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在江西看檔案（受訪者提供/圖）
在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有一個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為上海圣約翰大學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時局變化而離開中國。她后來打趣說，也許她一出生便與“革命”二字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她終生對中國革命抱有興趣?！皼]有革命，我很可能在中國長大，我自己對中國革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革命為什么發(fā)生，又給中國帶來什么后果?！?/p>
裴宜理的青年時期也是在左翼運動洶涌澎湃的全球“革命”浪潮中度過的，這更堅定了她未來的學術(shù)志向。中國的大門打開之后，她成為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diào)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她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近現(xiàn)代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lǐng)域，著述豐厚并屢獲大獎，《美國歷史評論》評價她“兼具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與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執(zhí)教于亞利桑那大學、華盛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學政府系。除了教學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個特點在于她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她曾出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為中國研究培養(yǎng)了一批杰出的學生和學者。我們的采訪就約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辦公室不大，墻上懸掛的標志著這個近百年學術(shù)機構(gòu)重要時刻的黑白照片，散發(fā)出一種幽深的歷史感。
“自從我成為社長后，我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燕京學社，另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當教授?！迸嵋死憩F(xiàn)在仍活躍在教學一線，每周三下午1點半到3點半，是她開放給學生的時間。每個學生要提前預約她的時間，簡潔地闡明自己的問題，得知她給了我三個多小時的采訪時間后，她的學生都表示很羨慕我能有這樣“奢侈”的機會。
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語，接受采訪過程中不時爆發(fā)出大笑，即便在回憶起家族曲折經(jīng)歷時陷入黯然之色，但馬上會略過這種情緒。
中國這一百多年發(fā)生太多太大的變化，這或許正是吸引研究中國的政治學家裴宜理的地方?！把芯克鼈兊牡檬С蓴?，令人興奮而著迷?！?/p>
裴宜理父母結(jié)婚照（受訪者提供/圖）
革命炮火中的誕生
“你是在中國出生的？”
“是的。”
“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Red China）?”
從少女時代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每次跟隨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國，無論在機場還是碼頭，移民官打開她的護照之后，總是有如上一段對話。
“我會說，我出生的時候它還不是紅色的，只是有點粉而已?！卑雮€多世紀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回憶往事，忍不住發(fā)出一陣爽朗的大笑。轉(zhuǎn)而，她的神色變得凝重起來?！笆堑?，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國的多事之秋；沒有革命，我也很可能在中國長大，所以，我們家確實與中國有割不斷的聯(lián)系?！?/p>
裴宜理出生于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美國圣公會（The Episcopal Church）傳教士。她父親查爾斯·佩里——裴宜理很晚的時候才得知父親中文名是潘學思——早年在哈佛大學學習過中文和日文，對東亞情有獨鐘。1931年，潘學思遠渡重洋，到達上海，在圣約翰大學教書。圣約翰大學創(chuàng)建于1879年，原名圣約翰書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國圣公會主辦，是中國成立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熬乓话恕笔伦儽l(fā)后，潘學思特地去了一趟東北，“他還寫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記，講述他在滿洲里的旅行經(jīng)歷。他對這一段歷史非常感興趣。”
