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灝
近期電視劇《北平無戰(zhàn)事》大熱，也帶動人們重新關注國民黨1948年的幣制改革。在很多人看來，通貨膨脹不僅影響了國共兩黨命運，直到今天仍舊在人們心目中留下陰影，甚至還有人會擔心金圓券往事是否會重演。
那么金圓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那一幕充滿瘋狂、欺騙、貪婪、權力的鬧劇中，理性和歷史分別扮演什么角色，而無數(shù)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選擇與命運又是如何？
晚年王云五
1948憲政之年與好人政治
進入1948年，國共戰(zhàn)事仍舊緊張。內外壓力之下，1948年5月民國政府舉行“行憲國大”，采用差額選舉，期間雖有不少鬧劇，但是也經四次投票而成，競爭的真刀明槍也可見一斑。
蔣介石一度希望“政學系”張群繼續(xù)擔任行政院長，其次是何應欽，因CC系阻礙等原因，兩人均婉辭。無奈之下，蔣介石只好邀請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
臨危受命，翁文灝內閣一干人等在歷史上也與金圓券難脫關系。今天知道翁文灝的人或許不多，但他當年確是風云人物，不僅是政治家，更以科學家聞名，創(chuàng)造地質學多個第一：第一位地質學博士、第一個撰寫中國礦產志等，甚至主導發(fā)現(xiàn)及開采中國第一個油田，胡適曾經撰文說翁是國家瑰寶，“人世所稀有”。
翁的出仕，除了國家存亡之前的個人選擇，也與民國曾經出現(xiàn)的學者從政浪潮息息相關，他的朋友丁文江就一直提倡“好人政治”，而翁的出任也算民國文人從政的一次絕響。
新內閣6月走馬上任，首先要應對的就是物價問題。進入1948年，城市通貨膨脹不斷上漲，物價形勢惡化，原因正在于法幣不斷增發(fā)，信譽已經破產，那么此時重新發(fā)行一種貨幣渡過眼前危機成為務實選擇。
當時蔣介石已經下決心來挽救頹勢，他在5月10日一條日記中寫道，“深夜靜慮，此時只有前進，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過慮其必敗?！敝T多布置之中，幣制改革是他的一次重要賭注。
從構架而言，除了翁文灝之外，王云五新任財政部長，這兩人都算是學者出身，聲望不錯，而且沒有貪污問題。中央銀行總裁則是俞鴻鈞，俞是廣東新會人，1919年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的英文秘書、上海市長、中央信托局長等職，不僅長于財經，而且在孔宋狹縫中仍游刃有余，還深得蔣介石信任，可見為人之長袖善舞。無論是當年的“孔祥熙美金公債舞弊案”還是后來大陸黃金運送臺灣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更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他將中央銀行黃金260萬兩分期運達臺灣，當時他本人早已不是中央銀行總裁，而所奉命令更是來自下野的蔣介石，這件事尚能成功可見其為人干練。
蔣介石選取了翁文灝以及王云五，一方面希望以社會賢達的名聲贏回民意，同時這些文人也很難對自己形成實質威脅。但沒有政治根基的翁文灝等人一開始就面臨僵局，內閣成員也與前任張群時相差無幾，后續(xù)落實政策舉步維艱。
1948年，上海市為了發(fā)動群眾打擊奸商，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蔣經國在成立大會上講話
王云五的B計劃
和翁文灝類似，王云五也是一介書生。與翁這個出身名校的海歸不同，他只受過5年私塾教育，主要靠自學，通曉多國語言，18歲后就在上海各校教英文、史地等。據說19歲后花3年讀完《大英百科全書》，后又修完土木工程及數(shù)學、物理、機械各種課程。王云五的學生之一即是胡適，兩人相遇被認為改變彼此命運，胡適曾在日記中寫道：“他是一個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讀書最多，最博……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王云五最為人稱道者，是他1921年經胡適推薦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總經理。
王云五在戰(zhàn)時開始活躍于政壇，1946年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對于財政部長之職，蔣介石本來希望是俞鴻鈞，但是俞已經去了中央銀行，因此翁文灝推薦了王云五，而蔣介石也和王云五有舊，加上王對于幣制改革表示極大興趣與信心，使得他最終主導金圓券改革諸多事宜。
