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頂帽子
右派：我父親是福建人，媽媽是廣東揭陽人。1954年，我爸媽離婚了，我跟著媽媽回到了揭陽生活。我的祖輩是漳州市詔安縣人，祖上都是讀書人，我的曾祖是清朝光緒年間的翰林。祖父林仲姚是當?shù)孛?，?00歲冥壽時當?shù)卣€給他開座談會紀念。總的來講，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左派，是親共的。祖父本身是教師，無黨派，但他的兩個兒子——我父親跟我伯父，以及我媽，都是中共地下黨。所以我爸媽建國后也都成了國家干部，但后來都辭去行政職務到中學教書。我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后來我父親被劃為了右派。原因很簡單：他跟學校的黨委書記對抗。那時不是向黨提議嗎，向官僚主義開炮，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就寫詩、寫大字報諷刺，向黨委書記提意見。后來就成了右派，而且他處理得比較重，1957年被送到青海勞教。青海當時幾十萬右派，康生主持的。勞教制度就是那時候確立的。1961年，我父親才撿了半條命回到福建。
地主：我們家實際上在我祖父就家道中落了，初評土改時，我們家是小土地出租者，就是鄉(xiāng)下還有幾畝薄田，只夠家里口糧，是不夠生活的，你還要勞動。后來怎么成了地主了呢？因為我祖父是我們林姓祠堂的族長，族長要管祠堂的公租。祠堂不是有地嗎？這個地收租，收了就放到倉庫里面，哪一個人孤寡貧困的，就要開族長會議，要發(fā)下去，是福利性質(zhì)的。祖父是讀書人，比較較真，比如收谷子，不干不實，要求再曬，這就得罪了佃農(nóng)。公家的地比較多，管的人有抽成。土改政策里有一個項目叫管公堂地主，也就是地主的一種。土改一發(fā)動起來，群眾打、殺什么都是對的，都不能阻止。那時他們就斗我祖父，要把他劃為地主。政府就不同意，就說這個人是教育家，非常重要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有很多學生在他的影響下參加共產(chǎn)黨革命隊伍，有很多學生在臺灣，不能劃地主分子。怎么辦呢？于是想把整家劃成地主家庭。問題就來了：我伯父是地下黨員，教師。我父親不用講了，1938年參加新四軍，入黨，不到20歲參加革命的。我母親15歲參加中共地下黨。地主家庭沒有地主分子，講不通啊，其他都是小孩，不夠18歲。那就只有一個人——我伯母。伯母是個家庭婦女，沒有工作沒有地位，整天都是做家務。按照政策，她有勞動就不是地主分子。但整個家庭已經(jīng)沒有人可以劃地主了，又一定要保持地主家庭成分，那怎么辦呢？于是她就成了地主，然后就掃了二十多年的街，被人斗，很可憐。
叛徒：“文革”時，叛徒這個身份隨便安的。以前做地下黨員，單線聯(lián)系，只有一個聯(lián)系人知道。如果這個人活著，那可以證明你是組織派去的，但如果這個人死了，誰能證明呢？我媽做地下黨員時的最后一個聯(lián)系人，是個女的，你不能問她真名，最后一次來找我媽，就說，“我是最后一次跟你聯(lián)系，我沒來找你，你別來找我，你等著，你就潛伏在這個地方?！币坏染蛶啄?，沒人來了。1941年政審的時候才知道南方特委出叛徒，黨中央才下令停止活動，全線凍結(jié)。我媽哪里知道，她只是一個小黨員。后來政審的時候她一直對那個聯(lián)系人畫像、描述?！拔母铩睍r候的邏輯很簡單：這個人找不到了，就是被你出賣了，你是叛徒。她的單位因此花了很多時間去外調(diào)，最后終于給她找到了，這個人是廣東省委宣傳部的文藝處長，是杜國庠的侄女。后來我跟我媽來廣州到她家里去拜訪她，她不斷地道歉，說沒想到給你們帶來這么大的苦難，說當時找到她的時候她馬上就寫了證明材料。
反革命：這頂帽子跟我大哥有關(guān)。我大哥“文革”時是福建師院數(shù)學系的學生，他人很純正。那時的紅衛(wèi)兵有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一般是當權(quán)派和周圍那些人；造反派是受迫害那些人，群眾居多。那時斗爭很激烈，我哥是群眾派，這里面有些原始的正義，反對政治壓迫這些東西。1969-1970年的時候，我哥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打成反革命。那時他已經(jīng)在一個農(nóng)村中學當教師，被大學派人抓了回去。這次是部隊介入。他在當時文名很高，所以當官的講過一句話：這個人非斗死不可。1971年林彪摔死了，我哥這批人全部平反了，但我哥不見了。一直拖了8年，當局說他潛逃。詔安就認為這是我家鄉(xiāng)人，我們的人給你搞死了，縣里面就派平反委員會調(diào)查組去調(diào)查。那是1978年的事，結(jié)果阻力很大，調(diào)查不下去。調(diào)查組最后去省公安廳檔案室里找無主尸體照片，看見有這樣一個無主尸體照片，一看就是他，身上的錢跟糧票都不見了，兩個褲袋給翻過來了，推斷是有人連夜將我哥弄到野外去做個偽現(xiàn)場。這個事情也不了了之了，當時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就是宜粗不宜細，總之政治上平反了?！拔母铩逼椒唇?jīng)常有這句話：某某同志被迫害含冤而死。講得模糊，不講他自殺或他殺。政治平反，給予一定的賠償，那個時候賠償很少。