潘學思在中國結(jié)識了他未來的妻子凱瑞（注：中文名為孔凱利）。他們后來都在圣約翰大學教書。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小時候從未聽到父母用中文交流，“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而母親只會上海話?！?/p>
少女時期的裴宜理與父親（受訪者提供/圖）
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結(jié)婚的。因為潘學思長期對日本文化也很感興趣，他選擇了去日本度蜜月?！八麄冊诙让墼聲r，聽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消息，但不敢確認，于是去了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詢問傳聞是否屬實。大使館工作人員也許是不想承擔責任，沒有告訴他們真相，只是說：不，現(xiàn)在中國沒問題，你們回中國吧！于是他們按原計劃，從長崎登上了回上海的船?！?/p>
裴宜理說，父親年輕時喜歡水上運動，對船的性能很了解。他們的船離開日本港口不久，父親便敏感地意識到有些地方不太對勁。他對妻子說：“奇怪，為什么船的吃水線這么低？”他跑到底艙去探詢究竟，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下面坐滿了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
很顯然，裴宜理父母當年見到的這些士兵，就是淞滬會戰(zhàn)打響之后從日本增援而來的兵團——他們無意之間成了歷史的見證人。這些與他們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侵華戰(zhàn)爭中，成為殘暴機器中的一環(huán)。而等待這對蜜月旅行歸來的年輕夫妻的，是被戰(zhàn)火燃燒的上海。“母親后來回憶，當船進入上海時，她已經(jīng)聞到那種到處都是死人的味道，這是她從未經(jīng)歷過的……”父母回到他們在圣約翰大學的居所，發(fā)現(xiàn)他們結(jié)婚的小教堂已經(jīng)被日軍襲擊，家里也被洗劫，所有的結(jié)婚禮物全部都日本士兵偷走。
迫于時局，母親帶著出生不久的兒子離開上?；氐矫绹鴷罕芤欢螘r間，父親則選擇留守在圣約翰大學。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fā)，日軍進占租界，上海全面淪陷。圣約翰大學的外籍教師除了已經(jīng)回國的，其余都被關(guān)進集中營，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親。直到兩年后美日政府交換在押人員，他才被釋放回美國。祖母到紐約港口接他時，已經(jīng)認不出瘦骨嶙峋的兒子。但是沒過多久，潘學思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國?！霸诿绹＼姷膸椭?，他如愿回到中國，幫助國民政府一起對抗日本人。”
1945年，二戰(zhàn)結(jié)束，母親也回到中國。對這個家庭來說，這是他們在中國一段短暫的安寧時光——1948年9月，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這段生活的結(jié)晶。
1949年，中共革命已到?jīng)Q定性時刻，“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哥哥先離開了中國，而父親再一次想留下來。”幾個月后，局勢更加動蕩。潘學思無奈之下告別了他斷斷續(xù)續(xù)生活了18年的國家。
回到美國后，潘學思回到他曾經(jīng)就讀的大學教了幾年書，但遙遠的東方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1951年，他們舉家搬到東京，潘學思在圣公會創(chuàng)辦的日本立教大學教書。
1959年感恩節(jié)的晚上，全家人正圍坐在一起吃飯，慶祝美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突然，他們聽到院子里的狗不斷地叫。父親出去查看，沒想到一場意外不期而至。
“兩個年輕的日本學生喝醉了闖進來，他們都練過空手道……只用了幾分鐘，就把我父親打死了……并不是有計劃來襲擊我父親的，他們當時完全處于醉酒狀態(tài)，也不知道我父親是誰?！?/p>
這位一生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和關(guān)切的美國人，就這樣以悲痛的方式結(jié)束了他的一生。
父親死后，母親用她對世界的理解來處理這樁悲劇——盡管她的處理方式或許不能被大多數(shù)人理解：她非但沒有要求重判那兩個日本學生，反而為他們求情。結(jié)果是，其中一個被釋放，另一個被判刑，而在他服刑期間，母親不但經(jīng)常去探望，還去法院為他爭取減刑，那個年輕人只關(guān)了兩三年就恢復了自由。
母親帶著全家又在日本生活了幾年，直到1962年返回美國。
1981年，裴宜理在松江與受訪者合影（受訪者提供/圖）
政治初意識
