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長子汪朗在這個母親節(jié)回憶起自己的父親，他常常直呼之為“老頭兒”： 老頭兒在家里最大的特點就是平等，每天為家人買菜做飯，從不把工作中的情緒帶回家里，早上起來，給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郵陽春面，喝一杯茶便開始寫作。“雖然今天是母親節(jié)，但我在這里談起父親也是滿滿的愛。”母親節(jié)后再過兩天，就是汪老辭世20周年的日子了。
1948年冬，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
高郵
這種平等，沿襲自汪曾祺的父親。汪曾祺十幾歲就學(xué)會了抽煙喝酒，父親喝酒，往往給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兒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還給兒子先點上火。汪曾祺17歲初戀，在家里寫情書，父親在旁邊跟著瞎出主意?！八嘶蛞詾楣?，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p>
汪家其實規(guī)矩很大，汪曾祺66歲那年回鄉(xiāng)，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繼母（任氏娘），還沒進家門，老頭兒在門外的水泥臺階就跪下了，要給任氏娘行跪拜禮。繼母一把挽住他說，“曾祺，不可，你也是見孫子的人了?！蓖粼鲄s很堅持：“那不行，這是汪家的規(guī)矩?！?/p>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郵，汪家大院在高郵很有名氣，祖父汪嘉銘在當?shù)刈鏊幉纳?，“萬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時候幾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藥鋪玩耍，他的小說《異秉》，寫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舉里中了“拔貢”，廢除科舉后，功名道斷。汪曾祺的父親則在南京上過十年一貫制的舊制中學(xué)，“舊制中學(xué)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寫在汪曾祺亡母出殯的銘旌之上。汪曾祺幼從家學(xué)，練字的《圭峰碑》《閑邪公家傳》等，都是初拓的珍本，來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勵后輩學(xué)作近體詩，還常用當年老太爺?shù)脑挘拔膹暮嬈?，詩從放屁來。一開始總寫得不成樣子，寫寫就好了。”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學(xué)堂，但從小耳濡目染，也學(xué)習古典詩文，能詩能畫，兼諳樂器戲劇，這些廣泛的興趣愛好，都來自他的父親。張岱說，“人無癖不可交，以其無深情也?！比绻苏f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親，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極深之人。父親是眼科醫(yī)生，年輕時是運動員，田徑好手，同時習武、騎馬，水性好，笙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揚琴，無一不會，同時畫畫、刻章，一雙巧手，還會給孩子做燈籠和扎風箏。汪曾祺的生母過世，他親手為她糊了一箱子紙衣服，單夾皮棉，甚至糊了幾可亂真的皮衣，分得清灘羊、灰鼠，好讓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時不缺時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愛她留下的這個孩子，汪曾祺小時候，是個慣寶寶。少年時外出考學(xué)，父親送他去，旅館床鋪有跳蚤，父親一宿沒睡，拿著蠟燭在旁邊守著他，發(fā)現(xiàn)一只跳蚤，就用蠟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來一看，席子上滿滿全是蠟油點子，自己卻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親的影響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藝樂器，樣樣精通，對他來說，這都是玩兒，“生活，是很好玩兒的。”晚年自娛是做菜，也愛寫吃食。當時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燜蔥固然讓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貝吊小蘿卜，也讓遠道而來的聶華苓連湯底都喝了個干凈。
1961年，汪曾祺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園
聯(lián)大
如果給汪曾祺的寫作設(shè)幾個關(guān)鍵詞的話：高郵、西南聯(lián)大、張家口、北京是四個繞不過去的坐標。此人念舊，而且長情。寫來寫去，皆是故鄉(xiāng)、故人。
戰(zhàn)時的西南聯(lián)大，云集了中國最一流的大腦，西南聯(lián)大的大學(xué)生活，對汪曾祺來說刻骨銘心，他稱西南聯(lián)大時期的昆明為“第二故鄉(xiāng)”。沈從文、聞一多和楊振聲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從文，視他為得意門生。
汪曾祺在西南聯(lián)大就讀于中文系，在校時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課去逛翠湖，但是閱讀極廣，頗富文名。他與穆旦、鹿橋被認為是西南聯(lián)大培養(yǎng)的最有才華的作家。
作為沈從文的嫡傳弟子，汪曾祺文風受沈先生影響極大。青年時期，汪也很喜歡抖機靈的寫作方式。某次寫了篇小說，主人公的對話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設(shè)計過，但是沈從文卻批評他：“你這不是人在講話，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
