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住在北京昌平的養(yǎng)老院里，很少出門，很少接待來訪。住到養(yǎng)老院，他覺得更能把自己和外界隔離開來。他希望沉浸到歷史中去。所以，他沒有答應面訪，而是通過電話回答我的問題。10月1日晚上這次電話長談中，他清晰、精準、干脆、飽含熱情地說話，就像他曾經(jīng)在大學講堂里所做的那樣。他曾是北大最受歡迎的老師。
他是許多人眼中當代知識分子應有的形象。最近他出版了“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歲月滄桑》。前兩部是《1948：天地玄黃》和《我的精神自傳》。對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集中研究，他打算就此告一段落。這三部書的寫作，他花了20年?！霸谶@20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乃至全球都發(fā)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xiàn)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他比較滿意。
我想到他研究魯迅的一本書——《心靈的探尋》。這個標題可以統(tǒng)領他的研究中內(nèi)在動力的那一部分。2016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80周年的日子。許多關于魯迅的研討會開始了。錢理群說他不會去參加紀念活動，“這是我的一個習慣，就是大家紀念的時候我就不紀念，大家不紀念的時候我就紀念。不要跟潮流跟得太緊了，保持點距離比較好。”
1985年，46歲的“青年學者”錢理群在北大開的第一個獨立課程叫“我之魯迅觀”。當年，初出茅廬的他曾經(jīng)在武漢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說，“既不能仰視魯迅，也不能俯視魯迅，要平視魯迅”，被許多“仰視”慣了的與會者視作狂妄之舉。多年以后，又恰恰相反，一些毫不在乎的年輕人認為錢理群過于謙卑，要“俯視”魯迅才行。錢理群覺得這是自己的命運——一輩子都處在各方的質疑中間，兩面受夾擊。
1990年代末，已經(jīng)成名的錢理群，開始走入大眾視野。20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知識分子們忽然集體冒了一下頭，影響了許多年輕人的視野和認識。就像他筆下的魯迅和更多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原本的研究計劃比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還要宏大。研究了魯迅、周作人、曹禺、“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之后，他在1997年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原打算寫7本書，經(jīng)過排列組合之后，形成了現(xiàn)在的三部曲。
1948年，魯迅已經(jīng)去世12年了。這一年的12月，沈從文在給別人的一封信里寫道：
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fā)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用筆者(寫作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tǒng)寫作方式以及對社會態(tài)度，是值得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對于過去種種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來從事。這個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當前需要，唯必然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來肯定，來證實，來促進。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nèi)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tǒng)統(tǒng)由一個“思”字出發(fā)，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這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這是沈從文思考的轉折點，也是錢理群思考的節(jié)點。“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里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知識分子的問題?！?/p>