民眾抗議活動，是她后來的學術(shù)興趣及學術(shù)方向之一。而她對此最初的感性認識，即來自于早期的日本經(jīng)歷。上世紀50年代初期，每逢“五一勞動節(jié)”，日本共產(chǎn)黨和日本社會黨都會組織勞工抗議活動。那一天，裴宜理的父親正巧經(jīng)過，抗議者見到這位美國人，開始敲他的車窗玻璃，汽車被人群團團圍住……父親回家后，家人發(fā)現(xiàn)車窗玻璃幾乎全部碎掉，而震驚中的父親幾乎在發(fā)抖。平靜下來后，父親嘗試著向女兒解釋什么是“五一勞動節(jié)”、那些人在抗議什么……這讓小小的裴宜理對民眾抗議這種形式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1960年6月11日，近600萬日本人走上街頭抗議新版日美安保條約，美國駐日本大使館附近被近20萬日本抗議群眾包圍。在這龐大的抗議人群里，就有12歲的裴宜理。她特地逃學，走上街頭，參加到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游行隊伍里。在裴宜理的理解中，這個活動的實質(zhì)并非“反美”而是支持和平，“人們似乎很高興有一個美國小孩子參加?！?/p>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第一次參加“群眾運動”，也是她第一次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力量——時任美駐日大使哈格蒂乘坐的防彈轎車也被示威群眾包圍，大使本人不得不從后門溜進大使館；預定6月19日訪問日本的艾森豪威爾，不得不無限期推遲訪問。
孩童時期的裴宜理也好奇地觀察到，在一些抗議活動中，民眾的表達方式與慶祝宗教節(jié)日的儀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日本的宗教節(jié)日中——與中國類似，人們會抬著轎子參加游行，轎子里坐著一個神，然后以一種蛇舞的形式到處走動?！拔液芟矚g這種儀式，所以我經(jīng)常參加我們附近的日本民間節(jié)日。我對日本的政治抗議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也來自這種民間儀式?！?/p>
這個早期經(jīng)驗，后來變成她觀察政治活動的一個獨特視角。比如，她在對中國革命發(fā)源地之一江西安源的調(diào)查中就發(fā)現(xiàn)，李立三是如何智慧地利用傳統(tǒng)的手法，來達到動員工人參加革命的目的：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jié)這一天，李立三組織了一場工人游行?！坝涡嘘犖楫斨?，有一個八人抬的大轎子，一般來說，地方上的這種慶典，轎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間宗教中的神，但是這一次，轎子里面是一尊馬克思像?！边@個細節(jié)就被裴宜理用來解剖國家政治動員與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
1965年，16歲的裴宜理進入威廉·史密斯學院（William Smith College）就讀。她迅速置身于另一個洶涌澎湃的政治環(huán)境中。裴宜理后來自己總結(jié)說：“雖然我對民眾抗議的直覺興趣來自于日本的經(jīng)歷，但我的左翼思想更多地來自于大學時代。”她在大學里非?；钴S，參加過帆船俱樂部、戲劇俱樂部、政治俱樂部……但“政治”是她更持久的興趣和更投入的關(guān)懷。她還記得和大學同學們一起搭乘巴士去華盛頓，在五角大樓前參加抗議越戰(zhàn)的游行。
也是在這段時間，她與她出生的中國之間那種看似微弱的聯(lián)系，又以某種方式變得強烈起來。威廉·史密斯學院規(guī)模不大，但有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裴宜理是其中一員，她和同學們一道學習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政治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久，她開始下決心學習中文。
但她所在的大學沒有中文課，她只能借助圖書館的錄音機和幾盤磁帶開始自學中文。她問學校，是否可以憑借自修中文而獲得學分。學?；卮穑何覀儧]有中文課，怎么評估你的學習程度從而給你學分？裴宜理不甘輕易放棄，跟校方提出：“如果我自學到一定程度，我可以找康奈爾的一位教授來測試我。如果通過，我可以得到學分嗎？”學校只好同意。
裴宜理后來聯(lián)系上了康奈爾大學的一位教授，對方說：你先通過磁帶和語言書自學三個月，然后到康奈爾來接受我的測試。三個月后，裴宜理順利通過了考試。有意思的是，她后來到臺北學過一段時間的中文，臺北的中文老師是在北京長大的，她很奇怪這位美國學生的口音，有一次忍不住問：“你的口音是從哪兒來的？你在美國的老師是東北人嗎？”“我否認，我想說我的老師是‘錄音機’不是東北人，但那時我不知道怎么說‘錄音機’這個詞！”回憶此事，裴宜理樂不可支。
“裴宜理”這個中文名字就是在臺北學習時取的。很久以后，有一次她查看父親的書，看到上面的中文圖章，才發(fā)現(xiàn)父親的中文名字是“潘學思”?！八晕覒撔张硕皇桥帷?，說起這件事，裴宜理流露出一絲遺憾之情。
追尋中國革命的起源
在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時，裴宜理最初的想法是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但遭到一位指導教授的反對。老師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她轉(zhuǎn)而下決心用與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去探索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
“如何理解農(nóng)民革命，這是一個被許多關(guān)注農(nóng)民問題的各科學者所忽略的問題?！彼忉屪约旱难芯縿訖C時說，“農(nóng)民以革命的面目登上世界歷史舞臺這一事實，推動了許多試圖解釋農(nóng)民叛亂原因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發(fā)展。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對這個重要問題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答案?！?/p>
