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大規(guī)模展開。50年前的知青中，日后有許多早已成為這個國家的精英?；蚴恰扒啻簾o悔”，或是“我不相信”，或是“反思傷痕”，更多的，則默默工作，默默退休，或是默默下崗。
在那個年代由國家組織的大規(guī)模人口遷徙中，知青群體毫無疑問成為日后社會話語領域的佼佼者。當知青群體集體緬懷起這曲“青春之歌”時，另一些群體，正在被社會的年輕一代所遺忘。比如，三線建設中的遷徙者。
基于國防安全的戰(zhàn)略部署，這場大規(guī)模工業(yè)遷徙、人口遷徙貫穿1964至1980年的三個“五年計劃”中。所謂“三線”，是指由沿海、邊疆地區(qū)自外而內(nèi)劃分的三條線：沿海與邊疆前線地區(qū)為“一線”；云、貴、川、陜、甘、寧、青七省以及晉、冀、豫、鄂、湘、桂等省份靠近內(nèi)陸的山區(qū)為“三線”；介于“一線”、“三線”之間的地區(qū)為“二線”?！叭€”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地區(qū)為“大三線”，中東部各省靠近腹地的地區(qū)稱為“小三線”。
自1964年至1980年，“三線”地區(qū)的總投資占同期全國基礎建設總投資的39%，共計四百余萬人從全國各地遷徙到三線地區(qū)的各類廠礦。湖北十堰、四川攀枝花等，即是因三線建設而在中西部山區(qū)拔地而起的新城。
更多三線企業(yè)并非像十堰“二汽”、攀枝花“攀鋼”那般煊赫。其間盛衰數(shù)十年，對大部分個體來說，最常見的還是茶米油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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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
周軍回到廠里時，鐵路已經(jīng)通車了。
那是上世紀70年代的第一個年頭，剛剛竣工的焦柳鐵路從湖北襄陽南郊的湖北制藥廠門口橫亙而過，西倚山腳，東望漢江。隨著清晨火車頭的一聲嗚然長嘯，蟄居于山窩中的這個新生廠區(qū)從宿夢中蘇醒，板車吱呀，腳手架躁動，機器低吼，各種聲音雜然交陳。
從宿舍到廠區(qū)上班，需要穿過鐵路線。周軍心想，鐵路修好后，可能以后回武漢會更方便一點吧。
周軍是武漢人，兩年前才來到襄陽。那時，襄陽與武漢之間由漢丹鐵路相連，坐火車需要八個小時，票價五塊四毛錢。周軍與父母遷來未久，親戚、同學尚在武漢，周軍本人也鄉(xiāng)音未改。這次回廠前，他被廠里派往濟南參加技術(shù)培訓，在濟南待了大半年，才漸漸學會普通話。
其實，廠區(qū)門口穿過的焦柳鐵路并不經(jīng)過武漢。1970年，這條鐵路還叫“焦枝鐵路”，北起河南焦作，南抵湖北長江之濱的枝城鎮(zhèn)，被視為三線建設時期交通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襄陽位于焦柳鐵路、襄渝鐵路兩項“三線工程”的交匯之處，可謂占盡一時地利，成為湖北省內(nèi)僅次于武漢的第二大交通樞紐。
周軍就是因為三線建設而來到襄陽的。
1968年初抵襄陽，他剛滿16歲，初中尚未畢業(yè)。事后追憶起來，當年的毛頭小伙竟成了湖北制藥廠（以下簡稱“藥廠”）建廠的第一批元老，如同跟在摩西身后走出埃及的希伯來少年。
在襄陽的基建工地干了幾個月的活，周軍曾專門回過一趟武漢，領回了自己的初中畢業(yè)證，但他總說自己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學生。1966年小學畢業(yè)，周軍隨著一幫半大小子開始串聯(lián)，第一站即是從武漢步行前往共和國的“將軍縣”紅安。因此，周軍自嘲沒有正兒八經(jīng)讀過幾天初中。
如同那張無法自己左右的畢業(yè)證，周軍也說不清楚一家人怎么就來到了襄陽南郊的山窩里。他的父母原是武漢制藥廠的職工，廠里的一場動員大會后，他們自愿作出了“支援三線”的決定。
“管他呢，父母到哪兒，我們就跟著到哪兒，我們自己又沒有選擇權(quán)。”周軍覺得到什么地方其實無所謂，但他也不大弄得明白父母作出決定的個中緣由。
那時的口號叫“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和“好人好馬上三線”。1964年，中蘇交惡多時，美國海軍的“馬爾克斯”號驅(qū)逐艦在北部灣海域與北越魚雷艇激戰(zhàn)，越南戰(zhàn)爭陡然升級，戰(zhàn)火存在燃及中國東南沿海的可能性。鑒于日益嚴峻的國防形勢，以及國內(nèi)集中于大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工業(yè)格局，一場以“備戰(zhàn)”為主導的工業(yè)遷移隨即展開。
隨著周軍父母過世，一家人響應號召而遷徙的具體動機變得邈不可尋。廠里人大都記得當年“好人好馬上三線”的口號，至于口號背后各自家庭遷徙的緣由與經(jīng)歷，則是冷暖自知。前者是集體構(gòu)建的社會記憶，后者隨著一代人的凋零而湮沒。修建焦柳鐵路需要多少鋼材、木材乃至螺絲釘？太多問題，藥廠人也說不清。