探究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錢理群認為，這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自救和自贖。
歲月滄桑
1948：天地玄黃
知識分子精神史
人物周刊：《歲月滄桑》是“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新書的開頭寫的是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蹦阍凇?948：天地玄黃》也寫到了沈從文精神上的困境。他的精神困境從何而來？
錢理群：1948年是歷史的轉折點，舊的時代快要結束，新的時代快要到來?！?948：天地玄黃》里的許多人物，在《歲月滄?！防锒加醒永m(xù)。1948年之后，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留在大陸，沒有到臺灣去。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是對國民黨失望，對共產(chǎn)黨是有期待的。沈從文認為，“思”的時代過去了，進入了一個“信”的時代。沈從文考慮到自己的下一代，覺得沒必要跟著一艘船一起沉沒，就留在了大陸。留下來之后，他面臨一個問題，如何適應這個新社會？恐怕這是那時候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想的問題。
人物周刊：如你的書中所寫，作家廢名“上書”，表達自己的建國政見，也是找契合點。
錢理群：在某種意義上說，廢名比沈從文天真。建國是大家的共識，怎么建？像廢名這樣的知識分子，想用自己的觀點來影響這個社會，就“上書”了。他當時提出兩個建議，一個是儒家建國，另一個是無為而治。
人物周刊：廢名特別重視農(nóng)民問題，希望國家不要過多干涉農(nóng)民。像書里寫到的梁漱溟，是希望通過鄉(xiāng)村建設走改良的道路。
錢理群：梁漱溟為什么很有底氣？因為梁漱溟是主張從鄉(xiāng)村入手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共產(chǎn)黨不是走農(nóng)村包圍城市道路嗎？所以他就覺得自己的治國道路跟共產(chǎn)黨有相當一致之處。他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可以更好地實現(xiàn)鄉(xiāng)村治國的理想。
梁漱溟在1949年前就開始思考農(nóng)民問題了，但是在1949年后，他被打壓下去，以后就沒有更新的東西了。實際上在1949年以后，真的在思考農(nóng)民問題的，有自己獨立見解的，除了毛澤東之外，就是趙樹理了。趙樹理的特殊性在于他本身是共產(chǎn)黨員，他相信社會主義，他思考的不是一般的農(nóng)民問題，而是思考一個社會主義農(nóng)村建設的問題，但他的思路和毛澤東是不一樣的，建設社會主義農(nóng)村，他是有另外一個思路。
人物周刊：你寫邵燕祥的時候引用了屠格涅夫的《門檻》：“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東西在等著你？……”這引發(fā)了你怎樣的感慨？
錢理群：我所有的文章當中，投入最多的是寫邵燕祥這篇。我跟趙樹理、梁漱溟這些人是有距離的，沒太大距離的是邵燕祥，因為我們的經(jīng)歷比較接近，我們當時都向往革命。許多人都是念著屠格涅夫的《門檻》，跨進了革命的“門檻”。這對我們那一代人影響很大。可是，后來我們從這個門走進去，從那個門走了出來。我詳細地分析了其中的內(nèi)在邏輯。
人物周刊：這種內(nèi)在邏輯是什么呢？
錢理群：有兩樣東西貫穿1949年后知識分子的歷史：一個是知識分子的改造，一個是知識分子的堅守。改造和堅守，是我這本書的兩個主題詞。我們這一代人怎么會相當自覺地接受這個改造？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外在的原因：你不改造不行；同時有內(nèi)在原因。這批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一個是愛國主義，另一個是理想主義。烏托邦的理想主義讓他容易接受改造。我在寫邵燕祥的文章里有詳細的分析。
人物周刊：書里寫到了你的老師王瑤，剖析自己的老師是不是會很難？
