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的一生能被稱為“傳奇”，葉廷芳大概算一個。
《卡夫卡全集》、圓明園、國家大劇院、取消計生提案……這些看似毫無關聯(lián)的名詞背后，都站著他的身影。
他的本職是學者：最早把卡夫卡介紹到了中國；對現(xiàn)代主義、布萊希特、迪倫馬特這些名字如數(shù)家珍；1990年代編譯了《卡夫卡全集》……
而在學術圈之外，更多的人第一次聽說他，或許是因為他的諫言。2007年兩會上，“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提案是他牽頭的；圓明園得以保存廢墟之美，是因為他的呼吁；國家大劇院呈現(xiàn)如今的樣貌，也有他一臂之力。
如今，他已入耄耋之年。時至凜冬，每逢出門，他會戴上同一頂黑色窄沿帽，披著同一件長款黑色呢子大衣，挺拔又肅然的歐洲紳士范，叫人看不出蒼蒼老矣的痕跡。
若是不仔細，你可能察覺不出異樣：這件大衣的左袖管，隨著步伐微微擺動，空蕩無著。
斷
無論多少年后，葉廷芳都不會忘記從獨龍桿上側摔下來的那一天。
那是1945年夏天，他10歲，是浙江衢縣一戶普通中農(nóng)家庭的老三，因為從小聰明機靈，四姐弟里，父親最看重的就是他。農(nóng)村人的邏輯實用簡單，父親的期待不為別的，就為家里盡早添些勞動力——母親早逝，父親長年肺癆，他的希望全押在3個健全的兒子身上。
如果意外沒有發(fā)生，葉廷芳將會是家里最能干的農(nóng)民。下地干活，打豬草，放牛，和每個農(nóng)村長大的孩子一樣，這是他的童年日常。當然，還有一項：閑時好奇而貪玩。
當?shù)靥旌禃r有種“求龍水”的習俗：道士做法時，要騎坐在一根獨龍桿上，后面跟著一幫用土武器武裝起來的農(nóng)民，雄赳赳地向山里的一個“龍洞”（即溶洞）進發(fā)。孩子們看到便想學，但沒有人敢試。最后一致推舉了躍躍欲試的葉廷芳。于是釀成大禍。
側摔下來時，其實并無大礙，只是小臂脫臼或骨折。他把左手扶在頭頂以減輕疼痛，就這樣回了家，最擔心的不是手臂，而是嚴苛父親的責罵。
當時父親正出遠門在外，母親則在兩年前就去世了。一個自以為會接骨的鄰居自告奮勇來幫忙，但只知使勁包扎，致使血液斷流，細胞壞死，最終無可挽救。
當時農(nóng)村不信西醫(yī)，只求中醫(yī)。但中醫(yī)不講消毒，導致潰爛一直蔓延到膀部，到9個半月時，由于偶然得到一點酒精，3天就痊愈了。后來一位中學校醫(yī)知道他這個遭遇后，大聲驚呼：“你的命真大，這么長時間居然沒有得破傷風癥?！?/p>
爭
當時那個意志消沉的小男孩不知道，多年以后，收到北大通知書的青年葉廷芳再回想起這段經(jīng)歷時，甚至有幾分慶幸。
斷臂之后，父親對他的態(tài)度大變。這場景頗像卡夫卡的《變形記》，變成甲蟲后的格里高利不得不接受親人的日漸冷落與排擠，葉廷芳亦有過這樣一段時光。兄弟姐妹把父親的輕視看在眼里，他成了可隨意唾罵的對象。懊惱混著憤怒、失望，父親甚至當著他的面說：“你怎么不干脆摔死了算了！”
那些日子里，對他態(tài)度依舊的唯有每天要放的牛，和后來成為他終生摯友的一個叔父家的長工。
小學老師布置作文，題為《我的一天》，葉廷芳就寫自己一天從出門上學開始感到的種種歧視、議論。他作文一向好，滿以為會得到老師同情和贊賞。沒想到評語竟是嚴肅的批評：“按一般衣貌說，人家的議論不一定懷有惡意。如果你總是這樣對待人家的議論，你將會失去很多朋友?！?/p>
“他告誡我，是我的態(tài)度有問題。還是要感謝那個老師。如果沒有他這一番嚴肅而誠懇的忠告，我可能就在那種消極想法中沉淪下去了?！?/p>
