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的一天，上海“知青”張濟順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里第一次得知了曾祖父的故事。學者熊月之在一篇小文章里，介紹了“近代進步教育家”張煥綸的生平和作為。
“很激動，也很難為情”——說難為情，是因為身為北師大的歷史專業(yè)研究生，還需要從別人那里獲知自己的家史。
她隨即把文章復印，寄給上海的母親。母親收到信件后，激動得不行，“她說，現(xiàn)在終于可以講一些了。”
在張濟順的童年記憶里，關于曾祖父，只有一點影影綽綽的痕跡，大人們基本不提。一來家庭“血統(tǒng)”不太好，風波動蕩的年代，多少生怕因此牽連出什么說不清的“歷史問題”來。此外，這也是老一輩人不愿去觸碰的一個老傷疤：1937年“八一三”戰(zhàn)事爆發(fā)，一大家子慌慌張張?zhí)与x滬南老宅，避入租界，幾代的積累和心血都在轟炸和騷亂中化為烏有。之后再歷經(jīng)“文革”浩劫，關于家族的過往，幾乎沒有什么物件留存下來可以跟后代講的。
張濟順聯(lián)系上熊月之，從他那里得到了更多關于曾祖父的資料。后來，她陸陸續(xù)續(xù)地搜集到他的照片、他寫的詩。
在一張黑白的半身肖像照里，張煥綸留給后人一個同光年間地方士紳的經(jīng)典形象：留長辮、著馬褂，面容沉穩(wěn)而安靜。光緒四年，他和幾位好友共同創(chuàng)立近代第一所國人辦的新式小學——梅溪學堂。從此，張家的廳堂、庭院里，不時會響起朗讀英文的稚子之聲。其中有一名操著安徽口音的鄉(xiāng)下少年胡適，也是張煥綸好友之子。
因為在教育界的聲望，張煥綸后被盛宣懷聘為南洋公學首任中文總教習，即教務長。期間，他又創(chuàng)辦師范班，開了中國師范教育的先河。
“也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币徽劦皆娓?，張濟順眉間涌起一些感慨。百年后，身為張家第四代，她在教育行業(yè)又兜兜轉轉三十多個年頭。
張家是老上海舊城廂里的一個世家大族，屬于正宗的上?！巴林?。自19世紀中葉開埠以來，這個小小的上?？h城急速發(fā)展起來，一躍為遠東第一大都市。中外移民、各色人等大量涌入，形成了五方雜處、光怪陸離的“十里洋場”。
張濟順的祖父是舊上海著名私營報紙、《新聞報》的一名主力骨干，和著名報人汪漢溪是世交。張濟順的父母則是洋行職員，類似今日之“白領”。
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南京路。這一年，張濟順出生于上海西南的一個弄堂里。
從曾祖父到張濟順，張家四代人親歷了上海在一個半世紀里的急速膨脹、繁華和迷離、戰(zhàn)火與離亂、日偽治下的“歹土”時期，以及之后的“紅色歲月”。
2015年，張濟順出版了學術著作——《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這是她近二十年來對上海社會史研究成果的梳理，也是對自己兒時生活過的上海社會一次深入的探究和重現(xiàn)。
在研究中，她把目光投向了類似自己父母、祖父、鄰居這樣一些支撐起這個大都市“面相”與筋骨的中上層精英與職員、生活在里弄的小市民們，以及蘇北“下只腳”里的蕓蕓大眾。
在過往有關上海的歷史書寫中，這個龐大的群體尷尬地“缺席”了，僅僅是為革命領袖、黨國政要、學術大師、文壇巨匠展開宏大敘事的一個模糊的背景色。
我們的采訪約在上海的西南角，一個近十來年興起的郊區(qū)大型住宅區(qū)。直至2006年，張濟順才從生活了數(shù)十年的喧鬧市區(qū)搬到這里。在她生命中留下印痕的老弄堂、舊馬路、用作市少年宮的老洋房的地下，新建的地鐵線彼此呼嘯而過。
三伏天的大太陽下，在沒有任何遮蔽的新區(qū)里，大馬路明晃晃得刺眼。張濟順一身布衣布褲、平底便鞋，斜挎著一個青少年品牌的布書包，輕輕巧巧地走來，像極了一個樸素的女學生。只有一頭夾雜銀絲的短發(fā)提醒著我：女學生已年過花甲。