兩次高考
1977年12月，我在馬路上聽見恢復高考的有線廣播。聽了一次，不相信，再聽一次，聽明白了：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報考，不限年齡，不限學歷，不限出身，都可以報名，都可以考試。一聽就瘋了，直接就去找一個讀初中的小孩借數(shù)學書。“文革”這十年我是有讀書的，但不敢寫讀書筆記，因為那個時候我哥還在被通緝，我們家經(jīng)常要被抄家的。當時是考數(shù)學、語文、政治、歷史、地理五門，數(shù)學突破了，其他我就不怕了?？汲鰜砗?，分數(shù)很高，我是第一批的，就去體檢了，但沒接到錄取通知。
我媽所在的公社一直整她，不給她平反。那一年我的政審怎么搞，我看不到，因為是不給考生看的。我想一個是“四頂帽子”脫不了，因為沒平反——全國都沒平反。第二個你這個人表現(xiàn)什么，他們可以亂寫的。你出身這么差，個人表現(xiàn)不好，誰要你呢？那個時候大學招生還講階級斗爭?；蚴菃挝灰庖姡翰灰虽浫?！那誰敢要你？
當時我很失望，就想：我媽提前退休，我的戶口回城了，那我去頂職教小學。準備辦手續(xù)申請了，所以我想趁這個空檔出去玩。1978年3月份到了福州我二哥那邊，二哥跟我說，今年政策改了：第一按分數(shù)錄取，并且公布分數(shù)；第二政審鑒定要跟考生本人見面、簽名。我半信半疑。他就說這是真的，你不去考太浪費了。那我想，太壓抑了，爭口氣吧。第一，我考多少分，貼出來讓別人知道；第二，政審要本人通過，他們搞不了我。如果我考很高分，你錄不到我，我到時候跟你打官司，打到鄧小平那里去。
1978年高考時間正常了，7月考。我是在廣東考。因為第一次沒被錄取，心里非常不滿，也防備他們整我，我就寫了封長信給揭陽縣招生辦主任?！多囆∑健冯娨晞±锬莻€鏡頭是真實的，也就是說報名不用通過單位，可以直接到縣里。我就是到縣里報的。這個招生辦主任出身有文化的地主家庭，人非常正派，以前跟我一個中學同學下鄉(xiāng)插隊在同一個村子。我同學覺得這個人很不錯，我就通過同學遞這個信給他，講我的志愿、理想。他很感動，說我們縣又多了一個大學生。所以我連準考證什么都是他給我辦的。其實在公社報名也可以的，但我不愿意，我怕他們搞鬼。
那一屆揭陽縣有上萬名考生，我是文科狀元。招生辦主任要我報北大。因為我媽在中大附小讀過書，對中大有感情，而且中大離家近，就按我媽的意見報了中大。那時能戴著“右派、地主、叛徒、反革命”這四頂“帽子”參加高考，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政審時，公社都把表格中的政審意見發(fā)給每個考生。我看到周圍的人都在政審欄簽名，整疊政審表放在桌子上讓考生去認領(lǐng)，我記得很清楚，幾乎每個人的鑒定開頭都有一句相同的話：“積極參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但只有我沒有這句話。我的政治鑒定是一句不著邊際的話：“該生戶口于1976年遷移到我公社，沒有在我公社居住。”政工人員問我的意見，我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在鑒定上簽名，但把林字壓在句號上。
進中大后，老師碰到同學就問“你考多少分”，我說三百八十多。老師說，“你怎么不報北大？”我覺得兩校各有所長。中大政治氣氛沒那么濃，雖然也有政治活動但我沒有介入，理由很簡單，自己家內(nèi)外幾代為革命死了這么多人，結(jié)果非常慘。揭陽外公鄭鼎新，15歲入晚清最后一科秀才，書畫家，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外公抗日戰(zhàn)爭時在新加坡是抗戰(zhàn)僑領(lǐng)，1942年被日寇殺害。大舅舅因指揮華人抗日義勇軍抵抗日寇，兵敗犧牲。二舅和三舅后來追隨馬共入?yún)擦謿屆?。幾代人的?jīng)歷，特別大哥的死對我刺激非常大，我覺得應該停下來好好讀書，反思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