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fā)之前，我把手表留在了家里。有些旅行的作用正是在于打亂日常生活、擊碎時間。
我以為波蘭就是這樣一個目的地，它在歐洲大陸的偏遠角落，在羅馬與拜占庭之間，在法西斯和共產主義昔日強光的照耀下，在至今濃霧未散的鐵幕中。16、17世紀，波蘭一度與立陶宛建立聯邦，成為歐洲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并未成就什么霸業(yè)。中歐總被認為是一個“創(chuàng)造的西部”和“模仿的東部”之間粗糙的平均值。有學者說，中歐是不存在中心的，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維也納也稱不上，中歐的內核是想象性的，以一種“離心的方式”緩慢地運行。
在我所見到的波蘭人身上——和我去過的其他中歐國家一樣——大概就有這樣一種離心的距離，一種對他人的警覺、對暫時來往的人的冷漠，不至于令人不悅，只是匆忙。他們更愿意專注于例行的習慣——公文包、寵物、隨身的書、酒吧里的酒精、公交站里無聊的空氣。這種自顧不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份證據，指向了20世紀的黑暗歷史，以及此前所有經過波蘭的搶掠、屠殺、戰(zhàn)爭和大國政治的陰謀。
波蘭人有一句經典的自嘲，“嘿，事情還沒有那么糟?！被蛘?，用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維斯瓦娃·辛波斯卡（Wisawa Szymborska）的話來說，“我們繼承希望——領受遺忘的天賦。你將看到我們如何在廢墟中生養(yǎng)子女。”詩人的語言，為所有來到波蘭的客人做出了提醒。
Stocznia Gdanska （瓦文薩曾經工作的船廠）華沙老城
烏鴉
在華沙（Warsaw），最先向我們張開懷抱的是城里的烏鴉。這些黑色的鳥在山毛櫸的枯枝敗葉中跳躍，在迷蒙的天色里飛翔，完全搶走了鴿子、喜鵲這些“善類”的風頭。據作家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chultz）的講法，“每一只烏鴉都有一根屬于自己的樹枝并將它視作自己的地盤?！倍鴹⒃谌A沙的這一群沾染了幾分涼意，成了中歐之冬的主人。
舒爾茨就生活在二戰(zhàn)時期的波蘭，是作家、畫家，也是猶太人。因為得到一位頗通藝術的蓋世太保軍官的保護，躲在軍官幼子的臥室里創(chuàng)作壁畫，得以維持生計。一年后，另一位蓋世太保槍殺了他，因為這位軍官曾經庇護的一位猶太牙醫(yī)死在舒爾茨的庇護者手里。這像一個游戲，“你殺了我的猶太人，我也干掉你的。”
納粹把波蘭稱作“世界的陰溝”，華沙的百余萬人口在二戰(zhàn)中死亡過半。希特勒的計劃是，戰(zhàn)爭過后，這里將只是地圖上的一個點，作為一座火車站供人往來。他在戰(zhàn)前就揚言要侵占波蘭，華沙大學建筑系的師生提前著手對華沙進行了全面測繪，為日后重建留下了大量照片、圖紙。戰(zhàn)后，他們頂住蘇聯當局的壓力，堅持按原樣重建華沙，尤其在古城，有些細節(jié)部位若缺少參照，寧可留出空白，待日后補齊，也不貿然改動。華沙居民也被動員起來，參加捐款和義務勞動。
與古老歐洲的許多城市相比，華沙雖是新城（現在的城市主體多完成于20世紀50-70年代），但每走幾步就會路過一個舊物。有時是一座老教堂，有時只是搭一根線在馬路上方，以示這里曾有一座橋。更多的是幾根柱子、幾塊地磚、半扇門廊，以及各種建筑表皮上密集的彈孔。好像這座重生的城市并不追求煥然一新。在華沙不斷遇到的烏鴉，一再加強著我的這種印象——斑駁的雜色、衰敗的青與黃。倒是那些爬山虎瘋長如火，成了昔日戰(zhàn)火的替代品，至今試圖點燃墻壁。