4年前，她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回歸學術研究。之前約有十五六年里，她每日應對著千頭萬緒的校務、黨務工作，零碎時間拿來看資料，看一點是一點。每年暑假的兩個月，是她惟一拿得出整塊時間鉆圖書館、地方檔案館的奢侈——每天一開門就進去，掐到最后一刻起身，然后心滿意足地抱著一堆復印材料和筆記離開。
“人一喜歡就沒有辦法。我是真心喜歡啊，一有空就撿起來?！?一聊起手頭的研究課題，她的聲線瞬間拉升，語速加快，滿溢著一股年輕人才有的興奮與干勁。
于她，做學問是一個信念般強烈的追求。身為“老三屆”，張濟順有著這一代人共同的命運遭際和生命韌性：17歲插隊落戶吉林農(nóng)村，做過宣傳隊干事，當過汽車廠工人。恢復高考后的1978年，29歲的她以單科最高分考入北師大歷史系，那時她已生下女兒、做了母親。畢業(yè)后，她繼續(xù)攻讀碩士學位。
49歲“高齡”時，張濟順拿下了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她自嘲說，這快趕上“范進中舉”了。學位論文是她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期間奠定的基礎。
身為一名感受力豐富、天然對細節(jié)敏感的女性學者，她把自己的使命定位為——在大量解讀檔案與史料的基礎上，盡力去還原、構建一個個具體的歷史場景，讓人們能夠返回到一個活生生的情境里面，“設身處地”去感受、體會和理解當年的歷史。而歷史學者的本分，不是自命為“導師”，試圖去左右人們對歷史的評判，只能充當史實的一個守護者，為人們提供接近歷史真相和理解歷史的種種可能。
采訪中，她常常會拿老朋友、上海女導演彭小蓮的小說、電影的人物、命運和抉擇作類比?！捌鋵崳矣X得歷史有時候跟文學的功能很像，使得人們能夠跳回到歷史的語境中去理解、去體會和感受?！彼f，“歷史本身面相豐富。我想，一個歷史學者的任務，也許就是揭示歷史的多元性，解釋它的豐富性。至少，我認為我的工作就是這樣的?！?/p>
1956年，上海，居委會會議
進城后，如何分清敵我？
人物周刊：你的論著里，研究了上海的底層勞動者、小市民。怎么理解“小市民”這一說法？
張濟順：“小市民”這個概念和含義是模糊的，并不是非常清晰，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譬如大作家張愛玲，都自稱是個小市民。所以，小市民的內涵，只能放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下去理解，注重它的歷史語境，以及時代賦予的一些特性。
里頭也很復雜，有知識階層、資產(chǎn)階級、資本家家里的一些家庭婦女，也受過很好的教育，只因為家庭條件優(yōu)越，就不去單位了。
另外一個語境是革命語境，這往往是人們不太關注的。正好我的朋友彭小蓮最近寫了一本書《荒漠的女人》，寫的就是常熟路口瑞華公寓里一群人物的起起伏伏。這是一群革命家庭的后代，他們就把上海摩登文化的主體視作小市民。
另外一個語境是革命語境，在1930年代的左翼知識分子那里，“小市民”是泛指都市市民階層，不包括工人。彭小蓮、劉輝最近出了一本書《荒漠的旅程》，寫的就是常熟路口瑞華公寓上海市委機關干部大院里一群人物的命運。這個大院里，坐“三輪車”進去、穿著講究些的，都被側目，視作與革命格格不入的資產(chǎn)階級派頭，甚至是小市民腔調。北京的“大院文化”里，大概對小市民沒有這么直觀，這么敏感。
所以，小市民更多是文化的趣味，或者說是都市文化最大的一個受眾群。
人物周刊：嗯。一說上海，一說到“小市民”，把這兩個詞聯(lián)系起來，頭腦里就有個形象了。
張濟順：一說上海，一說小市民，大家頭腦里都有一個“活靈活現(xiàn)”的形象。每個人都可以去定義，當然以貶義居多。但是，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我們不能用簡單的褒貶來區(qū)分。它就是一種懷舊的、集體記憶的承載者。
人物周刊：中國共產(chǎn)黨1949年進城后，面對上海龐雜的社會群體，有怎樣的挑戰(zhàn)？