錢理群：我過去開玩笑說，學生和老師的關系有三部曲。第一階段是學生向老師學習，像描紅一樣，把老師的好東西全部學到手。第二階段就是要走出老師的引領，走自己的獨立道路，如果總是在老師的陰影之下，是沒有出息的，這時和老師會發(fā)生點兒沖突，甚至產(chǎn)生一些矛盾。真正的好老師并不忌憚學生超越自己。學生也需要跳出來認識老師。第三階段，是在更高的層面上與老師相遇。我跟王瑤先生基本上經(jīng)歷過這樣三個階段。我在這本書里寫他，是希望在更高的層面上，進一步了解他的內(nèi)心世界。我現(xiàn)在不會有顧慮，對我來說，我寫自己的老師不是簡單的批評和不批評的問題，而是體會他內(nèi)心的痛苦，解釋其中的復雜性。我對他內(nèi)心的那種復雜性還是比較了解的，我有自己的體驗在其中。
人物周刊：書中提到的王瑤的檢討書，是不是其他人很難看到？
錢理群：王瑤的檢討書是王瑤夫人整理出來的。我當初因為幫助編輯《王瑤文集》看到的?，F(xiàn)在大多數(shù)研究資料陸續(xù)都出來了，我這里沒有什么特別私密的資料，基本上都是公開出版的。
人物周刊：即便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公開資料，不同的人見識也不一樣。
錢理群：說實話，現(xiàn)在人太浮躁了，就是坐不下來?，F(xiàn)在搞研究的人，資料很多，但對資料進行研究的很少。你可以注意我研究的東西，基本都是研究他們的全集，全集是很多很多的，一般人不會仔細看，很細微的部分，不用心體會是很容易忽略過去的。而且看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會加入自己的體驗。
人物周刊：我在讀你的書時，那些研究文字背后，能感受到你的存在，有一種個人的東西在涌動。
錢理群：我的書有比較明確的寫作對象。我是寫給大陸的青年看的。對歷史感興趣，又不是完全熟悉歷史的年輕人——這是我的目標讀者。我的寫作很強調和讀者交流。我注重歷史的細節(jié)，會有很多描述。這里面有感性的成分，主觀情緒流露，這會讓年輕人讀起來比較順利，而且還有一些感染力。我希望將年輕人引入歷史中去，這是我所追求的。
我還有一類預設的閱讀對象——我的同代人。因為我的書對歷史有很強的反思。
人物周刊：自己的同代人里面，反思這些歷史的人多嗎？
錢理群：比例小，但還是有一批人在做這些事情。我寫這些書，就是想把自己經(jīng)歷的這些事情搞清楚，我在這當中扮演過什么角色？能吸取什么經(jīng)驗教訓？我是為自己而寫，心里清楚之后，去見上帝就安心了。我知道，在當下的社會，有機會有興趣讀我的書的人不會太多，我的書在另一個意義上是為未來寫的，就像我們現(xiàn)在關注民國一樣，未來也會有人關注2016年的中國。我想為更年輕的一代留下記錄，告訴他們，在2016年前后，有一個知識分子是這么認識問題的。
我的精神自傳
知識分子的標準
人物周刊：你引用過魯迅的一句話，說自己的歷史使命是“肩負因襲的重擔”，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因襲的重擔”是什么？知識分子的精神傳統(tǒng)是什么？
錢理群：我概括為三點：第一點就是不懈地追求真理；再一個就是獨立思考；第三個是批判質疑精神。在我看來，這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精神。
人物周刊：具體怎么衡量和判斷？
錢理群：這里面有真假知識分子的問題。比如說，一個人看上去有批判性，但如果只批判別人不反省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十有八九是假的。衡量的一個標準就是看看你有沒有自我反省。我們追求真理，但絕不能把自己當成真理的把握者和壟斷者。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必然有失誤，不斷反省，不斷追求，這才是知識分子。
人物周刊：你在上世紀80年代寫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知識分子的專制。
錢理群：我對這個問題非常警惕，我的寫作有很強的反省性。
人物周刊：這種自我反省，是從魯迅那里來的嗎？
錢理群：對，很大程度上來自魯迅。
人物周刊：可能很多人跟魯迅學會了罵別人，而沒學會剖析自己。
錢理群：魯迅說得很清楚，“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魯迅提出，娜拉走后怎么辦？前面是鼓勵大家走出家庭，但緊接著，走出來又會怎么樣？他把命題復雜化了，所以，讀魯迅的著作并不輕松，逼你不斷地思考。我的書也是在逼別人思考。
1930年的魯迅
年輕人和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人物周刊：我們這批人在1990年代末讀了你和你的學生許多作品，隔了十多年后，我發(fā)現(xiàn)你當初極力推薦的一些學生走了各種道路，他們其中有的人喜歡用極端的方式來批評別人。
錢理群：嗯，他們有一個共同問題：缺乏自我反省，以為自己掌握真理了。他們現(xiàn)在變得和我不一樣了，但這個是不必后悔的。年輕人變了，變了之后我管不了。從另一個角度說，他們都有自己選擇道路的權利，你可以不贊成，但這是他們的選擇。我不愿意公開批評他們。
人物周刊：你為什么特別看重自己對年輕人的影響呢？
