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5日，孩子們在日本埼玉縣越谷市觀看鯉魚旗。當天是日本兒童節(jié)，人們在這一天懸掛鯉魚旗，為孩子們祈福 （新華社/圖）
父母為何會成為親手造成孩子死亡的兇手？
過去二十多年，日本作家、記者杉山春持續(xù)調研日本的父母棄養(yǎng)案件，在多起震驚社會的棄養(yǎng)案件中，幼兒因毫無生活自理能力，最后餓死或病死。這些案件推動著日本兒童保護法案的修訂，但棄養(yǎng)致死的情況依然嚴峻?！笆ズ⒆拥母改杆坪跻阅贻p人、有偏見的人或殘障人士居多?！?023年10月，65歲的杉山春在郵件采訪中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
幼兒出生之后，這個世界向他們提供的是一個安全、受呵護的成長環(huán)境嗎？
僅在2022年，日本就有77名兒童遭虐待死亡。日本兒童家庭廳的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日本虐待兒童咨詢數(shù)量已連續(xù)32年刷新紀錄。
2023年6月23日，一例遺棄嬰兒致死案在日本開庭。33歲、在風俗店工作的谷口成美1月30日在大阪市一處街道獨自產(chǎn)下一名女嬰后，將嬰兒放入包中遺棄在投幣式存放柜內，嬰兒最后死亡。
同在2023年6月，韓國警方在水原市一間公寓的冰箱中發(fā)現(xiàn)兩具嬰兒遺體，這起事件在韓國引起極大關注。韓國保健福祉部表示，截至7月18日，韓國全國無戶籍的“幽靈嬰兒”已超過2123名，其中249人確認死亡。
最初令杉山春深入調查“育兒放棄”現(xiàn)象的是一起震驚日本社會的女童死亡案。2000年12月10日，日本愛知縣發(fā)生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對年輕父母將年僅3歲的女兒村田真奈放進家中的紙箱近20天，在此期間幾乎沒有進食的真奈最終餓死。當時，作為母親的村田雅美懷有身孕，還與丈夫村田智則養(yǎng)育著一個1歲半的兒子。
杉山春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曾任雜志編輯，后轉為自由職業(yè)者，寫作有關育兒及親子問題、父母殺害親生子女等主題的報告文學，作品有關注女性貧困的《紀實·虐待——大阪兩兒童被棄置致死案》、探索日本社會家庭關系沉疴的《從虐待兒童想到的：社會如何向家庭施壓》等，《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中文版于2023年出版。
杉山春在村田夫婦服刑期間與他們見面，并持續(xù)與兩人通信。杉山春的孩子比真奈大一歲半，在調研期間，杉山春“越是近距離地接觸案件，越是無法跳出母親的視角”。經(jīng)過對這起個案長達三年半的采訪調研，杉山春最終以接近白描的手法記錄了這一場現(xiàn)代社會育兒環(huán)境引發(fā)的悲劇。
遺棄女兒的母親，從小也是遭受遺棄的女兒。在結構性性別不平等的日本社會中，女性自身的需求總是被忽視。在女兒真奈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差時，雅美向丈夫智則求助，被冷漠對待后，受挫的雅美不再關心女兒的情況，而是轉向她自己的母親秀子，充滿討好地向早已再婚的母親熱烈表達著愛意，努力模仿一個“媽媽眼中的乖巧女兒”。24歲的雅美對自己形同枯槁的孩子感到害怕，不敢碰觸女兒，內心等待著孩子的死去。
在一個默認母親承擔主要育兒職責、缺乏社會化育兒意識以及經(jīng)濟不平等的社會里，幼兒因虐待、棄養(yǎng)致死的悲劇并非個案?！罢婺巍卑钢械那闆r和細節(jié)，在此后發(fā)生的“育兒放棄”案件中反復出現(xiàn)。這些幼兒的父母在自己年幼時往往遭受過暴力或拋棄，在被孤立的狀態(tài)下長大，成年后依然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也缺乏在社會中安穩(wěn)生活的能力。杉山春說：“20年來的持續(xù)采訪給我的感覺是，虐待致死的案件也受到了社會職能緊縮的影響。”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與杉山春的訪談：