張濟順：深入到每一個具體的歷史研究里，面對這么一大堆歷史材料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一進上海，就碰到了很多在農(nóng)村沒有碰到過的問題。
第一，這是一個人口眾多而密集的集合體，第二，它有著都市性或者都市化的特性。這是所有都市的共性。具體到上海來說，因為這個城市曾經(jīng)是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都市，而且，它又一直處在一個非常奇特的地位：它從來不是政治中心，但它是中國最大的經(jīng)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另外，經(jīng)過幾次大的戰(zhàn)亂后，各地人群、各種政治社會勢力、幫派組織都聚集在這里。所以，上海始終處于一個人口高度密集、流動頻繁、五方雜處的狀態(tài)。
要在這個地方分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樣一個城市里，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面臨最大的難題是——怎么從這里找出朋友。一些所謂的“依靠力量”并不可靠，脫離國家軌道、拉幫結伙違法亂紀者大多聚集在下層里弄，而和新政府合作并容易管控的，倒大多出自中上層地區(qū)。
另外，特別是在195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chǎn)黨要走一條新民主主義路線，當然不能把很多非無產(chǎn)階級或者非勞動群眾排除在外，無論是策略上的考慮，還是面對現(xiàn)實的選擇。
所以，從一個無序的上海要變成統(tǒng)一的、有序的上海，新政權必然要到基層社會尋找更多可以依靠的力量。于是，就劃出了一條最低的底線——“革命”和“反革命”。
人物周刊：“革命”和“反革命”？
張濟順：對。一方面，它要把這筆巨大的底層社會資源轉化成可以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地從中清除“階級敵人”，清除不合作者。
人物周刊：“革命”和“反革命”，是根據(jù)和新政權合作與否的態(tài)度，是這樣劃分嗎？
張濟順：這個問題是比較復雜的。有些“反革命”，比如說一些跑到城里來的，過去在農(nóng)村里有血債，特別是經(jīng)過普選、人口普查、普選被揪出來了，或者是鄰里之間揭發(fā)了這個人是逃亡地主，過去在農(nóng)村里有血債的，這樣的人是新政權的敵人，當然是要被鎮(zhèn)壓的。
還有一些“反革命”，是隨著政治運動的發(fā)生而確定的，有些可能是一個事件或問題而被定為“反革命”。
1950年，上海，購買公債的市民
1950年代的“上海奇跡”
人物周刊：你曾對日占時期對上海里弄的管控網(wǎng)絡——“保甲制”有過深入研究。1950年代，居委會取代了過往的保甲制，它在哪些方面超越了過往？
張濟順：保甲制本來是在鄉(xiāng)村中傳承的一個制度，它在大都市里復活主要是借助戰(zhàn)時，因為戰(zhàn)時對人口的供應以及安保，都要有一個巨大的網(wǎng)絡去管控基層社會，但同時又要打著“自治”的旗號。當時，日偽的意圖主要是想通過保甲制度實行“聯(lián)保連坐”，維持對上海這么一個非常龐雜的社會的掌控。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接收上海，把日偽這套基層管理體制統(tǒng)統(tǒng)給否定了。他們聲稱要建立一個社會自治的組織，提出很多設想，還開辦了“自治人員訓練班”，想訓練基層的保長，讓他們學習怎么樣來掌控和治理基層社會，但都沒有實現(xiàn)就結束了。等內戰(zhàn)全面爆發(fā)，保甲制還是回到日偽時期的“聯(lián)保連坐”，就是基層的政治恐怖當中去了，以及作為戰(zhàn)時的供應體制。