錢理群：我很明顯受到了魯迅的影響，多少有進化論的觀點在里面，總是覺得后人是會超過前人的。我一直說，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問題，他們會自己解決這些問題的。歷史會有倒退的時候，但總體來說，還是往前走的吧。
人物周刊：你還說過，“青春是可怕的?！?/span>
錢理群：青春、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是連在一起的，一方面，它顯示了歷史的進步，但另外一方面，它是很危險的，一旦走上極端，又會產(chǎn)生悲劇。任何東西，在看到它的價值時，還要看到它的另一種可能性。
人物周刊：人在年輕的時候，他往往對周遭的世界認識不足，但他有行動力。上了年紀后，對世界看得清楚了，可能行動力又不足。人生好像永遠都處在這樣的悖論中。
錢理群：人就是在悖論中生活的嘛，不同年齡、不同年代都有自己的問題。青年人有青年人的問題，中年人老年人有自己的優(yōu)勢，但同時也有自己的問題。
人物周刊：這好像是沒辦法解決的問題，永遠存在。
錢理群：是的，而且是一代代重復。從另一個角度說，有的人年老之后，對年輕一代進行簡單的完全否定，也很危險，所以就必須進行分析。青年階段它有很大的優(yōu)點，就是對一切都保持好奇心、求知欲，這非?？少F。把青年人都認為是幼稚，用幼稚來否定他內(nèi)在合理的東西，這也是不對的。從我自己來說，我跟青年人的關系不是單向的關系，不只是我給青年什么，同時青年也給我很多東西。我到現(xiàn)在都還保持好奇心，保持青年人的激情，這是青年人給我的。
人物周刊：你說過一個詞——“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現(xiàn)在變成一個常用詞了，你能具體解釋一下這個詞的含義嗎？
錢理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能單獨說“利己主義”，利己主義本身有它的合理性。我們這一代和你們這一代有很大的區(qū)別，我們這一代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完全強調集體，否定具體的個人。年輕一代，不管大家有什么看法，我覺得有很強的個人意識，有維護個人權利的這種自覺。這是好事兒，本身并不是問題，但是把“利己”絕對化，那就會出很大的問題。你要維護個人的利益，包括物質的欲望等等，這都是合理的，但如果把這作為自己惟一的生命要求的話，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人應該追求自己的個人權益，但同時你還得有社會責任，你要追求自己物質欲望的滿足，同時要追求精神。“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人物周刊：為什么“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會成為一個現(xiàn)象？
錢理群：這實際上牽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信仰的問題。之所以會出現(xiàn)“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是因為他沒有別的信仰，只能以個人的利益作為追求。
有人問我，錢先生，你的信仰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的信仰還是年輕時候的信仰，就是要消滅一切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xiàn)象。我追求那樣一個理想社會。
我的這樣一個理想，放在彼岸世界就可以了?，F(xiàn)在我認識到，此岸是不行的，此岸世界永遠有壓迫和奴役，沒有壓迫和奴役的是彼岸世界，此岸世界可以不斷地接近彼岸世界，但是不可能完全達到。
這樣一個信仰，有什么好處？它可以像太陽一樣照亮此岸世界的黑暗，對現(xiàn)實生活中一切人壓迫人奴役人的現(xiàn)象，我們就要反抗。你從我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來，我的立場基本就是這個立場。我講過，我自己成為權威之后，也可能對別人形成壓迫和奴役，我非常警惕這種情況。
比如說網(wǎng)絡。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一方面確實給思想言論提供了一個新天地。但是，當它形成多數(shù)的專政后，我想每個人都能體會到其中的可怕。只要你稍微發(fā)表和網(wǎng)民不同的意見，罵聲鋪天蓋地。這會對不同意見的人形成一種壓迫和奴役。
