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纏足的起源，坊間一直不存定論。原因之一是，在19世紀以前，纏足題材在正史、方志和儒家女教等官方文本里屬于禁忌，不可隨意言說。
只有在規(guī)矩比較混亂的時期，才會有零星的記載。如《南史?齊東昏侯紀》說：“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庇谑牵鹕?，就被專門用來指稱女子纖足。
說起這個東昏侯蕭寶卷，可是個不成器的皇帝，性情峻急，暴戾恣睢，終于被梁武帝長圍城中，大臣及將軍們擔心被他砍了頭，便先下手砍了他的頭。那位腳下生蓮的潘妃，也自縊而死。不過，她的金蓮掌故，卻從此流傳。
后來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以鹽業(yè)銀行總稽核的身份到上海查賬，在花界遇見號稱“潘妃”的潘素，驚為天人，才情大發(fā)，提筆擬就一聯(lián)：“潘步掌中輕，十里香塵生羅襪；妃彈塞上曲，千秋胡語入琵琶?！庇玫恼亲阆律彽牡洌⑶也仡^嵌進了“潘妃”二字。
潘素系名門之后，無奈家道衰落，母親病逝，被后娘賣入歡場，在舊上海西藏路張幟迎客，不料遭際張大公子，從此成就一段好姻緣，后來更成為著名的青綠山水畫家。
張公子是著名的詞人，此聯(lián)雖是急就章，用典卻十分妥帖，特意強調(diào)了潘步以及羅襪種種，因為確曾有人認為蕭寶卷的潘妃便是纏足的起源——盡管這樁官司一向是夾纏不清的糊涂賬。
宋朝的車若水曾在他的《腳氣集》中寫道：“婦人纏腳，不知起于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后漢戴良嫁女，練裳布裙，竹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或言自唐楊太真起，亦不見出處?！?/p>
車若水用的是排除法，即不確定纏足的起始年代，但也剔除了東漢人戴良的女兒和唐代的楊太真。有意思的是，車老前輩的話語中，似乎很有些“反纏足”的意味，令人不免暗生“女權(quán)主義早有進步”的感慨。
宋人張邦基的《墨莊漫錄》開宗明義地說：“婦人之纏足，起于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彼⒁獾剑瑯犯姾汀队衽_新詠》“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
因而，美國漢學家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認為，纏足興起，可能與婦科在北宋時期逐漸成為一門醫(yī)療?？朴嘘P(guān)。婦科專門化，意味著將生殖功能置于優(yōu)先地位，女性身體中與生育有關(guān)的部位，逐漸“去情欲化”，作為替代，足弓成為“可欲對象的物神意符”。
宋末隱士周密提到，南唐后主李煜后宮一位叫作窅娘的嬪妃，纖麗善舞，李煜做六尺金蓮鞋，令她以帛纏腳，套鞋起舞，人皆效仿，以弓纖為妙，于是成為纏足開先河者。
當代研究者也多認為，纏足很可能始于10世紀，原為五代時期宮廷舞者的一種職業(yè)習慣，后在南宋時期演變?yōu)橄拗婆孕袨榈囊?guī)范準繩。
傳統(tǒng)的源頭論里，還有神怪傳說。譬如說妲己，作為狐貍精，她尚未完全化為人形，破綻就出在腳上。為遮掩這個命門，她就用布條將腳纏裹起來，引發(fā)宮中女人爭相效仿。
乾隆年間的春宮圖，捏足玩蓮
壓迫之下的和解
清代以前，男性談論纏足的文字乃至學術(shù)意義上的討論，大多以筆記的形式出現(xiàn)。諸多學人都認同，在蓮花與纏足之間，的確有一些相同之處，如“可遠觀而不可褻玩”。
盡管有辜鴻銘那樣的握蓮癖好，但正版的纏足小腳，難免會有些味道散發(fā)，而且從享受系數(shù)來看，還頗不馥郁。胡應麟在《丹鉛新錄》中便誠實地說道：“今婦人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zhì)干枯腥穢特甚?！?/p>
其實，民間一向有“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的俗諺。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如果說“臭”是對懶婆娘的評價，所謂“長”則并非懶婆娘的專屬，而是所有的裹腳布都需要一定的長度。
有掌故說，著名的紅頂巨商胡雪巖，曾以小腳鞋作為酒杯。當然，這并非他的發(fā)明，而是元末收藏家楊鐵崖的創(chuàng)舉，所以通常稱之為“鐵崖癖”。