中國共產(chǎn)黨來了以后，把國民黨原本“紙上談兵”的、沒有實現(xiàn)的一些目標在非常短時間內就實現(xiàn)了。
人物周刊：主要體現(xiàn)在社會福利方面么？
張濟順：對，福利方面。譬如進行了社會救濟，修了很多自來水、裝了很多路燈，這些都是平民區(qū)里非常需要、又非常缺乏的。過去，上海的下層平民每天早上要拿著水桶到一個給水站去接自來水。一到夏天，大家到給水站排隊，打起來都有的。
人物周刊：也包括對社會治安和風氣的整治，取締賭博、賣淫、吸毒這一類的舊社會現(xiàn)象？
張濟順：對，煙、娼、賭一下子都被全面禁絕了，所謂的“紅（海洛因）、黃（妓女、暗娼、阿飛等）、藍（賭臺）、白（白粉）、黑（大煙）”都沒了。這確實是共產(chǎn)黨創(chuàng)造的一個奇跡。冷戰(zhàn)時期，不管西方學者對中國有多少批評和攻擊，對中共改造上海社會這樣一個奇跡，他們都是異口同聲地表示非常驚訝。
50年代，上海，資本家排隊到國際貿(mào)易業(yè)的“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
里弄干部的情懷
人物周刊：在1950年代建立起來的居委會這個小小的基層組織里，國家、社會、個人三者之間呈現(xiàn)怎樣的關系？
張濟順：作為國家和社會中間的一個組織，居委會不是完全意義上政府的一部分，又為政府所掌控。此外，還有居委會干部自身的所思所想和行為舉動。居委會干部也是普通的市民，他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比如說實行油糧計劃供應的時候，他們也要吃飯，也要買米，也會搶購，而且他們是先于別人得知消息、帶頭搶購的；每家申報余糧的時候，他們中也有人會多報。
在這樣的人群當中，比如說那些失業(yè)者，他一直想要有一份工作，所以也想借助居委會來達到就業(yè)的目的，從“非單位人”成為“單位人”。
國家和居委會干部往往是在一個點上交叉，他們的目的雖然是不一樣的，但在那個點上也會交叉起來。
人物周刊：我曾采訪過一個“老三屆”的上海知青。他母親當時是一名街道里弄干部，“文革”期間做“上山下鄉(xiāng)”的動員工作，就勸說他去黑龍江插隊，給里弄做一個榜樣。這些居委會干部一方面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但另一方面在政府有號召、動員下來時，他也要帶頭去做？
張濟順：當然了。在那個獨特的大環(huán)境的熏陶和制約下，居委會干部會真誠地去做許多事，包括讓自己的子女先去農(nóng)村，帶頭“上山下鄉(xiāng)”，這樣的事情真不少。
1958年大批家庭婦女走向居委會，組織里弄生產(chǎn)組、食堂、托兒組，他們非常有熱誠地承擔起很多的事情，盡管他們自己有很多苦惱，有很多人出來以后，家庭負擔更重。但在那個時代，他們確實感覺到一種由衷的意愿來做這些居委會的工作，去動員別人。
你說知識分子可以有情懷，難道我書里面這些里弄干部不能有情懷嗎？也未見得。共產(chǎn)黨打敗國民黨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非凡的組織動員群眾的能力。
“性別路線”
人物周刊：1950年代建立起來的居委會，組成者主要是家庭婦女和部分失業(yè)人員，到今天居委會也是很多阿姨媽媽們?yōu)橹鳌Ｔ诳偨Y中共1950年代重新組織社會的驚艷時，你曾將之總結為“性別路線”，如何理解這一點？
張濟順：這個不是我的發(fā)明，這是王政老師在做居委會研究時提出的。我認為確實有“性別路線”一說，因為新政府在底層要動員那么多人員去監(jiān)管這么復雜、多重的里弄工作，任憑誰也做不到。若不是身在其中，就是做了也難免隔靴搔癢。
婦女就不一樣了。第一，女人最容易被動員起來。第二，女人有一種不同于男人的認識。第三是她的“斤斤計較”，這使得鄰里關系和居委會工作能夠非常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她看到鄰居家飯桌上的幾個人吃飯，有幾只小菜，她就發(fā)現(xiàn)誰家的糧食報多了，或者誰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在買黑市糧食吃。