我得出一個結論，所有的進步同時會帶來新的奴役。這種壓迫在現(xiàn)實中是存在的，那我有這種消滅奴役人壓迫人的信仰的話，我會帶有一種批判態(tài)度。我剛才講的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背后有這樣的信仰在里面，把反對一切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理想作為批判的內(nèi)在動力。這是我的信仰，那年輕一代信仰什么呢？這又形成一個新的探索。
全球知識分子面臨這個問題，那怎么辦呢？這需要我們進入到文明體制的內(nèi)部去探討歷史的合理性、局限性和危機性，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想，建立新的價值觀念。
人物周刊：我覺得你關于文學和歷史的研究，都是針對當下所做的研究，是這樣嗎？
錢理群：我有一個原則，就是我的問題意識產(chǎn)生于當下，但在思考的時候又和現(xiàn)實保持距離。保持一定的距離，才可以站得更高，更深地去思考這些問題。
人物周刊：你一直強調自己處于中間狀態(tài)，這也是一種保持距離的狀態(tài)嗎？
錢理群：我之前開玩笑說，我是左右兩派知識分子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又是他們的批判對象。我對左右兩派都有理解的地方，但同時都有不同意見。所以有時候就顯得立場不夠鮮明。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好走極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成為鐘擺現(xiàn)象。中庸之道是有些道理的。
1948年在頤和園霽清軒度暑假期間，沈從文計劃“好好的”再“寫個一二十本”文學作品
“幸存者”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稱作“幸存者”？
錢理群：“幸存者”有兩種意義。一種意義是，我同時代的很多人都犧牲了。還有一個是什么呢，我在當代中國還算是有發(fā)言權的，我是有幸的，幸存下來的。我曾經(jīng)把我的寫作稱作“幸存者的寫作”。你看我的研究對象，受了多少的災難，還有很多死掉了，我是幸存下來了，因此我有責任去做一些研究，把經(jīng)驗教訓總結出來，同時把他們的精神傳承下來。
人物周刊：你一直強調要把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錢理群：苦難本身是不能成為精神資源的，有人把苦難美化了，我是反對的。這些生活本身是一種苦難，你只有反省以后，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它不能天然地成為精神資源。你可以看到，很多過來人是被殘酷的歷史整個毀掉了，也有熬過來，但精神垮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把它轉化成精神資源的。這種轉化我覺得是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覺得，一般老百姓是不必去反思歷史的，因為那是很痛苦的事，不必去深挖，但知識分子不行，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是有責任要把苦難轉化為資源的。
人物周刊：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呢？
錢理群：我反對兩個東西。一個是完全大眾模式，反對所謂大眾代言人。我還反對居高臨下，視大眾為無物。知識精英和大眾肯定是不一樣的，完全做他的代言人是不可能的，魯迅自己都說，我跟閏土是隔膜的。我同情他，但我并不真正懂得他。關心民眾的精英，應該跟大眾是一個平等的關系，而且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我理解你，但我跟你還是有距離的。
有一次演講，我說，你們鼓掌我是很害怕的。為什么呢？公開演講表面上是演講者影響聽眾，但實際上，聽眾的反應也影響了演講者。觀眾鼓掌，我就知道觀眾喜歡這個聲音，很有可能自覺不自覺地順著觀眾這個思路再講下去，就越講越激烈。在公共場合，群眾的情緒是很容易激進的，然后你被觀眾支配，越講越激烈，講完回家里嚇一大跳，我本來沒這么激烈的思想啊。公共演講就有這個危險性。所以，魯迅說，你們別鼓掌，鼓掌會把我鼓掌死的。這是有道理的。我現(xiàn)在特別不愿意公開演講。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成為名人以后，來聽的人多半是沖著你名聲來的，不是真正來聽你講的。沒意思。我喜歡小范圍內(nèi)討論，而不是羨慕你的名聲。名聲是會誤人的。我在當王瑤先生助手的時候，王先生跟我說，你現(xiàn)在處于一個很有利的地位，你必須搞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要什么東西盡量地去爭取，你不要的就拒絕，拒絕誘惑，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F(xiàn)在的知識分子失去獨立性，很大程度上是經(jīng)不住誘惑，政治的、經(jīng)濟的、大眾的誘惑，都是誘惑。王先生說，你要是接受誘惑的話，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最后你做完了發(fā)現(xiàn)，其實一無所成，你想要的都沒有。
