為作家，那很大可能只能過潦倒的生活。
在寫作的頭15年里，帕慕克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個伊斯坦布爾作家。他的自覺性來自外部的沖擊。
1985年，帕慕克受邀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xué)做訪問學(xué)者，那時他仍是一位激進的西化主義者，“主張摒棄土耳其的古典文化”。但在卷帙浩繁的圖書館和巨大的文化資源面前，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我的身份是什么？
那時他剛寫完《白色城堡》不久，書中的霍加有一天發(fā)出疑問：“為什么我是現(xiàn)在這樣的我？”這個發(fā)問包含著對自我的厭棄、不甘和迷惘，在那一刻也變成了作家對自我身份的疑問。
那段時間帕慕克每天都泡在學(xué)校圖書館頂層的房間里寫作，還沒戒煙，所以房間里總是煙霧繚繞。他大量閱讀土耳其古典文學(xué)，并在《黑書》中借虛構(gòu)的專欄作家耶拉之手重新書寫它們：流行于街頭的詩歌、《瑪斯納維》、《列王紀》、《一千零一夜》……《黑書》似乎變成了一本永遠也寫不完的書，長時間孤獨的寫作讓帕慕克感覺“自己就像是逡巡搖擺于尋求深層的自我價值和毫無目標的膚淺游戲，以及渴望寫出偉大作品帶來的朦朧感等這些矛盾之間”。
與此同時，在土耳其國內(nèi)帕慕克已經(jīng)是一個頗有名氣的小說家。只是在土耳其，人們閱讀偉大文學(xué)不是為了快樂，而是為了有用。這讓帕慕克感到痛苦。
2008年，帕慕克獲諾獎兩年后，哈佛大學(xué)教授霍米·巴巴打電話給他，問他是否愿意到哈佛大學(xué)做諾頓講座。也正是在那里，帕慕克講到他對美國作家的嫉妒和偏見——他們知道自己和讀者屬于同一階級，他們可以為了滿足自我而寫作，理直氣壯地大談文學(xué)。“他們寫作時的自信和輕松——簡言之，就是他們的天真?！倍驗樾≌f參加座談、活動，不停被問問題時，很多次他都發(fā)現(xiàn)，對話永遠離不開土耳其，離不開灰燼中的伊斯坦布爾。好像他無論在什么地方，文學(xué)都只是一個借口罷了。
“在土耳其共和國初期，也就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圍繞獨立戰(zhàn)爭，講凱末爾或類似的人和事，以及戰(zhàn)爭給人們帶來的傷害。四五十年代出現(xiàn)了一股鄉(xiāng)村小說的潮流。到了六七十年代，文學(xué)一方面集中描寫土耳其東南部地區(qū)的陋習(xí)，比如血仇，另一方面就脫離了現(xiàn)實，追求烏托邦式的、理想化的社會，因為整個六七十年代土耳其社會太動蕩了?！敝袊魧W(xué)生沈志興作為早期公派出國的學(xué)生之一，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大學(xué)念土耳其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也是后來第一個翻譯帕慕克作品的中文譯者。直到他著手翻譯《我的名字叫紅》，他感受到帕慕克的實驗性，和以往的作家不同，這本歷史小說中有極其細密扎實的關(guān)于繪畫的描寫，有著偵探小說的影子，但在前一章節(jié)留下線索，又在后一章節(jié)完全抹去。
2019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帕慕克將他從家中陽臺拍攝的照片整理展出（視覺中國/圖）
帕慕克獲諾獎前夕，世紀文景一口氣購入7部帕慕克小說的版權(quán)。更之前，孔亞雷已經(jīng)知道有這樣一個作家，“不光有廣泛的讀者，而且獲得評論家的好評，還影響了一大批年輕作家?！边@樣的非西方作家屈指可數(shù)。可是等他讀完《我的名字叫紅》，說不上喜歡，也不是不喜歡。再讀《純真博物館》《我腦袋里的怪東西》等等，發(fā)現(xiàn)這些小說形成了一個“帕慕克宇宙”。
“我的一個好朋友衛(wèi)西諦特別喜歡洪尚秀（韓國導(dǎo)演），開始我一點都不喜歡，但我現(xiàn)在是個徹底的洪尚秀迷了。他拍得好不好都不重要，那就是洪尚秀的一部分，是洪尚秀宇宙的一部分。帕慕克也給人類似的感受?！笨讈喞渍f，“他幾乎沒有工作過，脫離底層的柴米油鹽的生活，但是他把自己最大的缺點變成了最大的優(yōu)點。只有一個如此純真的人才會如此熱愛細節(jié)。他給每一個地方取名字，那些教堂、哪棵樹在什么位置，充滿快感地在描述，甚至有時候你會覺得他純粹是為了滿足自己游戲的心態(tài)。”
雖然《瘟疫之夜》仍然讓孔亞雷說不上喜歡還是不喜歡，但他認為：“《瘟疫之夜》有一種輕盈感，好像漂浮在公海上的一艘船。其實某種意義上，偉大的小說都不行駛在某個國家的領(lǐng)域里，也不行使在某個所謂固定道德的領(lǐng)域里，它們行駛在道德的公海上，是超越答案本身的?！?/p>
