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市委宣傳部指定我牽頭，組織幾位理論工作者，在上海工業(yè)大學專家樓，撰寫全市的學習輔導材料。有人躍躍欲試，拉我和王滬寧另組“新四條漢子”。這另外兩條漢子就是尹繼佐和吳振標。老尹后來當過上海市委宣傳部主管理論的副部長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老吳后來當過上海《文匯報》總編輯，退下來后還在市委宣傳部擔任閱評組長。當年我們四人常在一起，撰寫學習中央文件的輔導材料和上海兩報的重要評論。如今則各奔前程，但回憶起那段難忘歲月，還是蠻有意思的。
最初認識尹繼佐的時候，他是上海交通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師。老尹是“文革”前的北大哲學系畢業(yè)生，在校友會上認識了當時的宣傳部副部長潘偉明，就進了我們的圈子。一個普通高校教師就此成為市委宣傳部的座上賓，幾乎參與了小潘所有的決策。當時我們都是三十歲剛出頭的青年干部，思想活躍，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勇于探索，希望黨的宣傳工作能配合改革開放的需要。但如何把新思想轉換為市委領導人習慣的政治語言，從而取得他們的贊同和支持，經常就要仰仗于尹繼佐這個老大哥。他畢竟是學馬列主義理論專業(yè)出身的，功底深厚，總是能為我們的想法從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中找到根據。
那些年，老尹經常出席市委宣傳部的活動，經常在媒體上露面，于是也越來越受到學校領導的重視。從一個普通馬列教師一步步提升為交大社會科學及工程系副主任、校黨委宣傳部長和市教育衛(wèi)生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隨著地位的上升，他也越來越穩(wěn)健，或者說政治上越來越成熟，當然不會去做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事了，而總是能緊跟形勢，把不斷變化的方針政策和馬恩列斯毛經典著作對接起來。這也確實是一種需要長期花功夫鉆研的專業(yè)。尹繼佐政治立場堅定，后來很快就被任命為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盡管老尹在仕途上一帆風順，但他倒也不算是有官架子的人。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最初幾年，我們還常有來往。有一年，老尹因公來香港，我去酒店看望他。當時因為年齡問題，他將要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職位上退下來，和我談起今后的出路，說是有可能去社科院擔任院長，我極力贊成。后來他果然又做了幾年社科院院長才退休。屈指數來也有十來年沒有見面了。我知道，他一面做官，一面也仍在不斷地著書立說。比如，他寫過《黨的意識形態(tài)與時俱進》、《世界進入重視能力的時代》、《觀念創(chuàng)新》和《一個政黨的綱領就是一面旗幟》等許多文章?？吹竭@些標題就會想起當年和老尹一起寫文章的日子。這位老友真是以不變應萬變??！
吳振標和老尹不同，他是寫文章的快槍手。高中畢業(yè)后老吳在部隊當兵時就能寫，因此復員后就進了《文匯報》當記者。因為能寫，又從記者被提升為評論員，負責撰寫報紙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
我們認識的時候，老吳已是《文匯報》的評論部主任，和他旗鼓相當的是《解放日報》評論部主任周瑞金。1986年初，小潘要求我組織班子為他起草一篇有關共產主義理想的長文。有人推薦了吳振標，我們就此結識。以后市委有重要寫作任務，我總是拉他的差?！段膮R報》的許多重要評論，他也經常會邀我參與寫作，我們的來往就越來越多。他雖然沒有老尹那樣的馬列理論功底，卻有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覺，總能從領導人講話或中央文件中察覺到新精神。老吳的這一專長使我們獲益良多。那些年里，上海的宣傳工作總能走在全國的前列，有他的一份貢獻。因此，老吳不久就被任命為《文匯報》副總編輯，多年后又扶了正。盡管各忙各的，但我們一直保持著友誼。不管我是處在順境還是逆境，每次見到老吳，他對我的熱情始終不減當年。哪天再回上海真該去看看老吳，一起把酒話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