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性之自覺”
年幼的錢基博、錢基厚兄弟，每天吃完飯后，總是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接下來的抽背。母親和伯父仔細地聽著他們背誦，發(fā)現(xiàn)錯字了，“重背?！敝赡鄣耐曨D了頓，又認真地背起來：“子曰：‘天生德于予……’”看見長輩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他們便知道過關了。緊接著學習新的內容，不讀完20遍，不算完成一日的課業(yè)。
在家學浸潤下，錢基博的舊學功底十分深厚。不過，這并不是一個只讀古書的人。在十二三歲時，錢基博翻閱哥哥借的《格致新報》，讀到嚴復譯的赫胥黎《天演論》，覺得耳目一新，從此對西方自然科學產生濃厚興趣，認為經史“不切時務”。他和弟弟首先是自學算學，有時甚至瞞著父兄，取家中藏的經史，到書鋪去換取上海制造局出版的各種物理化學書來看。1905年，錢基博參與組織理科研究會，起初，會費由母親替他出，之后他去給商業(yè)巨頭薛南溟的兩個兒子教授算學，工資足以繳納會費。
1909年，錢基博進入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的行署任職，后來還在軍政分府參與過文書工作。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了，軍隊的風氣卻令錢基博大失所望，“我當日看到革命軍人嫖賭腐化，不問軍政！”他們日夜笙歌，軍部闃寂無人。錢基博想獻議，竟找不到接洽的人。他心中氣悶，遂將“參謀須知”的小冊子翻譯了，擱在參謀長的桌上，結果半個月過去，冊子未揭開一頁。
當時，國民黨員暴橫異常，地方惡霸爭著入黨以求護身符。軍政分府的人，因為農民抗租，就派兵下鄉(xiāng)，士兵強奸了民女，最后卻憑革命軍人的頭銜含糊了事?！案锩允且源蟊姷耐纯?，造就少數(shù)人的地位與煊赫。”錢基博的革命情緒，從此萎縮。他閉門研究法國革命史，發(fā)覺“法蘭西文明古國，并不高明許多”，再看美國的民主，大選時“舉國若狂，真非我一個中國人所能想象”，對西學的興趣由是大減。
二次革命失敗后，錢基博徹底轉向教育，潛心治學，回歸傳統(tǒng)學問之路。
1925年，是中國西化浪潮洶涌之時，錢基博堅持不立門派，靜處喧騰之外，與新潮流保持距離。為普及國學知識，他輯錄了《國學文選類纂》，這部中學教科書流傳江南各校，深得師生歡迎。
錢基博認為，“維新”帶來的后果，輕則“隨波逐流，而思想陷于破產，轉徙流離倀乎如喪家之狗，莫適所屈”，重則“人心日即于浮囂，國事日征其蜩螗”。正因為這樣，此時才尤其需要彰明“國性之自覺”——既不能輕視傳統(tǒng)文化，又要了解傳統(tǒng)文化中有不盡適用的地方，做到之后，方可推行強國救群之道。
錢基博以國學從教立業(yè)，對西學也始終保持關注。他在寫《<周易>解題及其讀法》時，還將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嚴復譯名，原名《社會學研究》）中的觀點拿來和《周易》的思想作比照。
最能體現(xiàn)錢基博苦心孤詣的，莫過于他對文學史書寫的思索。他的文學史概念，從西學中得來，而文學史觀，卻根植于他所熟悉的中國傳統(tǒng)“文史之學”。他提出了作史“三要”——“事”“文”“義”，并將這一理論具體化為《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寫作。此書的特殊意義，正在于其不盡合西方文學史觀，而能充分照顧到中國文學自身的性質。
錢穆
現(xiàn)代文人的懺悔錄