人物周刊：女性天生有一種對細節(jié)的敏感。
張濟順：對，對于細節(jié)的把握和敏感，這是男人不具備的。特別是后來國家鼓勵計劃生育以后，誰誰懷孕了，這個都靠女性居委會干部監(jiān)督出來的。
張濟順：對，對于細節(jié)的把握和敏感，這是男人不具備的。譬如我采訪的男性街道主任，他說那些居委會的老媽媽是很有工作優(yōu)勢的。上海因為房子很擠，有時候大家就在灶間里面放一張桌子，幾家人都在上面揀菜，她跑上去，往那一坐，跟你坐在一起，揀揀菜，拉拉家常，好多動員工作就做掉了。她們是很自然，我們男人坐上去不行。
人物周刊：她們的角色也很特殊，因為她們本身就是里弄的一分子。
張濟順：而且，里弄本來就是人們生活的最基本的場所，誰都要生活在里弄的。不過是我們有時候叫法不同。其實，上海幾乎所有的地方都有里弄，不過有的時候高級一點，叫什么“公寓”、“花園”，但它也是有里弄的。
上海里弄是人們衣食住行最基本的場所，是所有上海人都回避不掉的空間。比如前面講到的瑞華公寓，它也是屬于常熟路居委會的，也是屬于里弄的。住在里面的“革命干部”家里，衣食住行的需要日?！按笫隆币惨?jīng)過居民小組長，居委會的“逐級管理”。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一度把上海的居民委員會改成“里弄委員會”，叫“里委會”，從一個側面也能說明“里弄”對上海居民日常“全覆蓋”的意義。
人物周刊：這可能是最有上海特色的。我在想，里弄的居住空間本來就很狹小，人和人之間會很容易起摩擦和矛盾的。
張濟順：對，太容易了，那個時候在上海，大多數(shù)人家灶坯間有七八家的爐子擺著，你的醬油瓶稍微擺到人家一點點，兩家人家就會吵起來、爭起來。為空間的爭奪不得了。所以，上海里弄里面的女人是很厲害的。
人物周刊：在50年代的里弄“整頓”中，這種鄰里之間摩擦引起的積怨也會造成彼此檢舉、揭發(fā)嗎？
張濟順：當然有了。一方面也是動員的結果，還有一種是懼怕的結果，他總覺得這個事情瞞不住，我還不如去揭發(fā)一下，沒準還會求個寬大。按現(xiàn)在的一般邏輯，也是一種恐懼的結果。
人物周刊：50年代的居委會起過很重要的制度推進作用，譬如協(xié)助國家建立起糧食計劃供應體制。
張濟順：糧食的計劃供應有一個過程，一開始是放開的，后來采取統(tǒng)購統(tǒng)銷以后，城市里面糧食緊張起來了，也不能放開了。所以，后來一步一步走，開始的時候是采取“按戶定量”供應的方式，再后來“按人定量”。以后開始記本，后來發(fā)展到發(fā)票的。
“按戶定量”像過去一樣，有大口、小口，按戶供應，每戶有一個定量，而且是自報的，然后一個小組公議，最后小組長評出來了以后，往上交，一核對差不多。所以，小組長的第一道“把關”也是很重要的，居民委員會也是很重要的，一旦發(fā)現(xiàn)你報太多了，立刻會把你家的量降下來。
人物周刊：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居委會起著很重要的角色。
張濟順：對。還有一個戶籍制度的問題。到1958年上海戶口收緊了，原來進進出出上海都蠻隨便的。像我們知青插隊出去了，戶口都遷出了，回上海時報一個臨時戶口，可以發(fā)給你一點糧票、一點肉票。你可以用全國糧票換一點上海的地方糧票，或者上海地方糧票也可以換點全國糧票。
所以，居委會還是有很大的權利的。因為太具體了，太涉及到人們日常生活了，許多事只有依靠里弄里的居委會干部采取東張西望的方式去看、去掌握實際情況，政府恰恰需要這樣。
張煥綸
上海灘的“香風毒霧”
人物周刊：中國共產(chǎn)黨在1949年奪取全國勝利后，面對從革命到執(zhí)政的任務。在上海，這一過程有什么特殊點嗎？