從此他覺醒起來，不服輸?shù)膭艃褐匦抡剂松巷L：“正常人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正常人做不到的，我也要想辦法做到?！彼刻煸缙鹋懿藉憻?，吊嗓子，學會單手游泳、剪紙，也抄五線譜、畫物理制圖，比一般人還畫得像樣……
他給自己立了兩條戒律：一、自己是殘疾人，要隨時防止自己的性格往自卑、孤僻甚至乖戾的方向偏斜；二、自己出身農(nóng)民家庭，須時刻注意防止農(nóng)民狹隘、自私的一面侵染自己的心靈。
葉廷芳把自己看作了正常人，但社會沒有。小學畢業(yè)，他報名考初中，被當時的官辦中學拒絕，在家賦閑了一年。也曾受長工鼓勵一起去報名參軍。他想，就算不能雙手端槍，當炊事兵總是可以的吧？
長工成功入伍，他的希望卻再次落空。不過，參軍失敗，何嘗不是一種幸運呢——他心底還是想上學。于是第二年，他又報考初中。此時天下已變，終于報上了名?？墒?，考試次日就要舉行，臨時報名的他卻交不上一張證件照——那個時候，洗一張照片，得先徒步一天到縣城，再等上一周。
眼看報名又要泡湯，一個師兄出了主意。葉廷芳向招考官伸出了右臂：“把報名章印在手臂上，行不行？”
終于，帶著手臂上的紅章，他進了考場。
事情一波三折，等到如愿考上初中，學費又成了攔路虎——家里交不起學費，也不愿出。
葉廷芳犯了難。做決定前的日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放牛、干活，腦中卻一刻不停地想：上，還是不上？
做決定的那個瞬間，他把喂牛的稻草粽子摔到了地上。最后一次把牛喂飽，在心里對這忠誠無言的伙伴說：“以后我陪不了你了?！?/p>
第二天，他偷偷離家，走幾十里泥濘雪山路，管堂兄借了45斤大米，交了第一期學費。
這45斤借來的大米，最終把他送進了北京大學西語系。
多年后，不經(jīng)意間，他在北京菜市場看到一個水牛的小瓷件，眼神溫順地趴在地上。他心里一動，當即把這小玩意兒買了下來。這件5毛錢的瓷水牛，和其他來自世界各地的名貴藝術品一起，擺在了葉廷芳的臥室中。
藝根
對于一個農(nóng)村的孩子，文學藝術的啟蒙多帶著泥土味。那是在鄉(xiāng)間田野里、跌打滾爬中生出的繆斯之神，民歌、鄉(xiāng)村戲劇則是這藝術的起步。
那時候，凡寒暑假的每天清晨，村里人才剛剛起床，就會聽到從村邊山頭傳來吊嗓子唱歌的聲音——那是已跑完步的葉廷芳。從小喜歡唱歌的他想盡力變成業(yè)余歌手，偶然找到一本《中國民歌集》五線譜，他就抄識自學，還練習美聲唱法。
多年后，他那四處堆疊著書和藝術品的家中，將會有一個精致的貝多芬雕塑擺在書架顯眼的位置上。當被問及最擅長的曲目，葉廷芳的第一反應會是，“那些難度比較大的曲目。”
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自信。他享受觀眾的掌聲，那讓他覺得活出了些價值。
最初的掌聲則可以追溯到初中時代。學校放假時，他折騰著拉起了一個農(nóng)村戲劇團，組織一幫子年輕人排戲，在周邊好幾個村落巡回演出。他自己也寫本子、導演，內容無外乎順應當時的政策口號演繹些農(nóng)村的故事。農(nóng)村娛樂活動少，鄉(xiāng)親們也樂于在農(nóng)活之余湊湊熱鬧，所以每走到一個村子，他們都會受到鄉(xiāng)親的熱烈歡迎，以至于劇團行將離開時，村里人都會夾道送行。甚至有一次，等葉廷芳終于戀戀不舍地結束巡回演出，才意識到：暑假早在一個多月前結束，他已經(jīng)遲到一個月了。