無法養(yǎng)育孩子的父母為何不求助？
南方人物周刊：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xiàn)在，日本的“育兒放棄”現(xiàn)象有什么變化？發(fā)生率呈現(xiàn)了哪種波動，背后有怎樣的社會及時代原因？
杉山春：目前，日本社會每年大概發(fā)生70起殺死孩子的案件。當然，戰(zhàn)后社會混亂的時期，孩子們承受的苦難也更多。上世紀70年代后半期，每年大約有200起孩子因虐待致死的案件。上世紀70年代前半期，經(jīng)濟飛速成長的日本社會經(jīng)常有將嬰兒扔在車站儲物柜里的案件發(fā)生。那是大量年輕人從鄉(xiāng)村走向城市的年代，這類案件頻發(fā)，大概是因為那時的社會沒有從文化、制度上為家庭做好支撐。
南方人物周刊：你從1990年代開始持續(xù)關注“養(yǎng)育孩子”的話題，尤其是日本“育兒放棄”或養(yǎng)育不當?shù)默F(xiàn)象。你在調研中遇到的家庭大概是怎樣的，比如經(jīng)濟狀況如何，都是屬于社會底層嗎？
杉山春：我采訪過六個因虐待兒童而四分五裂的家庭，這些家庭中的兒童有些受虐致死，有些瀕臨死亡。有的采訪是我直接與家庭成員會面，有的我只旁聽了法庭審判。客觀地說，這些我采訪過的家庭在經(jīng)濟上都面臨困局。即使不屬于社會定義的低收入人群，這些家庭的經(jīng)濟也相當困窘。另外，失去孩子的父母似乎以年輕人、有偏見的人或殘障人士居多。
育兒需要傾注資源，英國城市人類學家桑德拉·沃爾曼（Sandra Wallman）認為，家庭生活有六類必要的資源：結構性資源；土地（住宅）；勞動（服務）；資本（金錢）；組織資源（使構造性資源投入實際使用的資源）；時間、信息、自我認同（歸屬感、自尊心）。
人們有必要認識到自己有資格并可以隨意使用這些資源，否則就很難使用救援服務。生活困難的人不能殺掉自己的孩子，而應該主動尋求幫助、想辦法從困境中掙脫出來。備齊社會資源固然重要，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解決社會明明提供了資源、人們卻無法主動求助的問題。一定要讓大家認識到，有困難就要借助社會資源、社會為大家做足了準備。
南方人物周刊：在這些家庭中，母親往往是最受關注的，她們通常處于何種狀態(tài)？
杉山春：我參與的案件中，每個母親都有精神創(chuàng)傷，心理問題都很嚴重。身心健康的母親可以利用各種資源跨過困難。心理問題的形成，與母親童年時缺乏關愛、童年和婚后反復遭受暴力有關。性暴力的體驗尤其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創(chuàng)傷。很多案件中的母親似乎都曾在自尊未得到保護的情況下遭遇過性暴力。
另外，在這些案件中，援助的一方都沒能充分地發(fā)揮作用。當事人通常缺乏相關知識，不知道自己可以接受幫助。2010年，大阪市西區(qū)發(fā)生了一起案件。孩子的母親是全職主婦，育兒時雖然全面接受了社會援助，但離婚后卻連兒童撫養(yǎng)津貼都拿不到，而她絲毫沒想過尋求任何社會援助。這令我非常吃驚。（記者注：2010年，日本大阪市西區(qū)一位母親連續(xù)50天將1歲的男孩和3歲的女孩棄之不顧，導致他們餓死。母親離開了家，將兩個孩子留在家中，再也沒有回來。）
南方人物周刊：關于尋求幫助，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不同的母親會呈現(xiàn)出什么區(qū)別？
杉山春：我沒有調查過教育、階層的不同會對家庭造成怎樣的影響。但即便是知識水平出眾、高學歷的母親，若被人奪去了自尊、不再相信自我價值，也存在無法尋求妥當援助的情況。
