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陳與義曾經(jīng)寫下一首題為《春日》的小詩：“朝來庭樹有鳴禽，紅綠扶春上遠林。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這一首七言絕句，應該與《荀子》里的這兩句話合看：“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br/>
上引《荀子》兩語的意思是，明道之人，自身行道即可，不應該在這方面有太多的外在表現(xiàn)——譬如言語論說。這是古人所抱持的一種思想?！墩撜Z》的“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以及《周易》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說的都是類似的意思。
歷史證明了這些簡潔的話是極其正確的。宋代以后，詩話暴增，論詩的風氣一代盛過一代，然而在詩論家這一群體當中，沒有幾人是頂尖詩家，尤其是那些著力于打造詩學理論的人，在寫詩這件事上，往往表現(xiàn)得很黯淡。
判斷一個人的詩作水平如何，有一條非常重要的標準，那就是他的詩是否為后人傳誦。時間是公平的，一個人只要詩寫得好，即使在世的時候寂寞一些，也一樣能在后世發(fā)光，杜甫就是如此。遺憾的是，那些談起詩來顯得神采飛揚、自信滿滿的詩論家，往往沒有什么詩留給后人傳誦。宋人嚴羽撰寫的《滄浪詩話》，是古代詩論中的經(jīng)典，然而嚴羽本人寫的詩，無法匹配上他的詩學主張。又如明人胡應麟，所著《詩藪》頗多卓見，但又有幾個人記得胡應麟的詩？這些情況，真是讓人扼腕。
在清代，神韻、格調(diào)、肌理等詩學主張迭起，詩壇好不熱鬧，然而那些詩壇盟主所寫的詩，卻罕有人去涵泳、探究——不是后人忽視了那些詩，而是那些詩在藝術(shù)上沒有多少值得深究的價值。在晚清民國，陳衍可謂詩論大家，可是他的詩寫得實在不能算好。這些事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非常殘酷的。
反過來看，那些詩寫得很好的人，常常在論詩這件事上表現(xiàn)得并不突出。比如李白、杜甫、王安石、蘇軾，都沒有論詩的專著名世。在著述成風的清代，像黃仲則、龔自珍這些詩家，亦不把心力放在論詩這件事上。這些情況，絕對不能說明詩家不擅長論詩，因為事實上是恰恰相反的：詩人說詩，往往最有精光，他們對詩發(fā)出的只言片語，就足以供后世的研究者拿去做成一本書。
勇于論詩者，往往短于作詩；擅長寫詩者，常常不喜歡論詩。這種情況貌似詭異，但細想之下其實就能發(fā)現(xiàn)是很正常的：詩的妙處，往往在那些不需要說出來的地方，“嫦娥應悔偷靈藥”，當李商隱寫這一句的時候，他的心情是悔，還是不悔？這實在難以坐實，亦不必坐實。此外，道理說得太飽滿，反而不易讓人信服，所以那些思想深邃之人，說的話往往很高簡。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部《論語》若是沒有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句話，該會失去多少味道？
這是不是意味著不該論詩呢？當然不是。詩論是詩的副產(chǎn)品，自從有詩的那一天開始，就注定了要有詩論，否則詩的價值難以明晰。所以，對于詩，不是該不該論說的問題，而是怎樣說、說多少的問題。
歷史上那么多詩論家不擅長寫詩的尷尬事實，已經(jīng)有足夠的理由讓我們?nèi)岩桑切┛此茻o比正確的主張以及堅定的道路自信，在本質(zhì)上是否站得住腳。此外，如果一種詩論讓人覺得詩是畏途，那也是有問題的——詩主性情，何以論者在這種最緊扣著性情的文體里，人為地制造許多壁壘？
在今天，談詩的文字比以前更多了，這意味著我們更需要辨別詩論優(yōu)劣的眼光。這時候，我們不妨回顧孔子所說的這三個字：“興于《詩》?！薄墩f文》：“興，起也?！睂τ诮裉斓娜藖碚f，無論寫詩也好、論詩也罷，或可在“興”這個字上再三致意。在我看來，一首好詩、一篇好的詩論，固然因各種因素而好，但它們至少應該具備一種作用，那就是能夠振起人的情思，讓人遠離干枯與沉寂。
不為別的，我們的身體已經(jīng)不能飛翔，但思緒總不能也這樣吧。好在，我們有詩和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