《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是一部紀傳體文學史，涵蓋了1911年至1930年文壇上的活躍人物，將當時的文學分為兩類：一為古文學，以王闿運、章太炎等為代表；一為新文學，以梁啟超、胡適等為代表。如果說，以“列傳”的筆法撰寫文學史表現(xiàn)了錢基博守成的一面，那么，“古文學”和“新文學”的劃分，則是其融會新知的獨特發(fā)明。
“以人為本，史以傳顯?！卞X基博并不局限于以文論文，而是從寬廣的歷史背景中，尋求和探索這一時期“文章得失升降之故”。這種寫法，有別于當時的其他文學史著作。書一出版，便引起新舊文學家的多方爭論?！秾W衡》派主將胡先骕先生不吝贊美之詞，謂其“為今日著述界有價值之著作, 可斷其必能風行于一時，即在百世之下亦不至于覆醬瓿”。
在這本書的四版增訂識語中，有一段文字頗值得玩味，錢基博提到自己對守舊文人態(tài)度的轉變，年方弱冠的他，覺得守舊的人頑固腐朽，后來卻覺得他們的言論切中實際。1920年，在與白話文運動的先驅裘廷梁辯論文言與白話問題的信中，他亦說過：“我‘信而好古’的思潮是和現(xiàn)在新潮澎湃一同起的，我從前也不是如此。”
為什么新文化運動呼聲日高時，錢基博反倒覺出傳統(tǒng)文化的好呢？他提到了兩個原因：其一，古人著書，原是自道經歷世途的感想，自己略嘗世味，有許多現(xiàn)實的經歷作參考，方有了親切的體會；其二，治西方歷史哲學、倫理哲學的功夫進步了，有了許多參互比較的材料，格外顯出了中國古代學說的真價值。
錢基博寫《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的這十幾年，正是軍閥連年混戰(zhàn)時期。1925年，直系軍閥齊燮元在無錫洗劫了錢基博父親錢祖耆經營的永盛典鋪，還燒毀了他以畢生精力拓建的錢氏祠堂。
“昔賢詠‘一將功成萬骨枯’，吾則謂一儒成名，百姓遭殃。我生不辰，目睹諸公袞袞，放言高論，喜為異說而不讓，令聞廣譽施于身；而不自知諸公之高名厚實何莫非億兆姓之含冤茹辛，有以成之?！?br/>面對“無端妄談，誤盡蒼生”的風氣，錢基博用這本他視為“現(xiàn)代文人懺悔錄”的書，打破了沉默。
錢基博與錢鍾書
“吾人何以自處”
當錢基博答應了無錫縣立第一小學校長顧祖瑛的聘請，毅然離棄優(yōu)渥的軍職時，他已經為自己的人生選定了道路，回到祖父三代教書的老本行。
“我有些小聰明，能用吾腦，碰到一些事，能夠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萬一被人利用著我打歹主意，我將誤用我的聰明害人！”他要的，就是一個相對單純得多的環(huán)境，使自己在亂世中不致被人利用而更添罪惡。
盡管在世俗看來，小學國文教員與之前的待遇沒法比，錢基博卻能怡然自得，“吾從前月薪二百，往往蕭然塊處，時有遐思；而今則嘵口瘏音，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乃益以此收放心焉。于戲！吾知免矣！”
往后，除去在麗澤女中的兩年、在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的七載，錢基博的學術、教學生涯都在大學里展開。他執(zhí)教過的大學，絕大多數(shù)是私立的。
1925年，錢基博出任北京清華學校新制大學普通部國文系教授。這所學校是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chuàng)辦的。錢基博呆了不久，就感到校園里過于洋化。因教師爭薪引起“改造清華”的風潮，校長召開教授會，會上錢基博發(fā)言：“我們不要談薪水！我們的薪水，是美國庚子賠款；庚子賠款，是全國四萬萬人，吃了許多苦的血債！我們拿來受用，心里本覺得難受；少拿些，少擔些罪孽，也心安理得！”