汪曾經(jīng)寫過不少懷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記到一個細節(jié)，他常常從沈先生那里借書看，有一次，在書的某頁，看到沈先生題了一筆：某月某日，見一個大胖女人過橋，心里很難過。這條筆記讓汪曾祺揣摩良久：這是個什么大胖女人，為什么沈先生看見了大胖女人會很難過呢？這一師一徒徒勞心事，均折射出某種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
晚年汪曾祺寫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認，在他寫小英子這個人物的時候，他腦子常常想的是沈從文筆下的那些農(nóng)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聯(lián)大時期正值戰(zhàn)時，物力艱難，最初，汪曾祺還有帶去的一點錢，可以吃館子、騎馬，過浪漫主義的生活，后來就窮得叮當響。為生活計，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國建設(shè)中學(xué)教了幾年書。他專門寫過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貧窮時光，他沒有說出來的是，也正是在這幾年中，他結(jié)識了同在建設(shè)中學(xué)教書，也同為西南聯(lián)大校友的施松卿，兩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畢業(yè)生，父親是馬來亞的僑領(lǐng)。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親也做藥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經(jīng)打趣母親：你不是說當時中文系的學(xué)生都土得很嗎？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說：“有才，一眼就看得出來?！?/p>
比同時代的很多文人幸運，汪曾祺的家庭和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風雨飄搖中，家庭成員之間也并未隔閡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長時間不能見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親。母親有時出于愛護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讓孩子跟爸爸“劃清界限”，孩子就反過來揭穿媽媽：“那你怎么還給爸爸打酒喝？”
1961年，汪曾祺與沈從文在北京中山公園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隨筆中寫道；“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p>
1958年，因為系統(tǒng)內(nèi)“右派”指標不夠，汪曾祺“補課”成為右派，斗爭來勢洶洶，大字報貼滿了單位過道，批判會一開再開?！拔乙?guī)規(guī)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fā)言，這些發(fā)言我已經(jīng)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shè)的、虛空的對象。”
他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組短詩，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綠朦朧，有“遠處綠色的呼吸”這樣的詞句。不謳歌紅而謳歌綠，這也成了罪狀。
定為右派之后，汪曾祺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的農(nóng)科所接受勞動改造，一開始，他被分派去起豬圈、刨凍糞，后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最常干的活兒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這一段經(jīng)歷，他后來大多寫進了自己的小說，比如《七里茶坊》《羊舍一夕》。
農(nóng)民工友都喜歡老汪，因為“老汪干活不藏奸”，跟群眾關(guān)系好，而且，他還是個文藝骨干，能寫能畫還會唱，“人性不錯”。下放一年多，所領(lǐng)導(dǎo)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暫時沒有接收單位，就在農(nóng)科所協(xié)助工作。主要任務(wù)是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沒有領(lǐng)導(dǎo)，不用開會，每天自我管理，開花的時候畫花，結(jié)實的時候畫實，每天到田里掐一把花來對著描畫，“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碑嬐犟R鈴薯，薯塊就再無用處，于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這份差事相當不壞了——那是什么年份??？1961年。
汪曾祺是不難了解的，他的生活在他的小說里幾乎處處有跡可循：《黃油烙餅》里面的兒童蕭勝，在奶奶死后被父親接到張家口之外的馬鈴薯研究站，雖然挨餓，總還有馬鈴薯和紅高粱餅子吃。終于有一天，蕭勝吃上了奶奶生前舍不得吃的黃油烙餅，兒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餓死的。
汪曾祺在家做菜待客
“御用文人”
到了1966年，“文革”剛開始，汪曾祺就是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作為北京京劇院里的“黑爪牙”、“小鄧拓”，連同馬連良、趙燕俠、袁世海等大師級的“反動權(quán)威”、“戲霸”一起，被押上街頭游街示眾。