一些奇怪的現代建筑試驗穿插其間，比如一座號稱世界最窄的房子，夾在兩座樓之間，僅有1.5米寬，那里現在是以色列作家艾特加·凱雷特（Etgar Keret）的住所。
重建工作到今天仍在繼續(xù)。城市的近郊，用戰(zhàn)后清理出的廢墟堆積成一座座“假山”，電線桿歪斜著，極不自然地綿延起伏，自成一條駭人的天際線。城區(qū)里保留了大片空地，看起來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樣擁擠，其實也是戰(zhàn)爭后遺癥，這些土地現在產權不明，許多案子堆積在法庭。當我們走進一些教堂，導游會提醒我們注意那些新刷的油漆。若早幾個月來，便看不到那尊金色的天使，再幾個月之前，那幅耶穌畫像也還沒有掛上。
除了這些“為了忘卻的紀念”，對城市機能的安排也充滿了諷刺。波蘭國防部的對面就是俄羅斯大使館，占地面積驚人；號稱養(yǎng)了150只松鼠的肖邦公園里，有一條“中國大道”，是與中國五礦的合作項目。導游說，二戰(zhàn)后的老華沙，沒變的只有三樣：土地，天主教，共產主義。
城中心最顯赫的建筑物是科學文化宮——斯大林留給波蘭的禮物，當時的華沙人顯然不能拒絕。不過現在，到底是拆除還是保留這個龐然大物，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這是共產主義時代留下的不祥之物；另一種意見則說，留著無妨，且看誰才是最后的贏家。多數歷經二戰(zhàn)洗劫的城市都有這樣的自覺，袒露一些歷史的傷痕，揪住時間?？墒菦]有誰會永久地停在過去，尤其是在新的千年，“見風使舵”好像并不是一個壞詞。
位于戴高樂廣場的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89年之后改成了股票交易所，如今樓下賣的是萬寶路和法拉利?？茖W文化宮的周圍也是寫字樓林立，正對面就是著名的瑞典服裝品牌H&M。許多因為戰(zhàn)亂而移民國外的波蘭商人回到這個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一座座摩天大樓拔地而起，在絕對高度上挑戰(zhàn)昔日的巨人。
只有老城廣場還是舊模樣，一半因為紀念歷史，一半需要吸引游人。這里倒是沒有了烏鴉，美人魚雕像是華沙的守護神。游人多的時候，鴿群會來。只是我清早便到了，廣場上十分冷清，只有一位舊貴族打扮的守衛(wèi)來回溜達，正指揮工人打掃，路邊擺著一扇棄用的鐵窗，像是一顆卸下的心房。噴泉旁邊，一只死鴿子濕答答地躺在地上。
格但斯克又名但澤，故鄉(xiāng)在這里的作家格拉斯寫過著名的“但澤三部曲”：《鐵皮鼓》《貓與鼠》《狗年月》
起義
Warsaw，變換一下字母順序，就是saw war（見證戰(zhàn)爭）。導游說，如果華沙是一個人，那么他只有一只眼睛或一條腿。波蘭導演安德烈·瓦依達寫過一句電影臺詞，“沒有起義軍的華沙，就像失去了一只胳膊?！?/p>
18世紀晚期，俄國將波蘭占為附屬國，伙同奧地利、普魯士，瓜分波蘭國土。華沙被劃歸普魯士，成了一個邊境城市。為了抗擊侵略者，華沙起義。
19世紀中葉，俄國士兵在波蘭為所欲為，一度關閉了華沙所有的禮拜場所，甚至逮捕了參與禮拜的平民。全國默哀，華沙的婦女在接下來的兩年里一直身著黑衣。華沙起義。
1944年8月1日，華沙再次起義，向德軍發(fā)起攻擊，想搶在蘇聯軍隊到達之前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政權。德軍派出了最精銳的部隊，紅軍則暫停了行動，等待納粹幫他們消滅控制波蘭的最后障礙。最后雙方各有1.7萬名戰(zhàn)士犧牲，華沙市民死亡人數達到20萬人，剩余人口被驅逐出城，德軍撤離時還在城內埋下地雷。
