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詩名，在他生前并不顯著，甚至在整個唐代都不算顯赫——如果與王維、李白相比的話。到了宋代，局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歐陽修不喜歡杜詩，但這不妨礙他的重要門生王安石和蘇軾推尊杜詩。其后，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等宋朝的重要詩家，都大力揄揚杜詩。毫不過分地說，是宋人奠定了杜甫的詩圣地位。
宋代之后，人們對杜甫的贊美之詞更是鋪天蓋地了。在各式的議論中，不少說得玄乎其玄，仿佛杜甫的每一首詩都好、每一句都極具深意。對于這些花哨的說法，我們其實是不必多去理會的，這是因為：懂行的人，一句話就夠了；不懂行的人，即使說得唇焦舌敝，也擊不中要害。
面對繁多的詩論，應(yīng)該如何別擇？這時候，如果恪守這個原則，一定是沒錯的：若是論者自身具備出色的創(chuàng)作能力，那么其詩論最宜急觀。許多詩論之所以會讓人看得云里霧里，根本原因往往是論者本人不擅長寫詩。
所以，我們想要了解杜詩的好處，應(yīng)該去密切注意那些非常擅長寫詩之人的意見。王安石寫有《杜甫畫像》一詩，開筆便說：“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绷攘葦?shù)語，就已說出杜詩的一大價值：堅姿。
蘇軾經(jīng)歷了“烏臺詩案”的風浪后，寫有《王定國詩集敘》一文，里面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這句話貌似尋常，實則非常深刻：詩因人而尊，杜詩之所以好，源于杜甫其人的可貴，而杜甫的可貴，就從他一飯不忘君這種行為中體現(xiàn)出來，這也是一種堅姿。
強調(diào)杜甫的一飯不忘君，似乎顯得杜甫只是在愚忠，這為今日的一些聰明人所不取。然而聰明人對杜甫不以為然之處，恰恰是杜詩最有價值的地方。因為杜甫的愚，并非真愚，而是一種“擇善而固執(zhí)之”的篤定態(tài)度。杜甫的本心，是為天下蒼生計量，其著眼之處是大群幸福而非一姓江山的得失，更不是自己一身的進退。在現(xiàn)有的人間秩序里，合法的李唐政府是最能幫助杜甫實現(xiàn)理想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他忠于唐室、心系李唐君主的安危，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又有什么可指責的呢？
無論時勢怎樣變，杜甫身上這種對道義的向往與堅守精神，都是能夠保育人群的重要元素。如果一個群體競相嗤笑杜甫的人生，那么這個群體無疑是以臨難茍免為貴，一旦遭遇外患，所出現(xiàn)的局面必然是人們各私其私，不可能有人出來捍衛(wèi)群體的安全，結(jié)果將是一潰千里。
《禮記》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对姟分?，愚?！币馑际钦f，《詩經(jīng)》能夠培育人溫柔敦厚的品性，然而人如果溫柔敦厚過頭了，則有近于愚的風險。對于《禮記》的這番話，章太炎在《國故論衡》里有這樣一個論述：“《記》稱《詩》之失愚，以為不愚固不能詩?！焙竺孢@句話當真是點睛之筆，可與王安石、蘇軾說杜之語互相發(fā)明。
所謂“不愚固不能詩”，其實是在強調(diào)：人寧愿顯得愚，也不能丟了生命堅守。怎樣的表現(xiàn)，會將一個人顯得愚呢？杜甫一飯不忘君是如此，司馬遷為李陵說話也是如此。當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發(fā)生之后，漢武帝震怒，滿朝噤若寒蟬，司馬遷站出來為李陵說公道話，他難道會比后人更不知道，漢武帝既是雄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暴君嗎？在這個時候，司馬遷似乎是一個愚人。
韓愈也是如此。在舉國佞佛的大勢里，已經(jīng)過了知天命之年、身居要職且名滿天下的他，冒著生命危險勸唐憲宗停止佞佛，為此差點丟了性命，最后被貶去了潮州。在勸諫憲宗之前，韓愈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的風險，但他還是去做了。這時候的韓愈，好像也是愚人。
然而我們看到，歷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事，恰恰是這些“愚人”做出來的。只不過，在聰明人滿街走的今天，這種人恐怕是越來越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