但到了1966年7月，被關(guān)進牛棚的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讓他當天下午收拾干凈去劇院軍代表辦公室。軍代表嚴肅地對他宣布給他一個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機會，隨后，汪曾祺被帶上一輛黑色小轎車，直接開到釣魚臺國賓館17號樓領(lǐng)受江青的接見。
早在前兩年，汪曾祺就作為主創(chuàng)根據(jù)滬劇《蘆蕩火種》執(zhí)筆改編了同名京劇，由北京京劇團演出，當時演出很成功，也受到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領(lǐng)導(dǎo)的接見。江青對這出戲印象很深，賞識汪曾祺的才華，所以，當她想要主抓樣板戲《沙家浜》的時候，她馬上就想到了汪曾祺。
江青接見之后，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主攻京劇《沙家浜》的劇本寫作。在前門打磨廠胡同和“廣和劇場”，汪曾祺等人需隨時聽從江青的調(diào)遣，即席進行《沙家浜》的突擊修改和排練?！渡臣忆骸芳锤木幾浴短J蕩火種》，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阿慶嫂和胡傳魁《斗智》選段唱詞，據(jù)說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在1970年，汪曾祺因為參與京劇《沙家浜》修改有功，甚至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
這期間，作家們基本擱筆，但汪曾祺卻因命運眷顧，依然可以從事創(chuàng)作，在外人看來，幾乎可說是受江青寵幸。人們傾向于把汪曾祺歸為“受益者”，但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汪曾祺或許是的“雙重受害者”。他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控制使用’的壓力下搞創(chuàng)作，那滋味可想而知?！?/p>
因為受到江青的重用，“打倒四人幫”之后，汪被列為“說清楚”的對象，還立了專案，“懸空”兩年，寫了17萬字的交待材料。汪曾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陷入非議和壓抑，他寫道：“我對于許多同志對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有的同志說我是‘御用文人’，這是個丑惡的稱號，但是這是事實?！?/p>
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時，左起：李榮、汪曾祺、朱德熙
暮年
1979年，汪曾祺終于獲得平反。有人問他：這么些年你是怎么過來的？汪老回答：隨遇而安。
不控訴、不置惡語，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同時代人中，在楊絳先生寫的《干校六記》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為。汪曾祺說，我的性格就不是一個抗爭的人。
他其實寫過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說，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跡，有一種溫和含諷的笑意。比如《皮鳳三楦房子》里的高大頭，平時是個鞋匠，天天挨完批斗回家修鞋，生意還特別好?！拔幕蟾锩陂g人們好像特別費鞋，因為又要游行，又要開會，又要跳忠字舞?！彼凇镀P三楦房子》里借中國老百姓說出了自己的立場，“他們是很講恕道的。”
他行文中有大慟，但都藏在淡然悠遠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鵝之死》和《黃油烙餅》。這不是任何寫作技巧所能賦予的，這是一個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鮮少形于辭色，汪曾祺的動人，亦在此處。
從民國到解放到“文革”到1980年代，汪曾祺是罕見的在每個階段都保持了創(chuàng)作水準的跨時代作家，國學(xué)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因子，在他身上結(jié)合得渾成。據(jù)鄧友梅回憶，1950年代初汪曾祺突然拿出京劇劇本《范進中舉》給北京市文聯(lián)的同事們看，“屋里人都嗯了一聲，好像說：就憑你這洋派、沈派、現(xiàn)代派的小說作者，也會寫京?。俊?/p>
現(xiàn)在普遍把汪曾祺歸為“最后的京派”，因為確實在北京他的創(chuàng)作進入了全盛期，趙樹理和老舍先后主編的《說說唱唱》雜志，他是編輯部主任，此后從事京劇創(chuàng)作又廣為人知，跟京劇大師裘盛戎過從甚密，雖然他寫過大量的鄉(xiāng)土作品、現(xiàn)代派小說和美食隨筆，但把他歸為“京派”，他自己是認賬的。
1980年發(fā)表小說《受戒》之后，汪曾祺聲名鵲起，被稱為“晚年大放異彩”的作家。某次受邀講學(xué)，觀眾席里遞上來一個條子：“汪曾祺同志：你近年寫了一些無主題小說，請你就這方面談?wù)効捶ā！蓖粼骱髞韺ｉT應(yīng)此寫了一篇文章作答：“我沒有寫過‘無主題小說’，我的小說都是有主題的。……不過，主題最好不要讓人一眼就看出來。”他進一步列舉自己喜歡的思想者和文學(xué)家，來闡釋自己的價值觀和文藝趣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薄疤@然仁者之言，這樣的詩人總是想到別人。”
有人讓他用一句話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p>
他也曾經(jīng)試圖用同樣的方式，分析自己的祖父。他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祖父幼讀孔孟之書，思想基礎(chǔ)當然是儒家。但他同時又學(xué)佛，是印光法師的弟子，桌上常有一函《南無妙法蓮華經(jīng)》，可又有顧炎武的《日知錄》和曹雪芹的《紅樓夢》……“更不可思議的是，他還訂了份雜志：鄒韜奮的《生活周刊》！”
這大概就是一個“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時代里一個中國舊式士大夫的精神畫像，而祖父的這種文化道統(tǒng)，也構(gòu)成汪曾祺反觀自照的鏡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