在華沙隨處可見兩個英文字母——PW，刻在墻上，或隨手涂鴉，這是這座城市的密碼，拼成一個鐵錨的形狀，扎在華沙的肉體。它是波蘭語Powstanie Warszawskie的縮寫，翻譯過來還是那4個字——“華沙起義（Warsaw Uprising）”。
如今在各種雕像、碑文、教堂的門口，仍然擺滿了鮮花和蠟燭，紀念此地揭竿而起的傳統(tǒng)。本來是由納粹從瑞典運來慶祝勝利的大理石，后來被鑄成了猶太英雄紀念碑，德國總理曾在這里下跪。在發(fā)生過巷戰(zhàn)的街區(qū)，在尋常百姓的家門口，都擺著祭臺。事實上直到1989年之后，華沙市民才被允許公開紀念二戰(zhàn)時期的華沙起義。每年8月1日，華沙會再次拉響警報，路人停步，車輛停駛，全城默哀。起義過去45年后，在波蘭高等法院旁，才建起一座華沙起義紀念碑，重現了當時的華沙人在下水道里打游擊、在街頭殺敵。
紀念碑的對面就是波蘭的軍隊教堂。一道鐵門上赫然刻著“為耶穌而戰(zhàn)”。里面專辟一室，祭奠卡廷慘案的4421個亡靈?？ㄍK案是現代波蘭人的另一道頑疾，當地人對這個話題依然抗拒，因為容易引起激烈爭吵——前蘇聯和納粹政府一度互相栽贓。
“一個人對卡廷事件的態(tài)度，決定了他對波蘭是否忠誠，”一路上嘻嘻哈哈的導游在這個問題上露出了嚴肅的神情，他說：“波蘭人不喜歡蘇聯，但喜歡俄羅斯人；波蘭人不喜歡德國，也不喜歡德國人，因為他們開奔馳，因為他們足球總是贏，因為他們驕傲?！绷硪晃粚в蝿t說，他的外公曾經告誡他，德國和蘇聯都是波蘭的敵人，他們的區(qū)別只是在于，“蘇聯總是宣稱自己是我們的朋友?！?/p>
看我們對這些舊事感興趣，他提議去墓地看看。剛好我們在華沙的停留時間趕上了天主教的諸圣節(jié)，這一天是波蘭的法定假日，類似中國的清明。
這一天的清晨，全城的建筑物像老人一樣咬緊牙齒，一聲不吭。除了幾家花店，絕大多數店鋪都關門，路上也沒什么車流，因為臨時開了C字打頭的公交車，通往各大墓地。密集的住宅區(qū)里也不見人影，偶有一扇虛掩的窗戶，宛如一聲嘆息。
寒風之中，老人們最先出門，他們提著塑料袋，推著小車，里頭全裝著花，趕往車站集結。年輕人多睡了一會兒懶覺，稍后才出來，有的還帶著自己的小孩。突然一陣風把落葉吹起，我看到馬路對面的一個男人把花籃裝進后備箱，又獨自坐回前座，發(fā)動了汽車。人們臉上沒有太多表情，好像早就習慣了這樣的儀式。
我們比預計的行程晚了一些，下午4點才趕到城西的Spokojna公墓。整個華沙城的居民似乎都聚集于此，只能在人群中舉步維艱。天已經黑了，還下起小雨，不太看得清逝者的墓碑和活人的臉，只有燭火因為玻璃瓶的保護，在黑暗中浮萍一般地閃爍。導游把腳步放慢，為我們介紹，某處安葬的是一位18世紀的飛行員，某處是一位作家、一名演員、一個無名烈士……他覺得今年掃墓的人有所減少，這讓他感到遺憾。這些微光，無法再點燃慣于起義的華沙被雨淋濕的空氣。
華沙老城
肖邦
我們在南部的克拉科夫（Krakow）也遇見了這樣的雨。旅行中最痛恨的雨，卻是理解波蘭最好的契機。
雨里的克拉科夫被水洗刷，被時間磨過，黃葉綠葉浸在水里，有如一泡陳年苦酒。這里是波蘭的舊都。二戰(zhàn)后，波蘭史學界傾向于把公元9世紀的皮亞斯特王朝（Piast Poland）作為該國歷史的開端，這個王朝的首都就在克拉科夫。而那時的華沙，還要等上六百多年才會并入波蘭。
遷都華沙是因為隨著國境的變化，華沙成了地理中心，便于全國的貴族在此進行選舉，而克拉科夫則勝在資源豐富（鹽、銅、銀等礦藏），以及交通便利，東西溝通黑海與德意志，南北連接波羅的海和波西米亞。1364年成立的雅蓋隆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一度也是歐洲思想最為活躍的地方。因此，克拉科夫的面貌比華沙舊，速度也再慢半拍。