此時的裴宜理已經(jīng)流露了自己的“學術(shù)野心”：她決定通過對一個地區(qū)的研究來考察造反者與革命者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一計劃必須集中在一個地區(qū)，這個地區(qū)必須既有農(nóng)民造反的傳統(tǒng)，又是1949年前共產(chǎn)黨的基地。她把這個地區(qū)選在淮北?；幢边€曾是著名的白蓮教活動中心，這一松散的民間宗教組織曾在該地區(qū)發(fā)動過多次叛亂。
當時中國的大門仍是緊鎖的，像其他學者一樣，她當時的選擇是赴臺北故宮博物院看檔案，期間也穿插著去日本，在東京的圖書館做資料收集工作。
“我當時是那么年輕而天真，完全不知道這個選題的難度——不然我絕不會蠢到選擇這個方向做論文。”又是一陣爽朗的大笑。雖然她幸運地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包括同在那里做研究的幾位美國歷史學家給了她很多建議，密歇根大學另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也細心地告訴她明清各種檔案的位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原始資料是如此分散，它們的類型如此不同?！?/p>
另一個障礙是語言。雖然讀研究生的時候，她系統(tǒng)學習了兩年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但她從來沒有像那幾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那樣，接受過專門的閱讀清代文獻的訓練。所以當她第一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清朝檔案的時候，幾乎被絕望的心情擊垮：“我永遠無法讀懂這些檔案！”導師在回信里以不容退縮的口氣說：“你得完全做原始檔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東西?！迸嵋死硪仓?，導師不懂文言文，對閱讀梳理明清檔案的難度毫無概念，但她還是聽從了他的建議。這下沒了退路。她發(fā)現(xiàn)真正投入進去后，竟然完全有能力閱讀那些檔案。“我們當年在臺北幾乎可以看到你所知道的所有原始檔案。比如，你可以拿著兩廣總督給咸豐寫的奏折，上面有咸豐皇帝的批示‘知道了’。當你有這種感受的時候，檔案內(nèi)容再晦澀也無關(guān)緊要了?！?/p>
靠著扎扎實實的工作，裴宜理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1980年，以論文為基礎(chǔ)的專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在斯坦福大學出版。這部專著被視為海外中國研究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作。裴宜理將自己的第一本書獻給父母，“沒有他們，我就不會從事中國研究。”
重返中國
“你是在中國出生的？”每次回到美國，入關(guān)時的盤問一度讓裴宜理感覺自己是一個“二等美國人”。這個場景直到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總統(tǒng)訪華那年——之后才發(fā)生了突變。裴宜理記得非常清楚，那一年她從日本旅行回來，入關(guān)美國時，像往常一樣，移民局官員打開護照，不出意料地問了這一句，裴宜理照例予以肯定的回答。
“我在等待下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但沒想到，這一次對方的反應是：‘噢，真了不起！那你會說中文嗎？’我說：‘是的，我會說一點?！f：‘我們國家需要你這樣的人?！鞘俏业谝淮螢槲页錾谥袊@件事感到高興?！?/p>
中美關(guān)系解凍后，美中關(guān)系協(xié)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開始陸陸續(xù)續(xù)派代表團訪問中國，每個團都挑選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陪同，以幫助成員們理解中國。1979年6月，裴宜理被選中參加美國的大城市市長代表團，訪問上海、北京、南京、廣州和杭州等城市，親眼看到了長城、故宮、西湖……她興奮無比。“我每天早早起床，去公園和當?shù)乩习傩战徽?，我很喜歡這種感覺，”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她所看到的中國，不是之前充滿革命浪漫想象的那個中國。裴宜理還去上海找到了他們當年在圣約翰大學的老房子，拍了很多校園的照片，帶回美國給母親看。不出意外，母親在格外震驚之余也格外傷心。
幾個月后，裴宜理再次來到中國，這一次她的身份是訪問學者，獲得了在華學習一年的機會——她也是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diào)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與她同時來中國的學者還有周錫瑞和黃宗智，后來都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堅力量。她也經(jīng)歷了計劃經(jīng)濟下的“票證年代”，“我們互相之間以同志相稱，還在學術(shù)問題、政治問題的爭論中經(jīng)常引用毛主席語錄?！钡诟锩鼰岢钡谋澈?，她漸漸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側(cè)面。比如，作為外國人，她可以坐軟臥，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對外營業(yè)的餐館非常少，但像她這樣的“訪問學者”可以在餐館的特別區(qū)域享受“特供”，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也支付不起。1980年春天，在南京大學蔡少卿教授的陪同下，裴宜理第一次去安徽調(diào)查，在渦陽與蒙城的實地探訪，讓她對中國農(nóng)村的真實生活有了更為切身的感受。
