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王云五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實習記者 周建平 編輯 白偉志 日期: 2018-01-03

在商人、學者、出版家、政治家的多重身份中,他最成功的是出版。歷史學家黃仁宇說:“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家”

王云五 號岫廬,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888年生于上海。辛亥革命后,先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tǒng)府秘書、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1921年后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商務印書館總經理。1946年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1948年推行金圓券改革,引發(fā)金融混亂。1951年去臺灣,任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1979年在臺北去世。他主編了《萬有文庫》,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被胡適譽為“有腳的百科全書”


1950年冬天,王云五在香港的公寓聽到“啪”一聲響。他四處察看,發(fā)現(xiàn)窗戶上有個很干凈的小洞。一小顆圓形金屬從書桌下滾出來,那是一顆子彈。

是共產黨派人來暗殺自己?此時他已被中共列入國民黨戰(zhàn)犯名單。他轉念又想,子彈只是打到窗戶,一個受過訓練的殺手怎會射得這么不準?也許是國民黨在警告他,不要做騎墻派,如果他不加入任何一邊,他們可以輕易把他從墻頭打下來。

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香港待不下去了。

次年1月,王云五即自港飛臺,接受“行政院院長”陳誠的聘請,任“設計委員會設計委員”,重新加入國民黨政府。

此前,他做過大學老師,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總經理;做過孫中山的秘書,蔡元培的屬員,蔣介石政府的經濟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

任財政部長期間,他主持的金圓券改革以失敗告終,國統(tǒng)區(qū)經濟崩潰。心灰意冷的王云五離開南京,決心退出政壇。

他在香港創(chuàng)辦華國出版社,欲回歸出版業(yè)。

出版社沒經營多久,一聲槍響又把他推上到中國政治的現(xiàn)實面前。

1962年,臺北,“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接見第一屆金馬獎得主,左為童星羅宛琳

三個“伯樂”

1906年,王云五18歲,小學文憑都沒有的他受聘為上海中國公學英文老師。

王云五系自學成才。早年因父命輟學當五金店學徒,之后又做洋行倉庫助理、兼職助教、專職教師,其間他一直堅持在各種夜校、補習班和函授課程學習,并大量閱讀各類英文版西學名著。日后他從事出版,頗得益于這種博而不專的知識結構。執(zhí)教中國公學期間,他甚至用3年時間讀完整部共35巨冊的《大英百科全書》。

1908年9月,因不滿校方壓制學生的民主權利,大多數(shù)學生脫離中國公學,另創(chuàng)新公學,胡適也是這群學生中的一員。

新公學只堅持了一年多便因經費拮據(jù)而解散。離開新公學的胡適茫然若失,家中又面臨破產,妹妹和弟弟相繼去世,母親病倒。悲觀頹廢的他終日與朋友吃喝玩樂,“凡諸前此所鄙夷不屑為之事,皆一一為之”(胡適《藏暉室日記》)。

王云五非常關心這位退學的學生。

1910年1月24日,胡適在日記里寫道:“云五先生見訪……先生詢余近況,力勸遷居,實則此間藏垢納污,萬難久處?!?/p>

此后,胡適在王云五的推薦下到華童公學任教,仍經常打牌飲酒,游手好閑。王云五勸胡課余翻譯外文小說,賺稿費同時積累學識,他也沒有做到。

這一年,碰上留美賠款官費生選拔的機會,他開始靜心讀書應考,王云五特意為他補習了3個月數(shù)學。

考上留美官費生,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轉折點。王云五在適當?shù)臅r機鞭策了這匹千里馬。

1911年,王云五遇到了他自己的伯樂。12月30日晚,孫中山即將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香山的旅滬人士為他舉辦同鄉(xiāng)會。席間,孫中山與王云五隔座交談,對這位精明干練、學問博雜,又會講英語、國語、粵語和上海話的老鄉(xiāng)很有好感,隨即邀請王來南京相助。

王云五被指派為臨時大總統(tǒng)秘書。任職不到半個月,他就收到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親筆信,要拔擢其入教育部。

原來,王云五入京前,曾根據(jù)自己從教多年的心得,把對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張寫成建議寄給蔡元培。蔡元培讀了信,很欣賞他的見識。