我們踩著咯吱咯吱的樓梯，在一個洞穴般的辦公室里拜訪了當地的旅游辦公室，工作人員幽幽一笑，說：“克拉科夫才是最受全世界人民歡迎的波蘭城市！”克拉科夫古城的確在歐洲小有名氣。從“苦大仇深”的華沙，逃到這里，總算緩了一口氣。
早晨，在國王大道邊的一座教堂門前看到一場音樂會的通知，閑逛一天以后，連忙在傍晚趕回原地。
在夜里潛入教堂，時間好像被放得更慢。波蘭曾被稱為天主教的東部邊境，許多教堂左右兩側都掛著圣母和來自波蘭的教皇保羅二世的頭像。有人戲稱，在天主教和東正教爭相拉攏波蘭的時候，正是前者教堂里的巴洛克神跡勝過了后者樸素的墻壁。當然，真實的情況是，當時的國王希望借此舉與歐洲其他貴族、王室聯姻。
圣壇前的空地上擺出了70張椅子，但只坐了十來個觀眾，大家不敢發(fā)出任何動靜，因為挑高的穹頂制造出極好的音響效果，就連樂手喘氣、在腳下劃步的聲音都能聽見。首席小提琴手是個中年男人，剪了一個標準的鍋蓋頭，球狀的頭發(fā)隨著琴聲不斷震顫；中提琴手戴著黑框眼鏡，有些呆板，但能跟上節(jié)奏，與小提琴形成拉鋸；大提琴手是個胖子，淺色的短發(fā)，襯衫第一個口子繃開，領口豎起，頻頻向觀眾點頭，卻偶爾落了拍；另兩個小提琴手都是妙齡少女，都穿著黑色長裙，可惜有一個稍胖，不知何故，拉到中間兩首曲子時樂不可支，幾乎笑出聲來；彈管風琴的女孩戲份不多，多數時候都坐在琴邊等，等到她站起謝幕時，我才看清她戴了一副別致的黑耳環(huán)，下身是一條煙灰色百褶裙，這才露出她的用心。
音樂會只進行了一小時左右，曲目以維瓦爾第、巴赫為主，雖不完美，卻很怡情。遺憾的是，他們沒有演奏肖邦。
我原本以為肖邦的浪漫不大符合波蘭的氣質，后來去過肖邦博物館才發(fā)現錯了。肖邦早就把他在1831年聽到華沙淪陷時的憂憤寫進了《C小調鋼琴練習曲》，把他對故鄉(xiāng)的思念寫進了《瑪祖卡舞曲》和《克拉科夫舞曲》。盡管他從來沒有為波蘭的民族解放舉起過槍桿，但波蘭人視他為民族英雄，把他的心臟從德國人那里奪了回來，保存在華沙的圣十字教堂。博物館對他的介紹是，“肖邦第一次用音樂表現波蘭式的敏感，幾乎必然是一種憂傷，一種民族熱情?！?nbsp;
格但斯克琥珀
琥珀
離開克拉科夫，沿著維斯瓦河北上，途經華沙，最終會在格但斯克（Gdansk，又名但澤）入海。因為是海港，所以我們徹底告別了烏鴉和鴿子，聽到了海鷗的聲音。
很長一段時間，這里是波蘭的主要港口（20世紀30年代被格丁尼亞超越）。據說在17世紀，當波羅的海的水面結冰，人可以直接從瑞典跨海走來。不知當時給波蘭帶來滅頂之災的瑞典人是否就是徒步涌入？這場入侵發(fā)生在1654年，瑞典帝國攻打并占領了波蘭立陶宛聯邦，對俄國在波羅的海地區(qū)的霸權提出警告。在這場被稱作“大洪水（Potop）”的戰(zhàn)爭中，瑞典人的破壞比納粹更厲害，華沙城堡的門和地板、哥白尼看過的書都被運走。前年維斯瓦河水位偏低，又有一艘當時運送寶貝的瑞典沉船被發(fā)現。
從那時開始，格但斯克已經是世界聞名的琥珀之城。通往波羅的海的海路以前就被稱作“琥珀大道”，專為古羅馬的貴族們運送精美的琥珀制品。如今這里依然滿城叫賣琥珀，聚集了兩千多家加工廠，有一萬多家廠商從事琥珀貿易。琥珀并非頂級珠寶，但不止一個格但斯克人驕傲地告訴我，一塊琥珀的形成可至少需要四千萬年！
一塊琥珀的歷史比作為民族國家的波蘭要長得多。19世紀以前，并沒有一個名叫“波蘭”的區(qū)域在民族、宗教和語言上擁有絕對的同質性，而是維持了多民族的雜居。比如格但斯克，就擁有大量德國居民，被笑稱是德國境內最波蘭的部分，13世紀，普魯士的條頓騎士團占據此地，在波蘭北部建起13座哥特式城堡；一戰(zhàn)時又被劃為國際聯盟監(jiān)督管理下的自由市。所謂的“波蘭”民族意識日后還要靠著波蘭語、天主教的擴散，才漸漸成型。在這個過程中，反猶太主義也是一個關鍵的助力，通過把猶太人描述成一個異類，一個在宗教、經濟上的威脅，來凝聚波蘭的統(tǒng)一。