金圓券有兩套方案，一套是王云五的財政部方案，另一套則是央行總裁俞鴻鈞的方案。央行方案本質是民國政府曾經的關金券用法（注：“海關金單位兌換券”的簡稱,是一種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繳納關稅專用的紙幣），俞鴻鈞予以首肯，并且?guī)戏桨溉ヒ娛Y介石。但是俞的方案對于蔣來說太慢了，最終王云五的方案中選。
按照當時蔣介石的想法，肯定是成本最小減支最快的方案勝出。
1948年7月初，王云五方案初步獲得蔣介石首肯。7月29日，翁文灝、王云五、俞鴻鈞等人聚會浙江莫干山，蔣明確表示：“王云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問俞鴻鈞印刷新鈔票能否趕得上，俞說：“新印金圓券已來不及，但中央銀行尚存有新印的鈔票，數(shù)量足夠應用?？梢韵扔蔑w機密運各中心市場以便總統(tǒng)命令發(fā)表后，就作為金圓券發(fā)行?！彼?，第一批鈔票上并沒有金圓券字樣。
為了謹慎，蔣介石在7月中旬還咨詢了專業(yè)人士意見，如俞鴻鈞、嚴家淦、劉攻蕓、徐柏園等人，7月31日以及8月17日、18日又三度咨詢前任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意見，甚至后一次將《幣制改革計劃書》交其閱讀。張也盡到義務，直言新貨幣必須有充分金銀或外匯準備，財政開支能夠控制，“否則等于發(fā)大鈔。”張看過方案之后還預言物價絕對無法限制，所定20億元發(fā)行額無法保持，恐不出三四個月就將沖破限關，請慎重考慮。
留給蔣介石的時間不多了，他告訴張公權幣制不得不改。他在8月10日日記寫下，“馬歇爾、艾奇遜因欲掩飾其對華政策之錯誤與失敗，不惜徹底毀滅中、美兩國傳統(tǒng)友誼，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國家之信義與外交上應守之規(guī)范；其領世界之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竟準其發(fā)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關系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之污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
逆水行舟之際，幣制改革成為他的利器，蔣介石在1948年10月曾聲稱：“共產黨最怕兩件事，一個是世界大戰(zhàn)，而明年大戰(zhàn)就可爆發(fā)；再一個是改革幣制，穩(wěn)定經濟?！?/p>
民國時金圓券貶值，“經濟”客飯也要千元
金圓券出籠
1948年8月19日下午3時，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幣改方案，王云五破例出席給予說明，下午行政院會議經4個小時的討論后予以通過。根據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tǒng)的緊急處分的特權。8月19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fā)行金圓券。
根據《金圓券發(fā)行法》，金圓券發(fā)行采用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余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yè)資產充當。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銀行發(fā)行，發(fā)行總額定為20億元。
收繳金銀和限價政策是金圓券政策兩大支撐，城市是國民黨經濟的命脈，上海、天津、廣州三大城市是這場戰(zhàn)爭的主要戰(zhàn)場。蔣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經濟督導員，俞鴻鈞為上海區(qū)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協(xié)助督導，張厲生為天津區(qū)經濟管制督導員，王撫洲協(xié)助督導，宋子文（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廣州區(qū)經濟管制督導員，霍寶樹協(xié)助督導。