孫中山解職后,王云五隨蔡元培到北京,任教育部專門司第一科科長。后蔡因不滿袁世凱專權而辭職。王云五在教育部留了一年多后亦辭職。

袁世凱去世后,王云五被任用為三省禁煙特派員。

王云五出身于商人家庭,又親歷過生意場的鍛煉,養(yǎng)成精于計算的品質。這次被任用為經濟官員,使他對經濟運作有了更深的體悟。

但這個職位讓王云五卷入政府與洋商的糾紛,他感到心力交瘁。甫離開這是非之場,他就全心閉戶讀書,其后為一家小型書局主編叢書。

這時,突然有人推薦他去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

這一次,他的伯樂是胡適。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商務印書館面臨日益革新的時局,急需新人幫助它完成由舊向新的過渡。留美歸來的胡適此時已是北京大學教授,因新文化運動而名滿天下。商務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親自來到北京,屢次拜訪胡適,力邀他接替自己任所長。

以商務的盛名,新職位在收入和地位上都不會讓這位北大教授有所委屈??珊m的志向不在出版。經過一個半月的慎重考慮,他向商務高層推薦王云五自代。

胡適給商務印書館的理由是,自己只是個書呆子,不善于應付人際關系,王云五則既有學問,也有辦事能力,比自己強得多。

商務決策層對此頗感詫異,對他們來說,王云五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他們選擇相信胡適的眼光。

1921年9月16日,王云五正式踏入商務印書館的大門。

這位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將帶領商務走向前所未有的輝煌時期。

1962年,臺北,“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接見第一屆金馬獎得主,左為童星羅宛琳

“四百萬”

許多人將王云五一生最重要的功績歸納為“四百萬”,“四”是四角號碼檢字法,“百”是百科全書,“萬”是“萬有文庫”。

實際上,編纂像《大英百科全書》那樣屬于中國的百科全書是王云五的夢想。但編百科全書難度極大,終其一生,王云五也未能做出他理想中的百科全書。而他在編譯所期間出版“萬有文庫”和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則給文化界留下兩筆巨大遺產。

“萬有文庫”由多種叢書組成,前后出版兩集共1710種4000冊,內容涵蓋國學、漢譯世界名著和各現(xiàn)代學科。王云五的藍圖,是讓無數(shù)套“萬有文庫”化身為無數(shù)個小圖書館,“使散在全國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而且在可能時,還散在許多家庭?!保ā夺稄]八十自述》)

他的目標實現(xiàn)了。當時各地方圖書館將萬有文庫作為基本庫藏,甚至有許多地方為購置萬有文庫而建立起圖書館,私人藏書家亦紛紛購買。連白崇禧也購置了一套“萬有文庫”,時常閱讀。

1941年,中共欲購閻良人寧毅候家藏的“萬有文庫”送往陜甘寧邊區(qū),寧毅候無償將全套書用二十多頭騾子送到延安,受到毛澤東贊揚。

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執(zhí)掌編譯所時的另一項重大成就。

近代以前,漢字檢索主要使用兩種檢字法,一種是許慎編《說文解字》創(chuàng)立的部首檢字法,另一種是清初編《康熙字典》時增加的筆畫檢字法。相比英文以字母為序列的檢索,中文在檢索上費時多且不易確定。

熟悉出版和圖書館的王云五深知,一旦研究出方便快捷的中文檢字法,于國人使用各類工具書及圖書館的編目索引將大有裨益。

經過一年多的研究,王云五發(fā)明了四角號碼檢字法。借助蔡元培、胡適、吳稚暉等人的大力推薦,以及商務印書館強大的品牌與市場力量,四角號碼檢字法很快得到推廣。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后改稱教育部)通令全國大中小學校、政府機關、圖書館和出版社使用四角號碼檢字法。甚至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的中文圖書檢索,都采用這一檢字法。

在新中國,四角號碼檢字法命運詭異。

“文革”后,四角號碼檢字法口訣的“一橫二垂三點捺”被改成“橫一垂二點捺三”,“叉四插五方塊六”改成“四叉五插六方塊”,以示與“反動分子”王云五劃清界限。然而在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與文化教育部門負責人談話時說:“王云五編的四角號碼字典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廢文。一個人有問題,書就不能用了?它總有可取之處嘛!”