從田埂地頭上的戲劇實踐開始，很多年后，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現(xiàn)代戲劇，投向了迪倫馬特、布萊希特，在戲劇界引起很大反響。也經(jīng)常與戲劇界的大腕們如林兆華、徐曉鐘等切磋現(xiàn)代戲劇，積極推動中國的戲劇改革。
而在這之前，是大學讓這一切成為了可能。
象牙塔
和報考初中時如出一轍，成績一直優(yōu)秀的葉廷芳也被迫經(jīng)歷了兩次高考。第一次高考結果出來，卻名落孫山。要強的他覺得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頭來。
但不讀書，又能做什么呢？他思來想去，還是回到學校。第二年又考了一次，這次，北大向他伸出了橄欖枝。1956年，他背著鋪蓋、提著鍋碗瓢盆，一路慢車，花了一個星期抵達北京。
他的專業(yè)是德語，詩人馮至是當時北大西語系的系主任，也是他的老師。在馮至的引導熏陶下，他讀歌德、海涅，德國浪漫主義詩歌中涌動的熱情，恰好與年輕的熱血相互激蕩。他愛上了寫詩，激情澎湃的那種。如今他很少再寫，說自己早過了那個年紀，但提起那些熱烈的情詩，臉上還會有些笑意。
1980年，葉廷芳（左）與馮至（中）在杜甫草堂
1960年，系里擴充外國文學教研室，除了馮至、朱光潛、趙蘿蕤、聞家駟等大家，也挑選了幾名學生作為青年教師儲備，格外重點培養(yǎng)。葉廷芳名列其中。
葉廷芳知道這是“揠苗助長”：那時知識界動蕩迭起，思想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北大西語系不少老教授被扣上了“資產(chǎn)階級專家”的帽子。
系里想盡快讓他們畢業(yè)，培養(yǎng)一批新生力量，把戴著“右”帽的老教師替換下來。老教師們心知肚明，所以平時也對這些青年教師客客氣氣。不買賬的也有，比如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培訓的第一堂課，葉廷芳就被窗外一群小鳥嘰嘰喳喳的叫聲勾走了神。他正猜測小鳥們說什么的時候，講臺上的朱光潛兩眼直直瞪著他：“葉廷芳！請你站起來！你把我剛才說的話復述一遍?！比~廷芳坐在教室正中間，滿臉羞愧地站起來，什么也說不出，任二十幾人的目光齊刷刷聚在他身上。
后來，他專門找了個機會請罪。朱光潛早不在意，只提醒說：“現(xiàn)在你自己也是教員了，我想你自己在上課的時候，看到這種情況也不會當作看不見的吧？”
這些都被他寫進回憶文字里，字里行間全是欽佩和感恩。
畢業(yè)后，他如期留校當助教，直到1964年，聽說一直仰慕的詩人何其芳所在的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社科院）文學所要分設外國文學研究所，他向何寄去了調職要求信，正值他的恩師馮至調去當所長，從此結緣社科院。
裹挾
幾年后，“文革”席卷了所有人的生活。
還是北大學生時，葉廷芳也參與過朝圣式的紅色“長征”，計劃從北京徒步到井岡山，一路寄宿紅衛(wèi)兵的收留站——但在一月有余的跋涉后，他們中途改弦更張，最終坐上火車到了上海，以北大的名義進第八棉紡織廠勞動。
如今，再提到“516分子”、“五七干校”這些名稱，葉廷芳多半要多費口舌解釋一番。這些對年輕人來說陌生的名詞，在他們的心中，是烙在生命軌跡上的印痕。政治的風云突變，人活在時代中，便幾乎無法不被浪潮裹挾。