不過，也有借助智慧克服困境的人。困難加劇時，就更需要知識戰(zhàn)勝它。
有調查顯示，單親媽媽中約有一半人存在生活困難。即使女性渴望工作，往往也只能以打零工等方式走入職場，無法成為正式員工，這也就意味著，她們領不到正常的收入。有時候，僅靠母親的收入是無法養(yǎng)活孩子的。這是整個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不該僅讓母親為此買單。
在多個具體案件中，我發(fā)現(xiàn)，男人們害怕脫離自身成長的社會階層的恐懼，似乎漸漸成了他們對家庭成員施暴、對孩子動粗的原因。
日本社會目前經(jīng)濟下行，社會職能也在逐漸緊縮，這增添了做父母的煩惱。20年來的持續(xù)采訪給我的感覺是，兒童虐待致死的案件也受到了社會職能緊縮的影響。
2023年6月23日，日本兵庫縣神戶市，一名6歲男孩被虐待致死并拋尸，人們在其住所前獻上鮮花和小吃 （視覺中國/圖）
缺席的丈夫，缺席的社會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大量調研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格局是普遍存在的嗎？丈夫在家庭育兒中的參與比例是否有變化？
杉山春：目前日本的經(jīng)濟發(fā)展處于停滯時期，我想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早已不局限于守護家庭。大概只有嫁給非常有經(jīng)濟能力的男人，才可以被允許只“主內”吧——也有少數(shù)家庭雖然非常貧困，丈夫卻不允許妻子外出工作。只不過，父權主義的價值觀仍然非常強勢，大家仍然認為家庭價值掌握在男人手中，女性只是予以輔助。這一觀點也在無意識中束縛著許多人。
與過去相比，日本社會中父親參與育兒的比例應該是提高了。二三十年前，去幼兒園接送孩子的父親少之又少，但現(xiàn)在的情況比那時候改善了不少，大家也開始認為父親接送孩子是很正常的事。允許員工休育兒假的公司變多了，男性參與育兒比從前尋常了許多。大型企業(yè)的男性產(chǎn)假制度逐漸完善，男性請產(chǎn)假的成功率也變高了。這意味著社會的意識改革正在進行。
南方人物周刊：日本存在類似于中國的“隔代育兒”（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養(yǎng)育孩子）現(xiàn)象嗎？日本存在“留守兒童”的問題嗎？
杉山春：“隔代育兒”在過去也有過，但現(xiàn)在的日本社會，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往由于養(yǎng)老金不足而無法維持生活，還是得去社會上工作。每個地區(qū)的情況或許有所不同，但上一代人能游刃有余地幫忙育兒的家庭應該很有限。
關于“留守兒童”的問題?，F(xiàn)在的日本社會，從小地方去大都市工作的年輕人數(shù)量較之前有所減少。外出務工現(xiàn)象曾經(jīng)盛極一時，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變化。另外，經(jīng)濟困難的年輕人，多數(shù)似乎都選擇不結婚、不生育。少子化是日本社會需要面對的一大問題。
南方人物周刊：“隔代育兒”和“留守兒童”現(xiàn)象也反映了部分中國人對育兒的理解——育兒是一個家庭甚至家族的“公共事務”，這與日韓在文化層面對育兒的理解有所不同，你如何理解這種差異？
杉山春：原來在中國，育兒是家族的“公共事務”啊。這一點很有意思，原來育兒還有公共性，這讓我很感動。
在日本，育兒的屬性是私人的，給我的感覺是，育兒基本都以小家庭為中心，或者說，小家庭實際上不是“私”，而是肩負職責的極簡主義的“公”。受局限的“家庭”背負了一切，親子關系非常緊密，也有部分孩子被母親控制。日本的未成年護理者問題也亟待解決，有些家庭的父母缺乏基本能力或有行為障礙、精神疾病，而不得不由孩子看護他們。