張濟順：當然了。上海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從革命的目標來講，最終是要奪取城市的，而且，上海又是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最大的象征就應該在這個地方。但是，問題在于上海同時又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搖籃。所以，上海在中共的整個政治版圖上，地位一直是比較特別的。
我在書中引用了一張“一大”會址的圖片。你想，中國共產(chǎn)黨的搖籃是在這里。從文化意義上講，中共就是誕生在里弄里，而且是在上海最典型的石庫門里弄，但卻沒有在這里成長。所以，它重新回來，奪取這個大城市以后，要站住腳，要想把革命時期的革命正當性轉化為強大的執(zhí)政基礎，到底依靠誰？最開始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另外，畢竟上海的資產(chǎn)階級相當強大，我剛才講到的基底性的文化價值取向，這個很難去掉。所以到了1960年以后，特別是到了八屆十中全會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上海“香風毒霧”的負面形象又突出了。
這個“香風毒霧”，早在1949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進城以后，只是萬里長征走了第一步了。到底怎么來戰(zhàn)勝這個“香風毒霧”，經(jīng)過50年代以后仍然沒有解決，上海仍然是一個香風毒霧最厲害的城市。所以才會重演解放軍進上海的故事，就是《霓紅燈下的哨兵》。
人物周刊：紅色電影《霓紅燈下的哨兵》的誕生原來有這樣一個前因后果。它是什么時候拍的？
張濟順：1964年。同期或稍后，還拍了一系列電影，《家庭問題》、《年青的一代》，都是講怎么樣來抵制“香風毒霧”，防止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侵蝕。
人物周刊：學者金大陸對“文革”時期的上海社會做過研究。他的研究顯示，即使是在那樣激越的革命話語底下，上海市民們、特別是青少年們還是沾帶“香風毒霧”地生活著。像生活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這些東西不是那么容易被改造的。
張濟順：對。我覺得，50年代倡導的“階級路線”一種理念，是中共向基層傳達的理論。這樣的理念會對整個政治生活產(chǎn)生影響，比如那些本來很窮苦的人，他會有翻身的感覺。還有另外一群人，資本家，會有一種壓抑的感覺。
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往往又不是跟著這種感覺走的，因為有活生生的生活價值存在著。在上海這樣的地方，整個城市有一種摩登文化、現(xiàn)代氣息仍然時隱時現(xiàn)，西餐館、咖啡館仍然存在，街頭也時不時地有效仿香港片里的那種流行時尚。即使是在50年代也沒有真正從基礎上撼動這一點。
在50年代早期，資本家照樣可以不參加里弄活動，就是打發(fā)保姆去應付一下。而且，當時“上只角”的高檔里弄還是人們所仰慕的，他們出來的穿著打扮都是上海的時尚。盡管，那時候“人民裝”也很時髦，但是他們用一點點小的心思，就使得他們穿的“人民裝”不一樣。
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才會有那么多人去追逐香港電影，有那么多人懷舊。上海人始終保持著對都市摩登生活的一種向往，甚至是一種追求。
人物周刊：甚至是有一種堅持。
張濟順：有一種堅持，也有一種追求，它通過一些細節(jié)，通過一些柔軟的文化韌性，通過一種管道來表達。所以，我覺得階級成分劃分對社會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到1963年以后對社會政治生活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是在實際過程中，存在著一股基底性的社會潛流，它始終在跟這種作用對撞和較量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