從相關史料看，幣制改革前40天可謂成功，雖然一些商品緊俏，但大部分商品價格都回落到限價之前。根據《申報》等新聞報道，當時民眾競相排隊換取金圓券，中央銀行窗戶甚至被擠壞。金圓券發(fā)行一周時，已有金銀外幣折合2720余萬美元兌換成金圓券。
俞鴻鈞、傅斯年等人都為王云五發(fā)來祝賀，蔣介石也在日記中寫道，“對于人民如此擁護幣制改革政策頗感意外與欣慰。”很多親歷者確實也記錄市民階層排隊換取金圓券，甚至窮人把僅有的一點首飾交出。大家相信這個政府，結果呢？1948年11月16日，根據俞鴻鈞的報告，收到黃金166.3萬兩，白銀893.7萬元、銀元2403.8萬元、美鈔4773.5萬元、港元8732.5萬元，合計折合1.9億美元。
國民政府并不完全清楚，這大概是他們從金圓券中拿到最多的東西了，那他們準備好失去什么了么？
蔣經國上海打虎
“建豐同志”成為《北平無戰(zhàn)事》的一個亮點，真實的歷史又如何呢？
金圓券這出鬧劇最大看點自然是蔣太子上海打虎。上海是貨幣發(fā)行中樞，無數(shù)軍費經費從中央銀行（注：當時中央銀行總部在上海）國庫發(fā)出，分散到各個單位。根據中央銀行統(tǒng)計，全國各地66處供收兌黃金中，僅上海就114.6萬兩，占收到的黃金的絕大部分。上海經濟地位當時如此重要，還是最嚴格執(zhí)行經濟管制的地方。
金圓券的成敗在上海管制這一主要戰(zhàn)役中已經注定。隨著黨國進入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得到父親更多的信任，這次雖然他被指定為副手，但是大家都知道“小蔣”必然是主角。上海是經濟金融中心，當時鈔票軍費都是從上海印刷運往全國——其中，不少鈔票一直是剛剛送出上海又被運回購買物資投機，上海地區(qū)督導區(qū)還包括南京市、江蘇、浙江、安徽，可謂關鍵。
蔣經國第一道命令就是將自己的戡亂建國第六大隊帶到上海，擴大編制員額，進駐各個治安機關，如警察局、警備司令部、鐵路警察局等單位，同時四處招貼公告，表示舉報違反經濟管制者，經查屬實，可以獲得三成獎勵。
年近四十而首次被委以重任的蔣經國正在雄心勃勃開展工作，甚至企圖復制自己的贛南模式，多次公開喊話，試圖通過動員民眾來完成任務。在幣制改革“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口號之下，蔣經國口號之一“我們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盡人皆知。
最開始，蔣經國的任務推進不錯。他還將上海各界攪得天翻地覆。他在上海的辦公地點在中央銀行，辦事多在樂義飯店等地，常常邀請人見面吃飯，鴻門宴并不好吃，據說態(tài)度很是粗暴。對于企業(yè)家而言，其中很多要求非常無理，而且高估企業(yè)家資產，近乎明搶。
到了9月底，行政限價開始遭遇搶購風潮，人心開始思變，管制到了轉折成敗關頭。此時蔣經國再出重手，甚至動了杜月笙的“外甥”萬墨林、兒子杜維屏，但是當遭遇真正的休戚相關的大老虎，尤其是孔宋家族時，全國上下都在看蔣經國如何做，這也成為關鍵。
無論揚子公司案還是蔣經國打老虎，在各類研究以及通俗小說中，細節(jié)已經被說了很多，其實值得探究的是這件事中蔣經國的個性。在1948之前，蔣經國是“新太子”，以別于“舊太子”孫科，但是除了贛南新政、三青團等事跡，即將四十歲的蔣經國在政治上并沒有得到太多展示。電視劇中呼風喚雨的建豐同志其實和小蔣當時的獨力奮斗局面不同。留蘇經歷以及在蘇聯(lián)與蔣介石斷絕關系等事情，對他影響甚大，他剛剛回國時甚至要重新學習書寫中文。
最終揚子公司事件不了了之，孔令侃做出和解姿態(tài)，據說交給政府600萬美元，和當時大多數(shù)企業(yè)家一樣，他離開上海來到香港，再轉赴紐約?？琢钯┦录校Y經國被認為是悲劇人物，他甚至對自己一個朋友說：“我無法忠孝兩全。”但是在上海民眾為反腐叫好、為蔣經國的勇氣與挫折受到感染，甚至將打虎失敗歸為金圓券失敗根源之際，人們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蔣經國自己在日記中以及吳國禎的回憶錄，都表示揚子公司是在囤積，但是合法。
《蔣經國傳》的作者陶涵如此評價他的短暫上海經歷，“國民政府推動的幣制改革，6個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個認真推動、執(zhí)行的地區(qū)——上海，也都失敗。基本癥結是未能全國普遍一致執(zhí)行幣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區(qū)物價迅速攀升，商人和民眾涌入城里，買盡一切商品、物資。雖然當年秋天浙江、江蘇省谷物大豐收，上海卻嚴重缺糧。原料也一樣缺乏，生產商遂停止生產?！钡苍谧杂墒袌鲋薪洑v過的人，從常識就知道管制政策不可行。在金圓券還在管制的關頭，司徒雷登1948年10月14日就評價“財政問題甚至比軍事更減分。以無異于警察國家的方法來控制物價和外兌率，這種企圖將不可避免流于破產，這種跡象正在日益明朗?！?/p>