有一年，裴宜理來上海開會時遇到了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張仲禮——張早年畢業(yè)于圣約翰大學，碰巧是她父親當年的學生。見面后，他們互相介紹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聽到裴宜理下一本書的工作計劃之后，張仲禮打趣說：“你是上海人——我很多年前就看到你爸爸在校園里抱著你的樣子。為什么不寫上海的故事？”
在張仲禮的建議下，自1990年代起，裴宜理的研究目光從遙遠的淮北農(nóng)村轉(zhuǎn)向世界大都會上海，研究重點也從農(nóng)民革命問題研究變?yōu)楣と诉\動研究。她完成了專著《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在這本書里，她也用不少筆墨寫了杜月笙、黃金榮這些我們并不陌生的人物，挖掘了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所扮演的一些真實的角色。這本書獲得了199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睹绹鴼v史評論》評價她兼具“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與“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在寫這本書時，裴宜理對涉及的勞工階層做了詳盡的調(diào)查和分析，其中也包括英美煙草公司。快要結(jié)束這本書時，她突然意識到，英美煙草公司在浦東的工廠，就是父親當年被關(guān)押的集中營?！拔覜]想到，我所研究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與我自己家族的歷史有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所以我后來在《上海罷工》英文版序言里的第一句話寫道：‘對我來說，寫作本書有一種回家的感覺?！?/p>
裴宜理與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在安徽歷史博物館參觀（受訪者提供/圖）
不能忘記“大問題”
實際上，無論是早期對農(nóng)民革命的興趣，還是后來轉(zhuǎn)向?qū)Τ鞘泄と诉\動的研究，那些改變了無數(shù)人命運的革命，始終是裴宜理關(guān)注的大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周錫瑞在接受采訪時，提過這樣一個細節(jié)：2007年，裴宜理當選亞洲研究學會主席發(fā)表演講時說，“我們不能忘記中國革命，不能忘記這些大題目，不能忘記如何來理解中國這個大轉(zhuǎn)變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敝苠a瑞后來將自己的一本專著送給裴宜理，請她提意見。裴宜理回信給他，再一次說：“我們應該多思考中國的大問題?！薄@其實既是裴宜理對同時代做中國研究的學者的期待，也是她對自己時時刻刻的告誡。
除了學術(shù)研究，裴宜理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活動。1999年，到哈佛大學不久，裴宜理即出任海外中國學研究重鎮(zhèn)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的主任。在她名字之前，是費正清、史華慈、孔飛力、傅高義等一系列著名學者；自2008年起，裴宜理又成為另一個分量頗重的學術(shù)機構(gòu)的掌門人——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作為最著名的中西學術(shù)交流機構(gòu)之一，哈佛燕京自1928年創(chuàng)立以來已經(jīng)歷了七任社長，從葉理綏、賴肖爾到杜維明等，每一任都是德高望重的學者。裴宜理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裴宜理的研究重點是“中國革命”，這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也許有點“非主流”。所以她當選后面對記者的采訪，也有感而發(fā)：“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專門研究中國革命的只有區(qū)區(qū)十幾人。這幾年，研究中國革命的人又多了起來，毛澤東、‘大躍進’、‘文革’、抗日戰(zhàn)爭……都成了熱門?！彼蛉ふf：“否則，像我這種研究冷僻課題的家伙估計成不了哈佛燕京的新社長！”
中美大門打開、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之后，商業(yè)和經(jīng)濟上的復興與繁榮或許是最顯性最直接的成果。但裴宜理感受更多的，是它在知識與學術(shù)交流上產(chǎn)生的巨大意義。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從大清帝國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土地上發(fā)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這或許正是吸引裴宜理研究中國的地方，“它們是如此復雜，又是如此迷人?！?/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