人物周刊：你想要的是什么？
錢理群：我想要的就是我寫的這些東西。把我這一生的思考，好好地總結，保留下來。就是這個。我這樣并不否認別人的選擇，你想要的，只要你用正當?shù)氖侄稳幦?，都沒有問題。
人物周刊：王瑤先生提到過朱自清對于氣節(jié)的認識，“氣是積極的有所為，節(jié)是消極的有所不為”，你是怎么理解的？
錢理群：可以再加一句，能夠為的就為，不能為的就不為。什么時候有為，什么時候不為，這都需要智慧。但是，你還要有韌性，你如果沒有韌性，單有智慧的話，可能就變成滑頭了。堅守自己的東西，但同時有一定靈活性。
人物周刊：你把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做過比較研究，你身上都有哪些近似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氣質？
錢理群：這兩個互補比較好，要是挑一個是很危險的。每個人的精神氣質不同，有的人可能偏向于哈姆雷特，或者偏向于堂吉訶德，但必須有另一個做互補。我一開始接受的是堂吉訶德，經(jīng)過了很多的經(jīng)驗教訓之后，哈姆雷特的氣質也出來了。我現(xiàn)在總體還是堂吉訶德氣質更強一點。
人物周刊：那你覺得身邊的人中，“堂吉訶德”多，還是“哈姆雷特”多？
錢理群：都有吧，“堂吉訶德”越來越少了。
王瑤先生與孫玉石、錢理群等學生
走進當代的魯迅
人物周刊：每隔一段時間，大家都會把魯迅拿出來討論，不同的時候，大家對魯迅有不同的需要。
錢理群：對于魯迅，在中國已經(jīng)正?；?。有人歡喜，他就會真正地去讀。有人不歡喜他，這也是正常的。如果大家都歡喜魯迅，那就不是魯迅了。但是，口頭說歡喜魯迅，把他捧得很高，不真正讀他的書，那是虛假的。我一直覺得，魯迅既有針對性，同時又有超越性。魯迅的很多思考，到今天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在三種情況下，我們會真的去讀魯迅的著作：第一個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為文化程度太低看不懂他的東西。第二個是喜歡思考問題。第三就是對現(xiàn)實不滿，或者對自己的現(xiàn)狀不滿，想尋找新的出路。在這三種情況下，人們會去讀魯迅的東西。魯迅的價值在于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種思維，另外一種選擇，另外一種生命的可能性。如果你滿足現(xiàn)狀，你讀魯迅是不行的，你讀也不會懂。你不滿足，想尋找一些新思路，魯迅就是合適的選擇。所以，我覺得魯迅的讀者是少數(shù)，這些讀者是真讀，不是假讀，不是為時髦而讀。
人物周刊：你專門編寫過一本書分析中學課本里的魯迅文章。很多中學生不喜歡課本里的魯迅，你怎么看這個現(xiàn)象？
錢理群：這是中學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不一樣，從社會教育的角度說，你不喜歡你就可以不讀了，學校教育就是你不喜歡也得讀。我覺得，現(xiàn)在中學讀文學作品像認門牌號碼一樣，你知道有這些東西，你不一定完全懂，等到你將來需要的時候你就會去讀。如果你開始不知道它，那你就失去這個資源了。當然，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還有選什么文章合適怎么教學的問題，但總體來說，我覺得魯迅作品是必須講的。你不愛聽也得講，這涉及到教育引導作用，不能學生不感興趣就不講了，那學生現(xiàn)在對《紅樓夢》也沒興趣你也不講，不能這樣的。而且，事實上你講得好的話學生是很喜歡的。我一直認為，對中學生的智商估計不要太低，當你把他喚醒之后，他很多對于魯迅的認識是很深刻的。
人物周刊：你寫過很多關于中學教育的文章，現(xiàn)在還關注嗎？
錢理群：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關注了。
人物周刊：為什么呢？
關注不了了。因為中學教育的問題目前不是教育理念的問題，而是已經(jīng)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是個既得利益的問題了，跟教育理念沒什么關系了。為什么應試教育的問題一直克服不了，就是這個原因。學生考得好，考上大學，這影響老師收入，影響學校名譽，還影響家庭。圍繞教育的各種參考書、各種考試題，都是利益群體啊。
中國教育的根本問題是既得利益的問題，這些利益鏈條不打斷，教育毫無希望。只能是第一線的老師在自己有限的范圍內(nèi)做些工作，其他的工作太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