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歲時從政壇回歸學界，決定出國留學。盡管我原先治中國古史，但對一個學者來說，最高理想是學貫中西。只有掌握西方學術，才能從新的角度觀照中國的學術文化。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以前的學生曹紅。當時她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留學，很快就收到回信，建議我申請他們學校歷史系黃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黃教授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時任UCLA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和《近代中國》季刊主編。他的第一本專著《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曾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最佳著作獎；第二本專著《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xié)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當時在美國史學界的地位如日中天。更重要的是聽說劉昶、程洪和盧漢超等熟人都在他的旗下攻讀博士。他們都是上海高校歷史系“文革”后入學的佼佼者。于是我就毫不猶豫地寄出了申請書，不久就收到了錄取通知。然而，因故只能暫時放棄了留學美國的想法。
1991年初，我已經到了上海三聯(lián)書店當編輯，一邊考托福，一邊等簽證。當年暑假終于拿到簽證。開學前，曹紅幫我約見黃教授。第一眼見到的他，高大健朗，態(tài)度冷峻，嗓音富有磁性。我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和他交談，他馬上改用中文問答。說是沒想到過了一年我還能來上學，但已經無法提供獎學金了。從他辦公室出來，我十分茫然，到哪里去籌這筆學費呢？直到開學前，星云大師幫我付了學費，懸在心頭的巨石才算落地，正式成為UCLA的博士研究生。
開學的第一門課就是黃宗智的《中國社會和經濟：歷史與理論》。這是一門閱讀課，每星期要讀完他指定的一本書，然后寫出讀書筆記，用自己的話寫出中心論點，然后用三四段文字概括次級論點，并舉出經驗證據。最初我的英文閱讀速度很慢，即使不睡覺也讀不完，就想出一個偷懶的辦法：先看首尾的緒論和結論，掌握其中心論點，之后有時間再逐章閱讀，即使讀不完也能大致完成讀書筆記。每星期圍繞讀過的書會有半天的討論課。黃教授點名讓三五人做10分鐘左右的發(fā)言，然后大家熱烈討論。班上有十多位同學，大部分是美國人，只有三四個中國學生?，F今蜚聲中外的經濟學家周其仁也和我同班。第一堂下課后，我問其仁聽懂多少。他說，大概聽懂了兩三句話。他是一年多前到美國后才開始學英文的。我的英文程度也和他差不多。如此密集地閱讀，還要寫讀書筆記，使我每天只有三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然而，一個學期下來，不僅英文進步很快，而且養(yǎng)成了日后高效率精確閱讀的習慣。
這樣的學術訓練課程持續(xù)了3年。第二學年的課程是《學術理論入門》。黃教授要求我們掌握主要不同流派的理論，學會區(qū)別經典理論與庸俗理論，閱讀時要與作者對話，而不是簡單地死學。學習理論的目的不是尋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問題。第三學年是《論文寫作》，學習撰寫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論文。記得我是用日本“滿鐵”的調查材料寫了一篇有關華北農村文化的文章?？梢哉f，黃宗智“從經驗出發(fā)到理論，再返回經驗”的治學方法對我的影響至大。
第一學期結束時，黃教授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沒想到我的英文閱讀能力進步如此之快，問我今后打算。我回答說，希望能繼續(xù)在美國的學業(yè)，但下學期的學費還沒著落。他再三問我有沒有決心完成博士課程，會不會半途而廢。我說并不是因為貪圖美國的物質生活來移民的，而是為著追求學貫中西的理想。黃教授說“好”，答應用他自己的研究經費幫我支付下學期的學費。過了這一難關，我在接下去的兩個學年都拿到了獎學金。對黃教授伸出的援手，我終生感激。
然而，后來的發(fā)展并不順暢。黃宗智是個強勢的教授，要求學生圍著他轉，我則是個很獨立的人。因此，他對我開始不滿。況且，他的學術興趣在社會經濟史，我則偏于思想文化史。校系之內有非常杰出的教授是研究思想文化史的，如佩里?安德森和本杰明?艾爾曼。當時我都在修他們的課程，他們也希望做我的指導教授。因此，我想改換門庭，但又不好意思向黃宗智提出。此時正好星云大師提出讓我去西來寺工作，我就要求休學。想不到，半年后就被西來寺解雇，進退兩難。我硬著頭皮走進黃宗智的辦公室，講述了我的處境，問他還有沒有機會申請下學年的獎學金。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說：“這里不是商場，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蔽易灾硖潱瑹o言以對，只能告別了黃教授怏怏而歸。
這一別就是20年過去了。聽說黃宗智2004年從加利福尼亞大學退休后就來到了中國，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為中國培養(yǎng)學術人才，直接參與為中國學術建立主體性的工作，真是“老驥伏櫪，壯志未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