對蔣經國個人而言，上海經歷往往被評價為失敗，其實這是他真正成為蔣介石左膀右臂的開始，我認為是他正式政治生命的轉折點。和任何病入膏肓的政權一樣，國民政府大陸統(tǒng)治晚期面臨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的惡性循環(huán)，將蔣經國送往上海，必然將正面與各個利益集團碰撞。
蔣介石在日記中如此記載，“雖然我曉得這個職位可能使經國遭到忌恨，甚至斷送前程，但是我必須派他去。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換個角度而言，蔣經國的任務雖然不討好，但是使得他從邊緣人物進入政治舞臺的核心，也是蔣介石對兒子的一次重大投資，賭注不僅是經濟管制的成敗，還是兒子的歷練以及政治前途，國民政府的前途名譽也被押上。
1949年，通貨膨脹，金圓券貶值，上海市民提著大堆錢幣出街
金圓券崩潰
金圓券初期的短暫成功之后，迎來第二階段，9月底成為一個關口。9月下旬，金圓券繼續(xù)發(fā)行，快到9月底已經12億元，即將接近20億關口，此時限價以及管制斗爭也在進行中，關于金圓券兌換外匯黃金的期限是否突破也成為要點。
從市場層面，無論如何評價行政管制，限價邏輯的短板在于，或許可以維持一時一地的局面，但結果一定會導致短缺，而短缺必然導致?lián)屬?，而與搶購對應的必然是囤積，無論商家還是個人。從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國各地出現(xiàn)搶購現(xiàn)象，南京、上海等地糧食尤感奇缺。根據《大公報》的媒體后續(xù)報道，“商店紛紛藉詞休息，甚至民眾賴以生活之食糧肉類亦均無法購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p>
金圓券發(fā)行因此劃分為兩個階段，最開始40天達到預期效果，9月下旬之后則突變。蔣經國在10月初也不得不承認“一切都在做黑市買賣”，“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漲價而不滿，現(xiàn)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
這個時候，幣制改革操盤手王云五卻不在國內。1944年，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資5.5億美元，份額名列美英法后的第四，也是常務理事。此次IMF會議將于美國召開，但中國任輪值主席，王云五期望借此機會爭取貸款，決定出席。
通過幣制改革獲得美國更多援助一直是國民政府的如意算盤，王云五在幣制改革后接受采訪時就明確表示，“最初時，我們當然希望自力更生，但必要時，自然也希望友邦之援助?！蓖踉莆?月20日離開，10月9日回國，不僅沒有獲得貸款，期間更是金圓券加速發(fā)行，搶購風潮爆發(fā)，黑市猖獗，市面慘淡。
無論是此前按時交納的人們，還是持幣觀望者，都在看政府何去何從。國民政府先底氣不足，決定收兌金銀延期1個月到10月底，這無異于為金圓券信譽破產埋下大坑。隨后，行政院10月26日調整限價，28日又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11月1日，頒布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正式宣告放棄限價政策。同時修正金圓券發(fā)行辦法，金銀外幣準許持有，銀幣準許流通，政府鑄造金圓，金圓券存款時得以同額金圓券兌換金銀，同時改訂金圓券兌換率，黃金每兩一千圓，白銀每兩十五圓，銀幣每元十圓，美鈔每元二十圓。
如此一來，金圓券的價值大為貶值?！队^察》社長和主編儲安平就認為政府自己率先破壞了金圓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國家民族的敵人，讓原本按時交出金銀的民眾被利用。
限價放開之后，金圓券發(fā)行額度自然難以守住。截至11月9日，金圓券已發(fā)行19億余元，而軍費仍舊繼續(xù)需要供血。失去限價以及發(fā)行額度的金圓券改革從官方層面宣告失敗，不到70天的堅守付之東流。
這一結果徹底說明了金圓券的破產，相關人物也相繼離職，蔣經國于11月6日辭去上海區(qū)經濟管制副督導員，財政部部長王云五辭職，行政院長翁文灝辭職。金圓券無法支撐，戰(zhàn)況也加速惡化，隨著濟南失守，國軍軍心渙散，而11月杜魯門當選美國總統(tǒng)，又給了國民政府最后一次打擊。