1996年,商務出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聲明不再附四角號碼檢字表。它在影響了中國文化半個多世紀后,正式讓位于音序檢字法。

今天,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難字檢索上的優(yōu)勢仍未被超越,它依然是許多人閱讀古籍的必備技能。但大眾對難字接觸少,加上舉國推行普通話拼音,四角號碼檢字法業(yè)已淡出公眾視野。

為國難犧牲,為文化奮斗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商務印書館總廠遭日軍大炮猛轟。29日上午10時,日本戰(zhàn)機向商務所在的閘北區(qū)投擲6枚燃燒彈。2月1日-3日,日軍劫掠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印刷廠、編譯所和研究所,并放火燃燒。

火燒數(shù)日,濃煙蔽天。十里外的法租界,有人親眼目睹空中飄下焦黃的《二十四史》殘頁。

商務變成一片廢墟。有“亞洲第一”之稱的東方圖書館片紙未留,損失中外文藏書46萬冊,其中包括善本古籍35083冊。65歲的商務元老張元濟與同事抱頭痛哭:“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唯獨我數(shù)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幾十萬書籍,今日毀于敵人炮火,是無可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日本海軍陸戰(zhàn)隊司令鹽澤幸一揚言:“燒毀閘北幾條街,一年半就可恢復。只有把商務印書館這個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機關焚毀了,它則永遠不能恢復?!?/p>

面對浩劫,時任商務總經理的王云五徹夜未眠。他的事務所外,擠滿了要求救濟和詢問將來辦法的人。

王云五自述當時的復雜心情:

“肩負這種責任,可以陷他于極度的危險,使其全家老幼失所依賴。但是他一轉念,敵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圖再起;這是一個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會翻身,適足以暴露民族的弱點,自命為文化事業(yè)的機構尚且如此,更足為民族之恥?!?/p>

1月31日,商務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王云五作了一個驚人決定:將商務在上海的職工全體解雇。

王云五熟權利害:上海主要工作場所破壞無遺,讓職工坐食,無異于竭澤而漁;若先行解雇,待復興后至少還有機會重新錄用。

這引起了職工的強烈反對,各部門的工會紛紛抗議。直到半年后商務復業(yè)、過半職工陸續(xù)復工之前,他無時不遭受辱罵和恐嚇。4月8日,王云五的父親逝世,有人勸他趁此機會在家守喪,避過風頭,王云五拒絕:“如果借父喪而避責任,不獨與平素主張不符,且無以對亡父遺教?!?/p>

“南中人來,言先生須發(fā)皆白,而仍不見諒于人,”胡適在北京致信王云五說。

復興工作迅速進行。張元濟、王云五等帶人清理余燼,調集所有存于銀行的資金,又從各地分館分廠湊集資產,集中這些財力和北京香港兩印刷廠的力量,在租界內租屋辦小廠,逐漸恢復生產。王云五又實施他從國外引進的科學管理制度以提高效率。

8月1日,商務印書館正式復業(yè),并懸掛出王云五擬定的巨幅標語——“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p>

商務重生后,出書規(guī)模和實際資產竟逐漸達到歷史最好水平,遠超“一?二八”以前。

1937年日本制造“八一三”事變,厄運再次降臨。這次商務早有準備。商務印書館將主力分散到長沙、香港、重慶,繼續(xù)履行其出版責任。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香港淪陷在即,商務又將總部遷往戰(zhàn)時陪都重慶。

王云五是日軍的頭號通緝犯?!耙?二八”前夕和香港淪陷前,日本人兩次搜捕王云五,他都正好不在家。

國難當頭,他兩次死里逃生,又三次拯救商務。

抗戰(zhàn)時期,商務印書館先后出版“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史叢書”,還加入到與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之戰(zhàn)中,出版大型古籍叢書“叢書集成”。從這一時期商務出版的新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極有價值的學術名作,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熊十力《新唯識論》,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錢穆《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

《紐約時報》有一句對王云五的評價,最能概括他在抗戰(zhàn)時期的貢獻:

“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p>

權力中心的邊緣人

抗戰(zhàn)時,國民政府成立國民參政會,王云五以無黨派社會賢達的身份被選為參政員。一貫堅持在商言商的他,開始顯露其政治傾向。

第二屆參政會前,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皖南事變善后辦法十二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未被接受。毛澤東、董必武等7名中共參政員遂缺席大會。

針對此事,王云五在大會發(fā)表意見:“本會參政員出席與否,除病假事假外,不應有其他理由,更不應提出條件?!?/p>

在1944年9月第三屆第三次大會中,王云五被列入由五人組成的延安視察團。10月,王云五以身體不適為由退出視察團。事后他追述道:

“一經前往,難免不被(共產黨)作為宣傳之對象,尤以商務印書館舊職工中,在延安占要職者頗不乏人,我若前往,處境更屬微妙,因臨時托病不去。”

抗戰(zhàn)勝利后,蔣介石曾在南京設宴招待王云五。飯前飯后,蔣介石兩次邀請他出任經濟部長。蔣謂,為公開政權,得在全國擴大政府基礎,因此須先有若干黨外人士加入政府,以資提倡。

蔣介石又說,王是“最適于首先加入之人”。

1946年5月,王云五應邀出任經濟部部長。

進入派系林立、利益關系盤根錯節(jié)的國民政府,王云五無意爭權,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視政策為進退的政務官。因此,在那場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金圓券改革中,他的角色更像一個獻策者與執(zhí)行者,而非決策者。

1948年,王云五就任財政部長。這年,城市通貨膨脹嚴重,物價暴漲,王云五可謂臨危受命。八年抗戰(zhàn),國民黨軍費支出高達國家預算的80%以上,生產停滯,連年入不敷出。加上三年內戰(zhàn),國民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蔣介石急需一種幣制改革方案以渡過眼前危機。

在王云五和央行總裁俞鴻鈞的兩套方案中,蔣選擇了王的方案:發(fā)行金圓券,代替已嚴重貶值的法幣;限期讓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幣者全部兌換成金圓券;實施物價管制。

事實上,國民政府財政問題的根源是長期入不敷出。一次,蔣介石跟宋子文要錢發(fā)軍餉,宋警告說再溢發(fā)法幣會崩盤,蔣說:“今天發(fā)不出軍餉,明天就會垮,仗打贏了,還有機會,打輸了什么都沒有了!”龐大的軍費支出仍在持續(xù),新紙幣換舊紙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對于物價管制,銀行家張公權當時便警告過蔣介石:“中國太大,物價無從管起,上海物價如果管制成功,上海會物資缺乏,因為商人會把貨物賣到其他城市?!焙髞?,張公權的話果然應驗。

蔣介石何嘗不知金圓券治標不治本,他寄希望于經濟暫時穩(wěn)定,待軍事勝利,再回頭解決經濟問題。軍事和經濟,猶如蔣介石心中天平的兩端,王云五則一心撲在其中一端上。與其說王云五主導了一場失敗的經濟改革,不如說蔣介石選擇了王為他提供一套賭博工具。

王云五也沒有十足把握,他在談改革動機時說:“那時候我是認為先有外援,才從事于改革?!钡绹辉冈?,王云五便寄希望于“先賴自己的力量開始改革,等到有了初步的效果,再爭取外援”。

改革初期,民眾積極兌換金圓券,政府共拿到1.9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物價上漲也得到抑制。

然而,這“初步的效果”只維持了一個多月。

進入10月,開始出現(xiàn)黑市,搶購風潮興起,貨幣日益貶值,物價惡化尤甚。31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放棄物價限制。這一政策變更,宣告金圓券改革徹底失敗。

11月10日,王云五引咎辭職。金圓券一路貶值,至次年6月底累計發(fā)行1303046億元,幾成廢紙。

王云五于1951年重返蔣政府,直到75歲辭去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12年間,他和在大陸時一樣,只是做事。雖在高位,他始終沒有真正進入過國民黨的權力中心。

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站在孫中山畫像前,接過王云五遞來的總統(tǒng)當選證書。同一時期,鄧小平剛剛復出。

兩岸政局都將迎來新的氣象。而這一切,似乎與這位90高齡的老人無關了。

參考文獻:王云五《岫廬八十自述》,王云五《王云五回憶錄》,王泰瑛《烽火?亂世?家——王云五家族口述史》,王建輝《文化的商務——王云五專題研究》,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胡適《四十自述》,俞曉群《一位備受爭議的文化奇人王云五》,沈昌文《對王云五應重新認識》,董婷婷《被毀的東方圖書館》,肖民《錢穆與商務印書館》,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fā)生、善后及結果》,費雪《大歷史中的金圓券》,范泓《1948年:“金圓券風潮”及其他》,楊天石《蔣經國“打虎”為何失敗》,武之璋《國民黨敗局與蔣經國“打虎”失敗無關》,閻良區(qū)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閻良區(q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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