會后，錢基博給弟弟的信中又談及此事，書信的內容被人刊于報上，校長看見了，心里很不痛快，囑咐他不要發(fā)不利本校的意見。錢基博當即決定拋下這只“金飯碗”，重新回到上海，在私立光華大學任教，而后又受聘于無錫國學專修館，如此兩地兼課，一直延續(xù)到抗戰(zhàn)爆發(fā)前期。
1927年暑假，國立東南大學改組為第四中山大學，曾招錢基博任國文系主任，但是他只在南京呆了半個月就離開了。當時黨化教育方興，系里進行重組，要聘請新教員，有人直接拿著蔣中正的信來找錢基博，想讓學校聘用自己當教授，錢拒而不受，“總司令可以委任一軍長、師長，而沒有資格聘用一小學教員。”
對官場風氣一向深惡痛絕的錢基博，留下一封信給院長告辭，提著手提箱，趕火車回了無錫。
1937年，迫于東南戰(zhàn)事吃緊，錢基博由光華大學轉入浙江大學任教，第二年又接受國立師范學院之聘，赴湖南藍田。1946年，錢基博離開執(zhí)教八年的國立師范學院，考慮何去何從的問題，覺得有些進退維谷。錢穆其時正好也在江蘇，兩位老友聚首，錢穆勸錢基博避至較偏僻的地方，可以專注于教書，免去許多麻煩。錢基博的考量與此相近，因此他最終選擇了奔赴武昌，出任私立華中大學的教授。
“此間亦知博老邁無能，每周授課七小時之外，不責以職務?！卞X基博飽經顛沛流離，加之體衰多病，如今終可“得一便地自養(yǎng)”。著名文獻學家張舜徽，是錢基博最后一批學生里的一員，曾聽他講授中國古代史。張舜徽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兩人成了同事?；貞浧鹜砟赍X基博的生活，他說：“有時走進他的住房門口，便聽到書聲瑯瑯，知道他在背誦過去所讀的經傳子史，躺在睡椅上反復默誦如流，毫無阻滯。使我想起過去湖湘學者王湘綺，一生也以抄書背書為日課，記載在《湘綺樓日記》中的，差不多每天如此。緬惟前輩讀書風規(guī)，如出一轍?！?/p>
錢基博和妻子
以學風矯世風之枉
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的高等師范教育事業(yè)日益凋敝，國民政府決心改革高師教育，設立國立師范學院。教育家廖世承受命籌建，將校址定在湖南藍田，成立了戰(zhàn)時第一所專門的國立師范學院——藍田國師，他為“國師”聘請的教師多是他的舊日同事、好友，錢基博也接受了他的邀請，不顧病痛日深，由弟子吳忠匡陪侍，出任國文系主任。
錢基博在國師，有感于湘中先賢“經世濟國”的襟懷，欲樹立師范以矯一世之枉，遂著《近百年湖南文風》一書。女兒錢鍾霞回憶父親寫作的情景，“寒風之夜，李園四周萬壑松濤在響；西側一室，枯黃的燈焰搖晃著，父親在燈下一筆一筆認真地寫這本書稿?！?br/>這本書中選取了14個湖南學者，如“通經而欲致之用”的魏源、“扶危定傾以效節(jié)于清”的曾國藩、“變法維新以迄于革命”的譚嗣同等。再往上溯，錢基博非常推崇王夫之的為人與學識，在導言中，他把王夫之稱作湖南開風氣的人物，贊美其“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jié)”。錢基博提出，“湖南人而有此，匪僅以自豪鄉(xiāng)曲，當思以紹休前人?！焙嫌羞@些楷模，不應當僅僅作為自豪的資本，更重要的是“紹休前人”，以先賢為動力，擔當起自己的使命。
在戰(zhàn)火紛亂的時代，智識階層本應肩負起維系人心的重擔，但當時的許多教師卻只是貪圖私利，錢基博曾寫信給同校教授郭晉?。骸凹淳退^大學教育而論，待遇則力求提高，責任則誰見日課。徒責國家以養(yǎng)士，而絕無人反?。菏恐詧髧艺吆卧?？長傲縱欲，無事則酣豢，聞警則張皇，大師失其所以為表，后生不知所以為學?！?