根據(jù)帕慕克作品《雪》改編的同名戲劇（視覺中國/圖）
帕慕克一度以為在土耳其寫作的出路是培養(yǎng)天真性，后來發(fā)現(xiàn)不是。
他讀了很多遍席勒的《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想到曾經(jīng)為了寫作《雪》而在卡爾斯市見到的那些貧苦的人，“如果要在生活中面對那些在痛苦的汪洋里奄奄一息的人們，他們把痛心的體驗當作其身份的一部分，并且學(xué)會忍受這些苦難，面對這一切而想要保持天真是多么困難?！彼茏龅?，是不斷在天真和感傷、反思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黑書》之后，帕慕克的目光回到了土耳其。1988年結(jié)束三年的訪問學(xué)者行程回國后，除了短暫的游學(xué)和授課，他幾乎不再離開伊斯坦布爾。這里是他的身體，他的血緣，在過去十多年間發(fā)生了巨變。
我是他人故我在
除了清真寺，大量伊斯坦布爾的古老建筑在被拆毀。
如今帕慕克住在吉漢吉爾清真寺背面的樓里，因為地勢高，從陽臺上可以看到城市巷道、博斯普魯斯海峽，然后就是宣禮塔和巖石圓頂。他對城市的變化非常敏感，忍不住生氣：“他們（政府）不認為我們的歷史、身份和這些老建筑緊密相關(guān)?！?/p>
在BBC 2018年拍攝的紀錄片《我腦袋里的怪東西》中，帕慕克帶記者參觀托普卡匹皇宮，在開闊的平臺上眺望金角灣及正在發(fā)生變化的城市，說：“我喜歡古老的東西，對我來說，古老的東西不僅僅意味著身份和民族記憶，它還喚起我對其他世界、其他地方、那些對我來說有著強烈親近感的地方的回憶。我的小說正是關(guān)于這些?！?/p>
同時他也意識到，他曾在《我的名字叫紅》里討論過的遺忘已經(jīng)變成現(xiàn)實，我們無法再寄希望于連續(xù)性。如果說身份是記憶和想象，那么我們將在遺忘中面臨分裂。
“但我是一個綜合體?！睍r至今日，帕慕克仍在采訪中重申，他的生活、寫作都是東方和西方、過去和當下的綜合，“我不害怕不同文化的碰撞，不但不怕，還從中受益。一旦我們有了多元來源，我們會變得更聰明。”
2008年，帕慕克訪華，沈志興陪同他去故宮游覽，在武英殿觀看了“中國歷代繪畫藝術(shù)珍品展”。他對沈志興說，你知道嗎，細密畫是受到中國繪畫影響的。
沈志興感到吃驚，畢竟細密畫與中國畫相去甚遠。他回去查資料，發(fā)現(xiàn)15世紀初帖木兒帝國的宮廷畫家蓋耶速丁率領(lǐng)使團來到中國時，研習(xí)并帶回了許多中國畫，據(jù)稱，這些作品后來啟發(fā)了伊朗歷史上最杰出的細密畫藝術(shù)家貝赫扎德。
幾天后帕慕克又去了一趟浙江紹興，他喜愛的中國作家魯迅的故鄉(xiāng)。
翻譯《別樣的色彩》時宗笑飛受到觸動，除了帕慕克對藝術(shù)的著迷，還有“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來的反思，有對土耳其人深深的悲憫。一方面憐憫他們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對他們的順從和懦弱有批判，就像魯迅一樣?！?/p>
“他（魯迅）是個幸運的作家?！迸聊娇寺犉饋砗苁橇w慕，又說，“遺憾的是，世界對此并不太了解?！?/p>
那是帕慕克唯一一次來中國，離開前特意去了一趟王府井，花兩萬五千元買了20卷畫軸和71冊古代畫冊，寄回伊斯坦布爾。他曾說因為土耳其沒有好的圖書館，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買書、印書，2008年，他的家里已經(jīng)有了16000冊書。
“如果你過于擔心你身體的一部分會殺死另一部分，那么你只會剩下單一的精神。那就比精神分裂癥還更糟糕?！?006年，帕慕克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就提到過，“我試圖在土耳其政界、在要求國家必須有統(tǒng)一靈魂的政客們之間宣傳我的理論——我要指出他們的做法要么屬于東方，要么屬于西方，要么就是民族主義。我在批評一元論的世界觀。”
在他的小說里，帕慕克不斷轉(zhuǎn)換視角，從土耳其中上層轉(zhuǎn)向平民，從男性轉(zhuǎn)向女性，從絕對優(yōu)勢轉(zhuǎn)向弱勢。他仍然保持著在城市散步的習(xí)慣，與人交談以了解他們的生活。