得益于商貿和運輸，格但斯克比較富裕。從16世紀的“黃金時代”開始，這個港口就是波蘭的主要財富來源，一戰(zhàn)后，《凡爾賽條約》又在維斯瓦河下游西岸劃出一條“波蘭走廊”，作為戰(zhàn)爭中的生命線。這里像個富家少爺，政治上卻并無建樹，直到一個普通工人改變了這座城市的調性。
萊赫·瓦文薩，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發(fā)起了“團結工會”，一年之后，會員人數超過千萬。盡管他本人的政治生命很短暫，但以他為代表的工人罷工等社會運動，體現了波蘭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某種“自我組織能力”，無論他們是共產黨人還是共產黨人的敵對者，這種在政治上的務實與此前那些浪漫的、慘烈的起義形成了對比。
格但斯克Wisla河邊
詩人
在一幅記錄“團結工會”成立的歷史照片上，瓦文薩正在臺上簽署協議，而他的身后，是一座列寧的白色半身像。當我們再次偏離正常的旅行路線，潛入瓦文薩起事的列寧造船廠，似乎見到了那尊塑像或是復制品。
塑像就擺在瓦文薩曾經工作的車間，臉部被塑料布層層蒙住，只能通過那個禿頭來辨認。車間里還擺了一些用泡沫、可樂瓶做成的疑似當代藝術的作品，大多已經殘缺。車間里的窗子破了，墻皮也裂了，機器都被搬空，只剩下水管、燈管、門板、磚塊這些零部件在里面呲牙咧嘴。這就是瓦文薩帶著工友們罷工、抗議的地方。再往里走，路過一間供工人們休閑的小酒館，可以來到當年簽署協議的辦公樓，一座三層的紅磚樓，門口就掛著瓦文薩被人抬著、高舉雙手的舊照。
與格但斯克城中的琥珀色不同，市區(qū)之外的船廠天色陰沉，吊臂、塔樓把機器之爪伸向天空，好像連云彩都染上了銹跡。這家昔日波蘭最大的國有企業(yè)已經產量銳減，被私人老板收購。一位舊廠子弟守著辦公樓的門，他說廠里不需要那么多造船工人，就派他在這里應付零星的游人。而當我們一踏進新老板的領地，另一位保安立即叫囂著把我們趕了出來。
也就是在“團結工會”成立的這一年，波蘭詩人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工廠門口的紀念碑基座上，刻著他的詩句，用來紀念那些受到納粹迫害的人，我們在這里又遇到了前來獻花的人——
你，對純樸的人做了如此不堪的行為：
在目睹他的苦難后放聲而笑，
不要自認無人知曉，
因為詩人已將其牢記。
在其旁邊，紀念“團結工會”的博物館正在修建。這是另一種常用的收納歷史的方式，就像收拾舊衣服，撣撣灰塵，疊起來，放進抽屜，偶爾拿出來比比樣子，抱怨自己發(fā)了福，再也不會穿上去。
米沃什來自維爾諾的一個貴族家庭——波蘭人稱其為維爾諾，立陶宛人稱其為維爾紐斯（即現在的立陶宛首都），德國人和白俄羅斯人稱其為維爾納。當時這里還保持著多民族特性，語言、邊境和政權都在不斷變化，有人說立陶宛語也有人說波蘭語，生意人講意地緒語，政府官員則用俄語，曾經還建有相當數量的東正教堂，現已蕩然無存，此后一切才變得越來越羅馬天主教化、波蘭化、西方化。
米沃什也是波蘭的“棄子”，正如加繆之于阿爾及利亞。他流亡海外，定居美國，因為對波蘭政治的強烈不滿而備受指責。事實上，米沃什的確視加繆為知己，他說：“《反抗者》的作者，這個與戰(zhàn)后的巴黎意識形態(tài)氣氛相反的人是少數幾個向他施以援手的人之一?！钡麄兌紙猿肿约旱拿褡辶?，在回憶錄中，米沃什說，“是歐洲那個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過用童年所講的母語寫作來保持我的忠誠?！?/p>