葉廷芳所在的學部被指認為“‘516分子’的大本營”，成為了全國清查運動的重點，1970年到1972年的“五七干?！本褪沁@場清查的高潮。葉廷芳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白天勞動，學會單手使鋤頭等各種工具，晚上就搞批判。同一個學習班的人中有楊絳，他因此與錢鍾書夫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文革”期間，葉廷芳形容自己在“不務正業(yè)”，學術研究幾乎停滯。他甚至對德語也生疏了不少，一次聊天時和錢鍾書開玩笑說“德文快忘了大半”。葉廷芳回憶里，錢鍾書聽了這話，立馬沉下臉來：“外語怎么能讓它忘了？不管多忙，每天也至少要讀一個小時！”
雖沒有完全依言行之，但這句話成了他不時的警鐘。
偶遇
1972年夏天，干校全體撤回北京，葉廷芳終于重拾逛舊書店的樂趣。
彼時，因一次書店的偶遇，何其芳已成為葉廷芳逛書店的同伴，兩人常?；ネㄏ?。西單、東四、燈市東口……和如今的文藝青年一樣，總有一些地名是接頭暗號一般的存在。一天，葉廷芳興奮地給何其芳打電話，說北京外文書店在東郊通縣的倉庫要清倉，大概有200萬冊外文書要低價處理。
這可把他倆樂壞了，幾乎是急不可耐地，兩人第二天就趕到了倉庫。多年后，葉廷芳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那確是非常龐大的書庫，絕大多數(shù)都是蘇聯(lián)東歐國家出版的書籍，原價非常便宜，且一律打三折。德文書大多都是精裝，且裝幀十分精致、漂亮。幾乎每位古典作家都有單卷本選集，每本打折后只需1.5元；大作家則有全集或選集，甚至還有德文翻譯名著如《莎士比亞全集》、《普希金全集》、托爾斯泰和契訶夫選集等。我像夢里意外挖到一個錢窖似的欣喜若狂。我趕緊把何其芳從英文書架那邊拉過來，我們很快發(fā)現(xiàn)了一套六卷本的《海涅全集》，打折后僅8.4元。我們倆毫不猶豫地各買了一套。最后回來時，我肩上背的，手上提的，到家時，出了一身大汗，但仍抑制不住興奮?！?nbsp;
兩天后，正是在這個清倉書庫，葉廷芳將發(fā)現(xiàn)兩部“禁書”——東德出版的《卡夫卡選集》和《美國》（即《失蹤者》）。當時，卡夫卡在國內尚是“頹廢派”作家，葉廷芳有些顧慮。他悄悄問何其芳：“這兩部書值不值得買？”
何其芳沒猶豫：“當然值得買噻！搞研究不要管它進步與反動！研究以后再來下結論嘛！”
不謀而合。這個瞬間，使得葉廷芳成為日后國內最早正面引進、介紹卡夫卡的人。
葉廷芳（左）與吳冠中
掌舵
若無法置身洪流外，要在激流中生存并前行，或許必須兼具深潛暗流的底氣和辨別方向的能力。
“文革”的潮水漸漸退去，唯余一片狼藉的文化沙灘。新的浪潮尚在蓄勢，看不見明確的信號。說是百廢待興，但人們心里的膽氣、銳氣，恐怕都被此起彼伏的運動磨去了大半。
十年“文革”，葉廷芳覺得已經(jīng)浪費了太多時間。他并不是那種一夫當先、百無所畏的人，卻最擅長巧用策略“曲線救國”。環(huán)境漸漸寬松時，他提交課題研究“魯迅與外國文學”，意欲借魯迅的正統(tǒng)為外國文學研究開路；他看到了卡夫卡作品中屬于現(xiàn)代的疏離氣質，想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正名，卻不直擊主題，先從肯定其藝術手法入手。
待到時機成熟時，葉廷芳上了真刀真槍：作為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辯手，他將布萊希特與盧卡奇關于表現(xiàn)主義的論爭介紹進了國內。論爭雙方都擁護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道路，卻在對待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態(tài)度上大相徑庭。葉廷芳是站在布萊希特一邊的。