“研究他人的生活很有趣?！蔽液团聊娇肆牡剿@個習(xí)慣，他手舞足蹈地一口氣講了五分鐘，“《我腦袋里的怪東西》那本小說是以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小販、移民為主角，他們努力維持生計，定居下來，并帶來了新的音樂、場所、食物……寫那部小說時我和妻子經(jīng)常坐火車去很遠的貧困社區(qū)，那時我還有個保鏢，人們會嘲弄我說，你跑這么遠干嘛？你為什么要拍這個社區(qū)混亂的照片？不過為了寫那本書，我仍舊在街頭走啊走啊。每周六和周日，我和妻子去很遠的社區(qū)，拍照、在便宜的餐館吃飯、環(huán)顧四周……有時候我說我是記者，有時候我就說我在寫小說，你愿意談?wù)剢幔拷?jīng)常是問了五個人，其中四個沉默不語，他們說他們害怕政治，突然間，第五個家伙開始滔滔不絕。我就得到了所有的信息。”
即使《瘟疫之夜》中的女性視角被一些人認為是失敗的，但帕慕克仍然有這樣的想法：我想寫一本完全由女性來敘述的600頁的書，并且看不出是帕慕克寫的。
放棄一種固有的自我，又永遠無法成為他人正是帕慕克小說主人公永恒的悲劇。帕慕克將自己也置于身份的不確定中，他以自身為實驗，借《黑書》袒露“沒有人永遠是自己”，借《白色城堡》說出“我是他人故我在”。
一個小說家最強烈、最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沖動就是通過想象他者而“試探自己身份的極限”。
如此，就像帕慕克所說的，小說的歷史才會變成一部人類的解放史——設(shè)想我們自己處于別人的境地，運用想象力擺脫我們的身份，于是我們便獲得了自由。
消失的美麗故事
關(guān)于“文化能否到達政治無法染指的境地”那個問題，帕慕克的答案是：“文化或閱讀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良方，我不是為了這種實用目的而寫書的。在訪談里我倡導(dǎo)和平、自由價值，但僅限于采訪。我不是在為其他世界的政治探尋一個結(jié)果，說到底那只是精神上的一個替代品，那就夠了?！?/p>
2005年，他在受指控和人身威脅后旅居國外。十分健談的帕慕克從不輕易提起那段時間發(fā)生的事，偶爾說過幾句——我無法回來，每次都像老鼠一樣——就閉口不提了。
但可以知道的是在獲諾貝爾獎之后他有過一段值得回憶的時光。
那時候，他寫作的成熟在《純真博物館》中完全顯現(xiàn)，深愛著芙頌的凱末爾在她離世后搜集了所有他能接觸到的她觸摸過的東西。在這本帕慕克寫過的“最柔情的小說”的結(jié)尾，凱末爾開了一家陳列著耳墜、頂針、鹽瓶、小狗擺設(shè)、發(fā)卡、煙灰缸、4213個煙頭等等的純真博物館。
帕慕克的書桌與手稿（Erzade Ertem/圖）
帕慕克也想建一座這樣的博物館。他拿諾貝爾獎的獎金，準備在伊斯坦布爾古董一條街的轉(zhuǎn)角處使它成真。博物館選址離他的住所不遠，他每天走路11分鐘過去，身邊跟著保鏢。
2022年4月19日，西班牙馬德里，帕慕克參加文學(xué)活動（視覺中國/圖）
走在伊斯坦布爾卵石路上的11分鐘是他每天最快樂的時光，周圍是斑駁的民居，不遠處是他仍舊很喜愛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金角灣及大橋。這時候他意識到，原來自己仍然是個土耳其男孩，懷念熱鬧的大家庭，渴望集體生活給人帶來的溫情。
“在我的童年時期，我讀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發(fā)現(xiàn)雖然我是個土耳其男孩，但他們寫的就是我啊?！迸聊娇苏f，“文學(xué)是關(guān)于認同的，是永恒的感受和天真的思考。我以一種非常樂觀的方式相信著文學(xué)的存在?！?/p>
寫作仍然使帕慕克感到一種孩提般的快樂，如果某一天寫出了漂亮的兩頁，那一天帕慕克會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八麄兝蠁栒螁栴}，我就惹了麻煩，但這些都不重要?！彼嬲P(guān)心的，也是作為一個作家的畢生志愿，就是寫出美麗的故事（beautiful story），“哪怕是一個句子，一個段落?！?/p>
“你心目中美麗的故事是什么樣的呢？”
“稍等?！闭f著他從椅子上起身離開，回來時拿著一本《我的名字叫紅》，要找美麗的故事所在。
1998年11月的最后一天，在寫完《我的名字叫紅》的旅行途中帕慕克寫下：《我的名字叫紅》是對美、對忍耐、對托爾斯泰式的和諧、對福樓拜式的敏感的憧憬……小說不是為了挑戰(zhàn)生活，而是肯定生活；它無意勾起人們對生活的懷疑和猜忌，而是要呼喚讀者去享受生活賦予的奇跡。
25年后的這個上午，他反復(fù)翻動手里那本書，時而接近，時而遠離，小聲嘀咕著“當你尋找某樣?xùn)|西時，你永遠也找不到它”。一番努力之后，美麗的故事并沒有找到，而答案就在小說里。
（感謝歐陽詩蕾、李琬、張宇欣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