南方人物周刊：不管是強調對受虐兒童的救助，還是對虐待行為的司法懲戒，都存在滯后性，傷害已經(jīng)造成了。育兒責任的社會化是否重要，目前日本在這方面有怎樣的進展，有哪些是本該提供卻沒提供的支援？
杉山春：你說得很對?，F(xiàn)代社會中的家庭制度隨著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已經(jīng)越來越難維系了。過去人們靠家中的產(chǎn)業(yè)生活，現(xiàn)在的社會則要花錢購買勞動力，家庭的代際性已經(jīng)缺乏。為家庭生兒育女的時代雖然對現(xiàn)在還有一定影響，但家庭的概念和形態(tài)已經(jīng)有了變化。如果社會意識不到這個問題，育兒的人恐怕會永遠處在痛苦之中。在我看來，目前的日本還缺乏社會化育兒的意識。
是枝裕和導演的《無人知曉》劇照。電影取材于1988年日本西巢鴨棄嬰事件：一名母親為了與新男友同居，拋棄了四名子女（《無人知曉》/圖）
年輕人逐漸成為弱勢群體？
南方人物周刊：2023年6月韓國發(fā)生了“水原冰柜死嬰案”，你如何看待韓國的生育環(huán)境？韓國的“禁止墮胎令”在2021年才正式失效，而且避孕藥價格高、相關的避孕流程仍然很麻煩。日本的生育環(huán)境是怎樣的？
杉山春：我認為，孩子之所以會被父母殺害，是因為女性在當下的社會中無法自主選擇生育與否。社會應當做出改變，讓女性能為自己的人生做主。另外，社會的力量也非常重要，有責任精心呵護、養(yǎng)育每一個生命。
日本的避孕藥，尤其是緊急避孕藥也需要醫(yī)生下診斷才能開，并且價格高昂，不是女性能隨意獲得的。目前的狀況是孕婦本人無法決定是否要產(chǎn)下嬰兒。社會缺乏共同撫養(yǎng)孩子的意識，女性個體在要孩子的問題上又無法為自己做主。這次的采訪更讓我意識到，日本的女性不得不背負育兒的重任，社會的救助手段卻十分缺乏。
南方人物周刊：韓國在2022年成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低生育率的背后呈現(xiàn)了當下人們怎樣的心態(tài)？又折射出怎樣的社會現(xiàn)實？
杉山春：日本社會的不平等正在迅速擴大。有經(jīng)濟能力的人像以前的人一樣結婚生子，將孩子養(yǎng)育成人。缺乏經(jīng)濟能力的人則會為育兒付出諸多辛苦，很難感到幸福。因為社會沒有給他們提供支撐。
南方人物周刊：為了緩解低生育率狀況，韓國政府密集出臺一系列生育“補丁”，比如提高補助標準、增加托兒所，日本政府又是如何面對低生育率問題的？
杉山春：提高補助標準非常重要，社會至少不該讓任何孩子挨餓。
日本的托兒所增加后，滿足入園條件卻無法入園的孩子迅速減少。這是以降低兒童的看護標準為代價實現(xiàn)的。
日本還調整了教育制度，使孩子可以接受免費教育。貧窮家庭的孩子也靠無償獎學金得以升學。
另一方面，學校的設施尚有不完善之處。或是有些陳舊的設施之前可以輕松地更新，現(xiàn)在卻遲遲沒有做到。真正用在孩子身上的預算少得可憐。
政府目前已經(jīng)向兒童食堂等機構投錢了，這些機構雖然良莠不齊，但都拿到了政府的資金。不過，國家無法為兒童食堂的質量做擔保。
要想讓孩子們真正幸?？鞓返亻L大，應該先從國家做起，重視每個孩子的成長，努力改善育兒環(huán)境。
南方人物周刊：“自己都過得不好，怎么生孩子？”——經(jīng)濟狀況惡化、教育成本增加等等是許多年輕人考慮生育時要面對的問題。日本年輕人的心態(tài)是怎樣的？
杉山春：日本的年輕人中，能在一定程度上客觀思考的人也傾向于認為“自己都活不好，為什么還要生孩子”。不過，也有一部分年輕人缺乏父母或社會的愛，試圖通過性關系來彌補。
不要小孩的年輕人不斷增加，反映出年輕人逐漸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事實。年輕人沒有得到妥善的對待，不認為自己應該是參與社會建設的主力軍。而年長者對這一現(xiàn)狀究竟有多少認識，這一點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