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戀物癖所涉及的，是一個男人將他的閹割焦慮投射到女人的身體而不得，遂將注意力轉(zhuǎn)向身外之物，如手帕，如鞋襪，并賦予其情欲化的意義。弗老先生將纏足的意向凜然直指性意識，甚至提到閹割，透露出解剖學一般的冷峻，但是，將“愛蓮賞蓮”的朦朧效果這樣徑直撕開，總是少了那么一點情趣。
如果我們承認，某些人的“愛蓮賞蓮”也屬于天賦人權(quán)，那么僅僅從情理上看，應該也是天生的小腳方才最宜。當然，長出天生小腳的概率非常小，而最有效率的推廣措施，也只能是人為纏足了。
只是，這種強做腳足弓彎者，實在只有天生小腳的輪廓，而外觀細節(jié)上卻相當丑，甚至上面還爬滿雞眼、腳氣之類，所謂“趾縫腫爛，不容纏帛”。由此不難想見裹腳布上血跡斑斑臭氣烘烘的局面，以及懶和未必懶的婆娘們的苦衷。
中國古代百科全書式的類書，譬如《居家必用事類》和《事林廣記》，專門有涉及纏足的藥方。按照有關(guān)專家的劃分，藥方包括兩類，其一是用來泡腳的湯劑，目的是在纏足之前，讓骨頭變得綿軟；另一則是用來保持足部干爽柔軟、預防雞眼生成的膏劑或散劑。
第一類的湯劑，有諸如“宮內(nèi)縮蓮步捷法”和“西施脫骨湯”之類的名號，據(jù)說一番不厭其煩的折騰之后，雙足會“軟若束棉”。不過，這些聽起來有些亂燉味道的神奇藥方，更多透露出的是巫術(shù)輪廓，借用魯迅先生批判《三國演義》對諸葛孔明的描摹，就是“近妖”。
相比之下，第二類的膏散藥劑，則顯得十分務實，在“金蓮穩(wěn)步膏”名義下集結(jié)的諸多藥方，直直指向“雞眼痛處”和“趾縫腫爛”。這便足見，保持足部干爽，預防雞眼產(chǎn)生，實在是大多數(shù)纏足婦女每天都要面對的功課。
在相關(guān)類書里，上述藥方，被列于“閨閣事宜”門下，和治療面皰的“治粉刺黑斑方”、預防掉發(fā)的“梳頭發(fā)不落方”以及調(diào)制美容香粉的“和粉方”羅列一起。也就是說，對纏足的照看和養(yǎng)護，已經(jīng)和梳洗打扮一樣，成為閨閣中人的一個常規(guī)項目。
藝術(shù)家強調(diào)裸體才能真正展示人體美，服飾的遮蔽除了御寒和保護的作用之外，更可掩飾某些生理上的缺欠，這也是時尚之所以生命力旺盛的一個原因。巧的是，在遮掩的命題上，纏足也具有同樣的道理。
所以張愛玲《小團圓》里，九莉小腳而又新派的母親蕊秋，“再熱的天，躺在床上都穿絲襪”。于是，可以設(shè)想，過去年代有惡癖的男人們，如果運氣不夠強悍，便只好終日享用這種模仿而來的仿真貨色了。
不料，這種本該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后世竟成了大行其道的主旋律，在若干個百年里，不纏足便不足以成為高尚女人的風氣，曾經(jīng)讓無數(shù)女性流下如江的淚水。
美國漢學家高彥頤（Dorothy Ko）在她的著作《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中指出，纏足“不是一種負累，而是一種特權(quán)。纏足的存在，不僅是為了向外在世界宣告身份地位的可欲性，對于婦女本身而言，這還是自尊的一種具體體現(xiàn)”。不要誤會，這不是美國人在為纏足唱贊歌，她只是在指出一個事實：因為男性社會的強大存在，代代女性與纏足，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某種程度上的和解。
就是說，憑借這種足下的“特權(quán)”，她們才可以受到社會主流男性群體的垂青，成為被他們獵取收納的砝碼，從而在婚嫁博弈這個對女性來說具有重要社會和生存意義的競爭中，贏得出位的機會。由這樣的利益驅(qū)動，自然可以理解，何以對雙足“天然纖小”的烏托邦式向往，構(gòu)成了前仆后繼罔顧體質(zhì)的頑強追索，甚至連女性都包括在內(nèi)。
當憑借一雙可人的小腳就足以為她乃至她的家族贏得廣闊的生活愿景時，她們美化那種凄慘，就自然會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早期例證。
1900年，上海上層社會婦女的“三寸金蓮”
國運與纏足無關(guān)
這種壓迫造成的局面，卻往往被后來的評判者所忽視，他們只是滿足于對纏足本身的簡單抨擊。
譬如“五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胡適便曾說：大凡女子纏了腳，不要說這些出兵打仗做書做報的大事情不能去做，就是那些燒茶煮飯縫縫洗洗的小事情也未必人人能做，咳！這豈不是真正的一種廢物么？
