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對蘇軾極為推重，曾致書蘇軾勸誡他慎言。有一次，兩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獨木橋前，木橋下面是萬丈深淵。章惇提議一起走過去，在壁上題字。蘇軾感到恐懼，不敢過去。章惇笑著快步走過，在石壁上寫下“蘇軾、章惇來”的字樣，然后從容走回來。蘇軾說，老兄以后可以殺人。章惇問何出此言。蘇軾笑說，你連自己的命都不顧，更何況是別人的。
但蘇、章的友誼，隨著政見的不同，慢慢變得疏遠。在當時的政治立場中，蘇軾屬于舊派，而章惇則屬于新派。由于蘇軾屢次陳言新法的過失，被新派視為眼中釘，拼命從其詩文中尋找“罪證”，一意將他置于死地。
當時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蘇軾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以蘇軾自比“蟄龍”，誣陷他有不臣之心。蘇軾因此下獄4個多月，受盡屈辱，在獄中寫下“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的悲憤詩句。
就在蘇軾性命攸關之時，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敵章惇站了出來。章惇在神宗面前與新黨同僚據(jù)理力爭，說諸葛亮號“臥龍”，但誰能說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證蘇軾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讓蘇軾全家都滅口嗎？”王珪無言以對，只能說自己所言，是從舒亶那里聽來的。章惇厲聲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嗎？”一連串的逼問，令王珪啞口無言。在多方勢力的營救下，再加上神宗本來就沒有傷害蘇軾之心，最終蘇軾保住了性命。就看這一點，《宋史》編修者把章惇列入《奸臣傳》，是說不過去的，他畢竟與新黨中的呂惠卿這種小人，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
盡管蘇軾的性命得以保全，但這位20歲就名滿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卻越走越坎坷。在新黨得勢之日，他不受重用。而舊黨起用之時，他又因批評舊黨的措施而不受待見。這位真正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完美體現(xiàn)出儒家的中立不偏精神，卻依然不見容于趙宋這個文明朝代。他的命運，可謂耐人尋味。后人讀到蘇軾貌似超曠的詩詞，背后潛藏多少悲涼，或者只有那些早歲得志然而人生路卻每況愈下的人，才能品咂得出。
蘇軾后來被貶至嶺南時，寫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等輕松自適的詩句。當時章惇主持朝政，讀到這些詩，認為蘇軾過得還不錯，于是將他貶謫到比惠州更荒涼的海南儋州——嶺南地僻且多瘴氣，在那個年代，將人貶謫嶺南已等同于死刑，何況是更偏遠的海南。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一個兒子，居然是蘇軾的門生，當初得到蘇軾的賞識而獲得功名。蘇軾晚年受詔北返中原，即將獲得重任，其時章惇已失勢。在蘇軾北歸途中，章惇的兒子前來拜訪老師。還沒有見面的時候，章生很惶恐，不知道老師是否會念及與父親的新仇舊恨，于是先寫了一封信給蘇軾。蘇軾很快回信告訴他，自己與丞相章惇相交數(shù)十年，雖然主張不同，但都是君子之爭，叫他不要過多顧慮流俗人所言。但這個時候，蘇軾也已到了風燭殘年，他病逝在北歸路上，蹭蹬的一生就此劃上休止符。
蘇軾和章惇的交往，實質(zhì)上是北宋新舊黨爭的一個上佳縮影。近世史家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說：“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于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羼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派以爭政權，實吾國歷史上僅有之事也?！绷壬倪@番議論，精辟洞見了北宋新舊黨爭的性質(zhì)。那些年的那些士君子，身上總有一種凜然的氣質(zhì)，讓人不能輕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