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徐永昌這個人，是在2014年6月。那時本刊的華東站站長陳磊聯(lián)系上編輯同事白偉志，說有這么一個歷史類的題材，適合我去做。這個題材就是徐永昌。剛聽到徐永昌這個名字時，我還誤以為是徐世昌，一查之下發(fā)現(xiàn)不是，而且發(fā)現(xiàn)兩人的名字雖是一字之差，但行事風(fēng)格卻謬以千里。
陳磊接觸到這個題材，也是因為知道李璽林推動興建徐永昌紀念館受阻這件事。李先生的事已經(jīng)在徐永昌封面報道中提及，他與徐永昌一樣，都是出身于山西大同，由于對徐這位鄉(xiāng)先賢有極深的感情，他近年試圖推動大同市建一個徐永昌紀念館。剛開始時，他接觸了大同原市長耿彥波，耿對此事也很上心，但由于后來調(diào)離了大同，建紀念館這件事也停滯了下來。李璽林為此東奔西走，但完全沒有進展。我在上海采訪了李先生，交談中發(fā)現(xiàn)，他言辭間常為耿彥波調(diào)走而痛惜不已。當(dāng)時給我的感慨就是，“人走茶涼”這4個字，實在說得再精當(dāng)不過了。
無論如何，對于徐永昌這樣一位國軍陸軍一級上將來說，在其成長地沒有一個紀念館，是說不過去的。
之后，我從廣州飛去大同，重訪將軍故里。出發(fā)那天，大雨滂沱，航班延誤。由于廣州飛大同的航班一天只有一班，如果當(dāng)天飛不了，就意味著只能改日出發(fā)。在機場里等得焦躁的時候，隨手上網(wǎng)查閱資料，無意中看到了徐永昌的毛筆字，寫得古樸遒勁，中正雅重的氣息撲面而來，瞬間靜下心去。等了一個小時后，飛機順利起飛。
歷史類題材的稿子向來不好寫，而徐永昌這個選題更不好寫。最大的限制便是資料短缺。本來國人普遍對這位將軍所知不多，我也不例外。國共內(nèi)戰(zhàn)后，徐永昌追隨蔣介石到了臺灣。而受制于兩岸的特殊關(guān)系，臺灣方面的很多資料無法一一獲得，于是只能在手頭所得的各種資料中，按圖索驥，不斷擴充，才慢慢得以充實。其實資料是看不完的，直到稿子寫出來后，依然覺得還有很多書需要寓目。
這是一個矛盾：為了選題的寫作，不得不多看相關(guān)的書，而看得越多，則發(fā)現(xiàn)需要看的書更多，這時候提筆，諸多顧忌就如影隨形。歷史題材吃力不討好之處，就在這里。
讀了5個月的資料，我開始動筆。通篇稿子都在試圖解決這兩個問題：徐永昌是誰？他有什么遺澤贈予今人？徐身歷晚清民國兩個時期，見證了滿清垮臺、北伐、抗戰(zhàn)、內(nèi)戰(zhàn)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他為孫岳、閻錫山、蔣介石三人奔走，都竭智窮力，又保持了自我的獨立。在蔣麾下時，主要從事幕后工作，事功并不浮在水面上，可謂是個“水面下的人”。好在歷史并不總是書寫那些水面上的人物，否則一部二十四史只寫帝王本紀就可以了，世家、列傳可以都不要了——事實上，列傳的重要性遠遠大于本紀。
凝視徐永昌那手古樸厚重的毛筆字時，聯(lián)想到徐的心志和行事風(fēng)格，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了一句話：這是一位士君子。后來，“士人與將軍”這5個字成了主文的標(biāo)題。士之所以成其為士，其要在修身?！洞髮W(xu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徐永昌留給今人的遺澤也在這里，值得書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嚴格說起來，徐永昌依然屬于“水面上的人”，因為他是軍令部部長，抗戰(zhàn)勝利后又代表中國政府赴日受降，可謂萬眾矚目。然而締造抗戰(zhàn)勝利的，還有大量的無名英雄，這些真正的“水面下的人”，同樣值得后人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