梁啟超也曾輕蔑地將中國的女性指認為“圓其首而纖其足”的無用之人。他引用孟子“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的話，以為女性自古迄今未嘗受過教育，因而也就快要與禽獸無異了。他將這些歸結(jié)為中國積弱的根源：“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故男子以犬馬奴隸蓄之。”
由于梁啟超是“近代中國最能撼動人心的議論家”，其煽動力極強的文字對讀者的影響，是難以忽視的，甚至成為一種標準化的觀點。梁氏的議論面世不久，在天津楊柳青齊健隆畫店印制的名為《女子自強》的年畫里，一位父親坐在桌子一側(cè)，他纖弱的妻子和一雙兒女則在另一側(cè)招手。畫中采用了百日維新之后開始流行的白話文旁白：“中國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諸位知道這毛病在哪里嗎？并不是男子不能賺錢，一男子養(yǎng)著好幾口，女子裹了兩只小腳，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著男子，男子怎會不受累呢？”由此得出結(jié)論：“中國不強，大病在此?！?/p>
將國運踉蹌，歸咎于女性纏足，這實在是一種病急亂投醫(yī)的氣急敗壞，是對女性的另一種精神傷害。
宏大敘事下的批判總是來得容易，而細致入微的認真考察卻實在很難。譬如，燒茶煮飯縫縫洗洗之類的小事情，或許纏足女做起來總不如天足女得便，這道理一如穿高跟鞋不如平底鞋舒服。但不便，并不等于不能。
后世有人推斷，纏足之所以會獲得男權(quán)社會的普遍擁護，是因為她們不會在外頭到處亂跑，因而可以“防閑”。但明眼人卻發(fā)現(xiàn)，在儒家的傳統(tǒng)訓誡書里，根本未曾提到過纏足的道德意義。所謂“防閑”的推論，基本上是罔顧經(jīng)驗現(xiàn)實。因為證據(jù)顯示，紳士階層家里的纏足婦女，并不是不可以出門游玩，這無損于她們的道德名聲。
因此有人曾經(jīng)指出，纏足與儒家思想之間的關(guān)系，是極其矛盾的。對于女人來說，纏足等于是透過反儒家的手段（毀傷身體）來達到儒家的目標（端莊文雅）。
有意思的是，極力為纏足“辯護”的辜鴻銘也曾說過：“由于生活環(huán)境艱苦，中國婦女不得不裹住腳，自我保護，不至于過度勞作?！?/p>
不過，辜鴻銘的喜愛纏足，乃是將其當作一種至高無上、不容置疑的理想化女性特質(zhì)，如同他刻意留起的辮子，都是作為一種表明中國身份的徽章標記。這種“中國身份”，是辜鴻銘有意識的認同，更是一種賭氣般的故意，與此類似的，還包括他的支持帝制、反對白話文學以及蓄妾，內(nèi)中透露出辜氏早年曾經(jīng)遭到肆意嘲弄而終身難以釋懷的心路歷程。
美國學者高彥頤則是這樣說的：“成為視線的對象，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換來的通常是屈辱的感受。尤其，中國男性知識精英對于身處國際世界的體認，就是體認到自己成為被注視的對象。唯有在先進國家受到當?shù)厝巳旱膶徱曋?，男人的辮子和女人的纏足才變得格外刺眼。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第一代動員集體力量反對纏足的本土改革者，總是那些曾經(jīng)遠游海外，或是經(jīng)常跟外國人打交道的人。”
纏足放足一樣痛苦
對纏足的想當然，還包括生理上的漠視和茫然，譬如盛行一時的放腳。
1950年代，香港有兩位外科醫(yī)生曾針對婦女的小腳進行研究，他們的結(jié)論是，纏足并不會使足部骨骼斷裂，“腳部各塊骨骼的形狀稍有變化，不過這樣的扭曲已足以產(chǎn)生相當?shù)挠绊憽?，“就大幅度?nèi)折向腳掌的外部四趾而言，其關(guān)節(jié)已經(jīng)發(fā)展到可以調(diào)適其扭曲狀態(tài)的韌度，即使用力扳扯，也無法拉直?！?/p>
也就是說，曾經(jīng)長期纏足的腳，是不可能恢復原狀的，因此，纏足固然痛苦，可放足同樣也不輕松。
相對于“蠻婆皆大腳”的太平天國“婦女不準纏足，違者斬首”的嚴令，譚嗣同等維新派諸人所擬訂的 《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要人性化得多。其中規(guī)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jīng)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于會籍報明，方準其與會中人婚娶?！鄙踔?898年成立的湖南不纏足會，對放足婦女還獎給上鐫“巾幗英雄”字樣的銀牌一枚。