激憤，無奈，卻始終不忍離開講臺，一日為師，便不能不教青年做人。錢基博在《國立師范學院成立記》中寫道：“假如師而不范，教訓無方，何以造人，亦將何以造國。”他曾如此評述教學：“其為教也，必誠必信；以為卷懷不可以宏道，乃開誠以示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義；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錢基博教書，從不與學生嬉笑，起初學生們都有些怕他，但逐漸發(fā)現(xiàn)這位嚴師對學生的學習成長是極其關切的，就都樂于去向他請教問題。錢基博也說，自己極少碰見調皮搗蛋的學生。
學生徐運鈞、李蹊回憶，除去誨人不倦的溫厚，錢基博從嚴治教的風范更是令他們難忘。一日早晨，霜封冰滑，某位老師來參加升旗，一不小心滑倒在地，隊伍中有同學失笑出聲。畢禮，錢基博當眾致訓：“扶老攜幼，民族美德；況于師長，而可非笑！諸君學為師范，慎修敦品是勖，不謹舊行可乎？”學生聞言，莫不赧顏汗下。
錢基博在光華大學當文學院院長時，曾給學生打過59.9分的成績，這名學生非常不服氣，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對錢基博的嚴正大加諷刺。錢基博招他來訓話，“汝說我五十九分點九，不予及格分數(shù)。我則謂教師通融分數(shù)以迎合學生惰馳心理，取其歡心，絕不計及學術之尊嚴，此實中國教育之大辱！”事后錢基博將訓話記錄投報紙原欄發(fā)表，有人讀到這篇文章，寫信給他，“到上海，十里洋場，一般的學校只知道販賣一些書本的知識；立身做人之道，不惟不注意，且為廣招徠，故意迎合青年的低級趣味。像您這番說話，真是沒有幾個人說的！”
平生風義兼師友
1922年，錢穆的《與子泉宗長書》刊布于錢基博主編的《思潮月刊》第一期，這封信緣起于兩人之前的一次會面。這次見面是二錢相交之始，他們探討中國古代哲學問題，兼論及中西文化之異同，錢穆對錢基博大有相見恨晚之意。不過，他覺得錢基博所論與自己的看法“似若有相符者，而未能盡切合”，于是寫信給錢基博以期進一步討論。錢基博看過之后，即將此篇論說之文放在《思潮月刊》創(chuàng)刊之首篇，可見其對錢穆學問的推重。
錢基博年長錢穆8歲，兩人以叔侄相稱，在治學上志趣相近，既不泥古，亦不盲目趨新，而又同樣一生矢志教書育人。錢穆晚年回憶親友時感慨：“余在中學任教，集美、無錫、蘇州三處，積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學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1923年秋，錢基博因另聘于上海圣約翰大學，擔憂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的國文教員短缺，當他獲知錢穆從集美大學歸來，便邀請他赴省三師任教，而后自己則每周自滬返省三師兼課。
錢穆自從任教省三師，與錢基博之間的往來更加密切，課余，常常到他家中談天論學。錢基博的長子錢鍾書當時在上小學，下課后會來學校找父親一同回家，錢基博有時候會向錢穆展示兒子的作業(yè)或試卷。雖然那時錢鍾書還是個小孩，錢穆已覺得他的聰慧異于眾人。
“鍾書是爹爹最器重的兒子。愛之深則責之嚴，但嚴厲的架勢淹不沒慈父的真情。鍾書雖然從小怕爹爹，父子之情還是很誠摯的?！睏罱{在《我們仨》里的這些話，透露了錢基博與錢鍾書這一對學者父子的感情與相處方式。
錢鍾書考入清華后，頭角漸露，與吳宓、葉公超等時賢往還，并在他們主持的報刊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錢基博寫信告誡兒子，“汝才辯縱橫，神采飛揚，而沉潛不如?！庇终f，“勿以才華超絕時賢為喜，而以學養(yǎng)不及古圣賢人為愧！”
回看錢基博年少時，同樣意氣風發(fā)，16歲的他寫下《中國輿地大勢論》，不僅登載于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還得到其親筆回信贊賞，一手漂亮的古文在當?shù)仡H受人矚目。即便如此，其父錢祖耆還是以世代家傳的儒者品行來規(guī)勸子弟，不許他們“接賓客，通聲氣”，而要以樸學敦行作為行事準則。
一部“復堂師友手札”，涉及近代名流一百余人，五百多封，是錢家兩代人珍藏整整一百年的寶貝。這些原本屬于著名詞人譚獻的珍貴手稿、書信是如何進入錢家的呢？這還要從錢基博與徐彥寬的交往說起。