《北平無戰(zhàn)事》劇照，王慶祥飾方步亭（左），倪大紅飾謝培東。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幣制改革法案》，要求凍結國統(tǒng)區(qū)所有銀行業(yè)務，停止現(xiàn)行貨幣流通，發(fā)行金圓券，并以金圓券收兌民間黃金白銀外幣
金圓券的真假命題
金圓券翻云覆雨之間，中產婦孺的財產被洗劫一空。最諷刺的是，此前守法的人顯然是上當最深的人，而那些抗命以及觀望的人再次顯示了世俗智慧的正確。郭廷以總結，“發(fā)行不到3個月的金圓券完全失敗，前此以金銀外幣兌換金圓券的守法良民為之破產，怨聲載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潰?！?/p>
回頭來看，如同《北平無戰(zhàn)事》里出現(xiàn)的兩個正面沖突的公文，金圓券從發(fā)行一開始就有兩個命題，一道為真，一道為假。一方面表示金圓券是十足準備金率，另一方面又表示要發(fā)行20億。孰是孰非其實非常清楚，法幣總額約為663萬億，最多不超過700萬億，但是以300萬元法幣合金圓券1元計算，其實回收法幣僅需2億元金圓券，而關于兌換黃金外匯的辦法又無具體規(guī)定，所謂十足準備也是虛晃一槍。金圓券一開始就定為發(fā)行20億元，意味著泡泡被吹大了10倍，政府憑空增加18億元購買力，無疑為不見血地搶劫民間財富。
吹大泡泡之后，又沒有守住發(fā)行額，限價助長囤積，而打老虎不過轉移民怨，加上期待之中的美國貸款援助久候不至，金圓券命運，其實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9月底已發(fā)行到12億元，11月9日則增至19億元， 11月底為33.94億元，12月為83.2億元，1949年1月為208.22億元，2月為506.44億元，3月為1960.6億元，4月為51612.4億元，5月為679458億元，6月底止累計發(fā)行額為1303046億元。
按照經濟學經典定義，每月價格上漲50%就是惡性通貨膨脹。根據學者楊培新等人相關數(shù)據，從1946年12月到1949年4月，國統(tǒng)區(qū)價格上漲了5400萬倍。金圓券10個月的貶值速度，其實就是之前法幣14年的100倍。
金圓券故事并無太多意外，這是財政赤字的必然結果，管制物價失敗也在意料之中。從1937年到1949年，紙幣發(fā)行增加了1445億倍，而無論物價管制還是濫發(fā)紙幣都不能改善國民政府的財政困境，官方財政預算制度名存實亡。
進入1949年，蔣介石下野，國民政府年初隨著立法院長孫科遷往廣州，當時還是國府的南京公務員可以領3個月薪水的遣散，南京、上海于4、5月相繼失守，金圓券開始逐步退出舞臺。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發(fā)行金圓券，被更短命的銀圓券取代，那又是另一個不堪回首的故事。
除了收獲金銀，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與各個階層的關系已經破產，尤其是他曾經的支持者。從北伐到抗戰(zhàn)成功，蔣介石的成功總被認為離不開浙江財閥支持，這一說法最早由日本在上個世紀20年代就提出。但是到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晚期尤其金圓券事件后，銀行家與政府關系開始若即若離甚至走向對立。
正如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日后回憶所言：“關于金圓券，所有的問題歸結起來只有一點，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的各個方面、各個階層，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p>