他很慶幸，時代確實已經(jīng)不同了。文學史上，每種“主義”其實都不過是前浪推后浪，古典主義被浪漫主義壓過風頭，浪漫主義又讓位于批判現(xiàn)實主義，而現(xiàn)代主義的崛起，是又一波新的浪頭迎面撲來。葉廷芳敏銳地嗅到了潮水欲來的腥咸，他選擇順其勢立于浪頭之巔。
與他一起挑戰(zhàn)學術敏感地帶的人，還有楊絳。他和楊絳都主張先研究藝術形式上的“非正統(tǒng)派”，比如巴洛克。他相信，所謂的文學創(chuàng)造力，有許多蘊藏在這些不規(guī)則中。他自己也是“巴洛克”——巴洛克的意思，是“不圓的珍珠”。
多年后，葉廷芳用“不圓的珍珠”為自己的一本文集命了名。
入世
9年前，還是中學生的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葉廷芳”這個名字。那是“兩會”的中央臺報道，下方的新聞標題大致是“政協(xié)委員葉廷芳提案建議取消計劃生育”。電視屏幕上是葉廷芳的特寫鏡頭。我早已記不得他講了些什么，只記得當時，“取消獨生”這件事本身沖擊了我尚為幼稚的慣性認知。
這不經(jīng)意的一瞥也就漸漸淡去。直到9年后，當我因為放開二胎政策與他約訪時，少時的記憶才又隱隱浮出水面。
他回述當時的情景：2007年是他任政協(xié)委員的最后一年，因為年齡限制，他不可能再連任。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情，他決心“不愿再提些不痛不癢的提案，要澆一澆心中長久的塊壘”。
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那幾天，每到會議間隙，他便厚著臉皮找人看自己的提案，勸說對方聯(lián)名簽字。很多熟人一看標題，“建議取消獨生”，馬上反應：“這是基本國策啊，怎么能改這個？”他就先穩(wěn)住對方，說你先看看我的理由再說。
作為一個人文學者，無論什么社會議題——取消獨生、圓明園廢墟，抑或是國家大劇院，他永遠脫離不了文化的立場。他從缺憾之美的角度談廢墟，從反差之美出發(fā)談國家大劇院的大圓頂，從人倫情感、內在自然的角度談獨生政策。最近，他又對箜篌有了興趣。世人常說人文“無用”，對他來說卻是獨門武器。
談獨生時，他反復提及“小皇帝”——雖然這似乎更多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推想。他的個人經(jīng)驗對此佐證有限：他有一個獨生女，還有一個獨生外孫，可對于評價他們“嬌氣與否”的要求顯得有些為難，語氣中掩飾不住的是寵愛。
于是，他只好自我批判：“你看，這就是只有一個孩子的弊端嘛，想不溺愛都忍不住，全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這大概是知識分子式的入世。他敬仰出家人如弘一法師，卻未曾想過出家。他會告訴你，克爾凱郭爾說，人的思想有四層境界，物質、審美、哲學、宗教，他自己只走到了第二層。我對這種遞進式的分類不以為然，就問：“你覺得自己沒有信仰么？”
他想了想，“還是有吧。美就是我的信仰?！?/p>
夜晚漸漸降臨了。葉廷芳望向窗外，漸深的夜幕下，路燈已經(jīng)亮起。
“像塞納河。比塞納河還美。”他說。
我們沿河散步，就像他每晚會做的那樣。他故意調慢了步速。1月的北京夜晚，空氣冷冽入骨，河水將凍未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