加繆、米沃什們的尷尬處境是20世紀歷史的縮影。他們生活在一種持續(xù)的緊張之中，既意識到民主制度的失敗，又不得不提防極權的步步緊逼，揭露了現代文明在革命、市場、科技與經濟增長中喪失了最基本的倫理和信譽。“對一個同類展示最簡單的人類善意，其重要性也遠勝于任何心靈的精致?！边@是波蘭人最珍貴的戰(zhàn)利品。
影子
在華沙停留的最后一個晚上，我決定獨自去街頭走走。它已經像是一位滄桑的新朋友。
17世紀，齊格蒙特三世也曾試圖武裝干涉俄國選舉；二戰(zhàn)前，波蘭參與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1999年，作為左翼民主聯盟領導人，打敗瓦文薩出任總統(tǒng)的亞歷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帶領波蘭加入北約；波蘭還是美國人入侵伊拉克的積極支持者，并被授權控制伊拉克南部的一個地區(qū)——“或許在波蘭人的內心深處，他們根本不喜歡自己，因為他們記得自己的醉態(tài)。是這樣嗎？”
墻上的時鐘提醒我，現在只是晚上9點——在波蘭旅行的確不需要戴著手表，因為隨處可以找到鐘表，被掛在、鑲嵌在建筑的外墻。
街上依然沒什么人，路燈比人還多，有些路段就我一個人在走，前后左右的路燈齊齊對準我，一會兒照出6個影子，一會兒又變成3個，濃淡不一，死死地跟著我。
關于影子，舒爾茨有一個比喻，他說，“我們扭曲的影子投射在房屋上，仿佛游走在琴鍵上一般?！辈徊徊?，他的說法過于輕盈。走在這樣的華沙的夜里，內心是恐懼的，城里有許多的欄桿、絲網，層層阻隔，還有萬圣節(jié)的南瓜咧著嘴，對我微笑?？粗嚮爻?，電車歸位，一切都與白天相反，簡直是走進了一座倒撥的時鐘，無數老靈魂重新站起。舒爾茨會在此時復活嗎？再去光顧那家肉桂色的鋪子？或者米沃什會再次偶遇那位被他稱作“大象”的兒時摯友？“大象”曾在華沙做玻璃裝配工，同時為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工作，最后在蓋世太保的折磨下自殺。此時還是米沃什的句子更能鼓勵我，“沒有影子的東西就沒有力量活下去?！?
米沃什說，他堅持用波蘭語創(chuàng)作正是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和死者交談”，出于一種作為幸存者的內疚——“可悲地恥于失敗。恥于供宰割的心。恥于獻媚的熱忱。恥于投機的偽裝。恥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當柴燒的樹木?！边@一次，我們沒有去奧斯維辛，導游的解釋是，“那又不是你們干的。”可是這種內疚，甚至恥辱，卻時刻跟我們呆在一起。
我在酒店門口多停留了一會兒。一輛轎車突然停在門口，從上面走下兩位高挑的美女，職業(yè)地遞給我一張名片，試探地問了一聲Hello。幾分鐘后，她們又從酒店里出來，其他客人對她們似乎也沒有興趣。高跟鞋踩著噔噔的拍子，遠處傳來醉漢的歌聲，這是新華沙的夜曲，也是老波蘭的忌日。
我想起在華沙王宮里見到的一尊人像，是一位背著時鐘的老人，即便時鐘已經停止，他的臉上依然寫滿了被時間打敗的神情，此時他也仿佛開口說話：不要指望一場旅行可以幫助你從時間里逃開。
我問他，時間是什么？
他回答，時間既是在我們頭頂呼嘯的狂風，也是治療這個苦痛世界的良藥，唯一的良藥。它可以塑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塑造仇恨，塑造遺忘，它也可以建起一座城，或者毀掉它。
（感謝波蘭航空對本文采寫提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