徐彥寬與錢基博少時是同窗，以學問相砥礪，后來一起共事于無錫圖書館，關系十分密切。1911年的春天，譚獻的兒子譚瑜，委托妻弟徐彥寬，請錢基博為摯友袁昶的夫人寫一篇壽文。錢基博慨然應允，不僅寫好了祝壽之文，還免收潤筆，譚瑜也做了一件雅事，把家藏的“復堂師友手札”作為禮物送給了錢基博。信札的私密性使其承載了許多在別處難以見到的史料，對研究不無裨益，錢基博曾用其中的材料來考論史實。
錢基博在《讀清人集別錄》引言中說：“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以章氏（學誠）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發(fā)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嘆世有知言，異日得余父子日記，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學，當繼嘉定錢氏（大昕）之史學以后先照映，非夸語也?！卞X鍾書自幼受家學熏陶，在治學上不離中國傳統(tǒng)路徑，與其父有相仿之處，錢基博對他寄予厚望。獲得這批師友手札后，錢基博口述獲得經過與鑒賞心得作為《題記》，命錢鍾書筆錄。錢基博辭世后，手札傳給了錢鍾書、楊絳夫婦。
家國情懷
“愛國始于鄉(xiāng)土”，錢基博常這么說。
辦報紙、修縣志、捐文物，他從不吝惜把生命投入到歷史文化的傳播事業(yè)中去。
如果說這些舉動體現(xiàn)的多是士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眷戀與愛護，那么在1925年五卅慘案中，錢基博則是酣暢淋漓地凸顯了一個中國人的血性。
慘案發(fā)生那天，錢基博恰好路過工部局，看見街道上沾滿了血跡，而“三道頭”——外籍巡捕，三三兩兩，騎著馬背著槍在街頭巡邏，耀武揚威。
其時錢基博在上海圣約翰大學任教。慘案發(fā)生次日，圣約翰學生會決定與本埠其他大學一同罷課，錢基博也起來呼應。
校長卜舫濟不允許。錢基博從不參與用英語議事的教授會，這次一反常態(tài)地出席，他在會上用中文為同胞鳴不平，教授孟憲承翻譯他的話時，哽咽得無法說下去。
后來事態(tài)漸趨平和，豈料又生變故。有一天升旗后，學生們發(fā)覺卜舫濟將降半旗的中國國旗取下，他們又借來一面，仍懸半旗，卜舫濟得知后大怒，將旗取下，信手撕毀，踐踏于腳底。睹此情況，數(shù)百名學生當場宣誓永遠脫離圣約翰大學，同時，錢基博與另外16位教員，第一批辭職離校，帶著學生們在滬西創(chuàng)建了光華大學。
眼見鄉(xiāng)土被踐踏，國家被侵略，錢基博將這一柄劍在心血中來回淬煉，鋒刃愈發(fā)利了。1938年，他和浙江大學的顧谷宜教授開始合譯《德國兵家克勞山維茲兵法精義》一書，隨后又自著《孫子章句訓義》，作為自己在戰(zhàn)時增設的《孫子》課程的教材，目的在于教國人“量敵而審己”，臨危不驚。
錢基博曾兩次親赴前線為抗日戰(zhàn)士講說《孫子兵法》。他斷定日本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都已處于劣勢，我軍若能避開鋒芒，等待敵軍露出破綻后，一舉攻之，必能獲得最后勝利。
亂世中，錢基博同樣面臨知識人所面對的兩難——是“逃往遠縣”“著書立說，以牖國民未來之新機”還是“留在圍城”“現(xiàn)身說法，以鼓后生當前之義勇”。最終，他選擇了后者。
1944年，日軍長驅深入中南腹地，風警頻傳，國立師院計劃西遷溆浦。錢基博決意留守，司令官王耀武聞訊，急忙寫信勸他后撤，但他已經想好了。吳忠匡說老師欲以身殉國，并非逞一時的意氣，那是他平生所蓄積而自然生發(fā)的結果。
當時人心失依，士氣低落，就連平日總說著“抗戰(zhàn)必勝”的鄉(xiāng)紳碩儒，也不免灰心沮喪，閉口不言。錢基博在報上發(fā)表論戰(zhàn)的文字，仍然堅定地陳述日軍勢力已竭，但信者寥寥。唯獨《力行日報》的主編楊執(zhí)端，不認為錢基博迂腐固執(zhí)，將他的文章登報，“日刊三千紙”，輾轉相傳，在政府政令傳達不及的關頭，激勵了百余萬淪陷區(qū)的人民。
后來，湘西雪峰山之役大捷，寇退危解，錢基博才前往溆浦任教。他在給吳忠匡的信上平靜地說，此番堅持不動，動心忍性，亦是想對自己做一試驗，從前讀書領會到的，經過這次經歷，更加深了一層認識。
（參考文獻：《錢基博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錢基博年譜》，傅宏星編撰；《錢基博學術研究》，王玉德主編，《錢基博先生學行小傳》，姜曉云著。感謝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傅宏星先生、白煒女士提供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