但到了1927年，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正式公布的《取締女子纏足條例》則規(guī)定，已纏足者15歲以下立即解放，15歲至30歲責令解放。其居心可嘉，其推行力度強悍，但對女性生理的無視卻顯得相當粗暴。
因此，曾有小腳婦女鼓起勇氣拿了一塊油炸過的干麻花給政府派來的查腳員看，她說，只要查腳員能將這塊麻花解開，回復原來柔軟面團形狀，她就愿意舍棄裹腳布，將腳放開來。纏足的消逝，原本就不是一個從纏到解的簡單過程，根本不可能于旦夕之間完成“舊生活”到“新生活”的轉(zhuǎn)變。況且，這世界上，哪里去找沒有絲毫“舊”成分的“新”生活？
當其時，作為受過傳統(tǒng)古典教育的鄉(xiāng)紳閨秀，也是上海女學堂8位創(chuàng)辦者之一的《女學報》主編薛紹徽，曾用一種含蓄委婉的措辭，指出了纏足對于某些女性的利好：“至若父母之仁愛，無傷于穿耳，豈父母之不慈？閨房行纏之樂，有甚于畫眉，非男人之輕薄?！边@種站在女性身體立場的表達，在當時是需要一定勇氣的。
薛紹徽還提到，婦女能否自強，實際在于詩書學習之類的教育，而纏足不過是個人的瑣碎小事。女人纏足與否，和她的人生價值以及家國興衰，扯不上什么關(guān)系。
其實，文化現(xiàn)象，或者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云“習性”，在維系有意義的日常生活世界時，具有十分強大的力量。習俗的沉淀積累，使得外人眼中難以忍受的惡俗，在當?shù)厝说氖澜缋铮赡苁窃僮匀徊贿^的社會常規(guī)。
薛紹徽的觀點，也許會讓人以為她是一個纏足的擁護者。實際上，薛紹徽歷來明確反對纏足：“雙鉤蓮瓣”縱教細小可憐，而幾寸“弓彎”誠見蹣跚不進。
據(jù)說，在民初厲行放足政策時期，上級官廳要求縣級政府按月繳納一定數(shù)額的舊裹腳布，作為績效考核的依據(jù)。許多縣長為了應差，只好從坊市購買全新的裹腳布，向纏足婦女交換舊品。這種在放足旗號下提供的免費午餐，果真是非常典型的本土特色。
整形或是另一種纏足
實際上，探討纏足的起源，不應該無視花木蘭的傳說。如果她是一副纏過的小腳，是根本不可能在戰(zhàn)場上沖殺而不被同伴發(fā)現(xiàn)的。可是，為什么一提到纏足的源頭，人們總喜歡糾纏宮廷和帝王？這是因為，一種風習由宮廷以及權(quán)貴人家向民間浸染擴展，一向就是時尚的慣常流向。而文化的吊詭，時有出人逆料，本土之外，也同樣有關(guān)于小腳的傳奇，譬如灰姑娘的故事。
灰姑娘是連中國兒童也耳熟能詳?shù)闹?，但在德國作家雅各?格林和威廉?格林的原始版本里，故事情節(jié)與大眾印象頗有出入。譬如當灰姑娘沒有血緣關(guān)系的姐姐們穿不下王子選妃用的那雙鞋時，她們的母親給了大女兒一把刀，讓她切掉腳趾，理由是一旦當上太子妃，就根本不必走路了。二姑娘得到了同樣的訓導，只是腳趾換成了腳跟。
姑娘們都照做了，如果不是鞋子滲出鮮血而拆穿了大腳的案底，也許她們其中一個已經(jīng)當上了王妃，灰姑娘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夜媚锏慕憬銈儾活櫳眢w，對自我進行強制性戕害，與本土女子強做弓彎的纏足，應該有某種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chǔ)。童話世界里的迷幻物語，其實總是現(xiàn)實世界的折射反映。
漢學家費正清曾經(jīng)指出，纏足“是中國社會各層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個”，其后果之一，是導致海外某些半吊子“漢學家”出于“愛中國癖”，而不愿說研究對象如纏足的“壞話”。
有形的東西總是容易得到清掃，而那些無形的東西，卻會因為它的隱性體質(zhì)，能夠經(jīng)得住時間的淘洗，悄然延續(xù)。當年與纏足同受詬病的科舉，如今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但通過考試甄選人才的方式，卻從未遭到過懷疑，甚而出于環(huán)境的適宜性，一種八股腔的幽靈依然存在，并綿延不絕。甚至，不惜本錢執(zhí)迷于身體重塑的整形者，至今猶多。你可以說，這些行為屬于成人的自主選擇，與纏足的被動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這種血淋淋的傷筋動骨背后，未必沒有成人社會暗地里的一種壓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