金圓券的方案最大問題在于其理念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暫時應付來為軍事?lián)Q取時間，但是軍事卻不足以支撐。政治領袖往往相信信心就可以決定一切，而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如此。也正因此，當他們認為舊有貨幣無法維持在于信心問題，如果新發(fā)行一種貨幣取代法幣，那么一切也可以順理成章再來一次。問題是財富不能憑空創(chuàng)造，你可以騙人一次兩次，你不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很多評論稱蔣介石“謬采書生”，其實不應忽視諸多金融改革最后決定者仍舊是他。從他早年日記來看，他對于經濟不僅很感興趣，也是下過一番功夫。從日記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曾經用相當多的精力鉆研經濟學。從1919年開始，就多次出現(xiàn)看“經濟學原論”、“國民經濟學原論”、“經濟思想史”，以及“船中看‘經濟學’，如獲至寶也”等記錄，而且不時會加評價。歷次民國金融重大變革，如果沒有蔣介石的參與首肯，又如何能推行。
很多人認為王云五不懂金融，但其實金圓券的方案滿足了蔣介石的要求，即盡量花最少的錢得到最高的回報，不能不說王云五的學習還是有成效的。他也看到通貨膨脹根源在于赤字財政政策之下的濫發(fā)貨幣，也希望通過幣制改革最終實現(xiàn)預算平衡，“改革幣制，一方面固然必須盡力搜求獲得可能控制的發(fā)行準備金，還須配合其他種種措施。所謂配合的措施，便是關于平衡國內收支、平衡國際收支以及管制經濟金融等事項?！?/p>
有一種說法認為翁文灝是代王云五受過，蔣介石為翁文灝所累。事實上，王云五何嘗不是代蔣介石受過？在科層制官僚系統(tǒng)之內，下級永遠為上層負責，任何人進入系統(tǒng)，即使學者，身份也隨之改變，行為邏輯自然是以個人利益最大成本最小的方式進行。對于公共利益的追求，也不得不屈從這個邏輯。當時的國民政府對于很多人是法定政府，如果要維持國家生存即必須維持這一政權生存，翁本人思想已經注定他的邏輯。早年相熟的胡適后來又一次拜訪翁文灝，卻發(fā)現(xiàn)這個最聰明的頭腦只能在機關閑聊，胡適覺得可惜，但這就是現(xiàn)實。
對比之下，中共經濟政策則運行得當，偏重實物，物價與國統(tǒng)區(qū)完全不同，即使臺灣歷史學家也表示中共“工業(yè)側重輕工業(yè)、手工業(yè)，低利貸款，減免稅收，工資的一半為實物。商業(yè)為集中與分散并行。對外管理，對內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運進必需的物資，一切在求自籌自足，保障供給，軍民兼顧。一九四七年后，財政金融日漸統(tǒng)一。一九四八年成立人民銀行，發(fā)行統(tǒng)一人民幣，物價頗稱穩(wěn)定”。
在更大的層面，經濟金融固然重要，但只有在社會穩(wěn)定秩序存在的情況之下才能運作正常。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歷史中，始終沒有能力在組織動員上深入中國腹地尤其農村地區(qū)。而這些巨大空白逐步完成對城市的割裂與包圍，最終當城市在軍事和經濟上失去優(yōu)勢，國民政府的潰敗勢成必然，而這是其脆弱體系一開始就注定的。
金圓券因戰(zhàn)爭而起，又因戰(zhàn)爭而滅，其中并無太多經濟邏輯，留給世人的，只是對于當時政府的失敗以及通貨膨脹的恐懼。問題在于，類似金圓券的通貨膨脹是否還會再出現(xiàn)？只要保證央行與財政部獨立，這種通貨膨脹就只會留在博物館，但是同時也不得不警惕，也許通過通貨膨脹掠奪公眾財富已經成為過去，但隱蔽的方式或許還會存在，這就要求對于“看得見的手”的權力給予限定以及監(jiān)督。
從大歷史的角度而言，即使這些人都是一時人物，面對法律與制度、社會發(fā)育都不完善的國家，他們的努力，無論用意崇高還是善良，方式激進還是保守，在各種約束條件之下也許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但是始終無法超越時代，最終付之闕如。失敗是注定，而成功是偶然，我們還在歷史的三峽之中。
（作者為經濟研究人士，反饋可聯(lián)系feixue1907@gmail.com）
本文參考資料：《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主要原因》、《貨幣的禍害》、《舊中國的通貨膨脹》、《近代中國史實日記》、《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中國震撼世界》、《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國金融通史》、《在華五十年》、《平津戰(zhàn)役親歷記》、《申報》、《外交部周報》、《蔣經國自述》、《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中國民國史實日志》、《金圓券的善后》、《戰(zhàn)后中國的變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