十六七歲的少年周軍自然管不了這么多。下了工后，周軍最大的愛好是打籃球。那時，廠址周家沖還是荒山一片，一切基礎設施從零開始。幸運的是，不遠處就有一個外單位的籃球架，周軍每天一下了工就帶著球跟同伴們?nèi)ァ安鋱龅亍保瑩]汗如雨。籃球架的所有方是焦柳鐵路的一個施工單位，周軍們管它叫“外包組”。荒山夕照，工程漸斂，外包組這方寸天地仿佛這幫年輕人遺世獨立的王國。
1970年周軍從濟南結(jié)束培訓回到廠里，鐵路已經(jīng)通車，外包組完工而歸。此時，藥廠廠區(qū)基本建成，設備開始調(diào)試，部分車間開始上馬，不久后也建起了自己的籃球場。周軍調(diào)任為保全工，負責檢修設備，那是當時廠里最好的工種。車間投第一批原料時，為防止設備出現(xiàn)故障，保全工被要求24小時待命，周軍曾在車間里連續(xù)幾天幾夜沒有回家。夜半困倦欲眠時，車間外總傳來幾聲汽笛的長鳴。
五年后，周軍的職務有了跟鐵路直接打交道的機會：鐵軌通進了廠區(qū)。隨著廠里生產(chǎn)規(guī)模日益擴大，為緩解原材料輸入與產(chǎn)品輸出的交通壓力，廠門口的鐵路干線伸出一條支線直通廠區(qū)內(nèi)部，廠里人謂之“專用線”。70年代，全市擁有鐵路專用線的企業(yè)屈指可數(shù)。那時的周軍已經(jīng)由保全工調(diào)到了廠里的車隊，鐵路專用線即歸屬車隊分管。七八十年代社會上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聽診器，方向盤，人事干部，售貨員”，司機是當時極其吃香的職業(yè)。
我在廠里見到周軍的時候，他已經(jīng)退休多年。周軍接過我遞來的廠志，從口袋里掏出隨身攜帶的老花鏡，一邊翻閱，一邊問我想了解些什么。我說：“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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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鄭云秀至今不清楚自己怎么陰差陽錯成了“藥廠人”，但她能清晰地回憶起自己如何成了一個“三線人”，盡管那一年她只有10歲。
鄭云秀前些年回到上海走親戚，驚覺小時候住過的弄堂“怎么變小了，沒有小時候感覺的那么深了”。離開上海前，鄭云秀的家在盧灣區(qū)的瑞金路，每年國慶，市里組織聯(lián)歡會，游行的隊伍總要經(jīng)過這條路，她和姐妹們從家里搬個板凳走出弄堂，坐在路邊看得入迷。
瑞金路地處上海曾經(jīng)的法租界，一向是滬人津津樂道的“上只角”。在鄭云秀感慨“弄堂變小了”的同時，不遠處的思南公館和“新天地”正不斷刷新資本神話，引來無數(shù)西方人和講英語的華人，坐在街邊的咖啡館里談笑風生，重溫當年的租界舊夢。今天，作為地名的“盧灣區(qū)”已經(jīng)從上海地圖中消失，如同北京的崇文和宣武。
家中姊妹五人，人稱“五朵金花”，鄭云秀排行第四。60年代，父親在上海印刷五廠上班，母親在家?guī)Ш⒆?。父親每個月分別給大姐和二姐五毛零花錢，兩位姐姐就輪流帶著妹妹們出去打牙祭——一碗陽春面一毛二，一碗炒面兩毛五。鄭云秀和妹妹每個月都盼著走出弄堂打牙祭的那一天，而弄堂外面的翻云覆雨則不是小孩子們所能理解的。
父親是1968年初從十六鋪碼頭離開上海的。這一年，父親供職的印刷廠內(nèi)遷湖北，在襄陽南郊的另外一處山坳中重新扎根，代號“603”。不同于周軍父母響應號召的自愿遷徙，鄭云秀父親的單位整體搬遷，鄭父并無選擇的余地。母親由于不是印刷廠的職工，得以帶著五個孩子暫時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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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廠時期，年輕職工居住的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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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上海的母女六人收到來自湖北的電報：交通阻斷勿前來——60年代，漢江襄陽段尚未架橋，父親風塵仆仆下了火車，卻發(fā)現(xiàn)江上的擺渡因武斗而停運，一時無法過江。母親決定帶著五個孩子留在上海，躲在風暴之外過著上海人柴米油鹽的生活。
梧桐樹蔭只短暫隔絕了弄堂外的喧囂，平靜生活又被打破——“上山下鄉(xiāng)”開始了。1968年，鄭云秀的大姐初中畢業(yè)，被分配到黑龍江的生產(chǎn)建設兵團。廠里領導來家做工作：一家人分散在湖北、上海、黑龍江三地，天南海北不得團聚；倘若一起去湖北，廠里可以安排大女兒進廠上班，免去下鄉(xiāng)分隔之苦。母親覺得有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苦再累又如何呢？
“父母到哪里，我們就到哪里。當時我們那么小，什么也不懂，哪有自由選擇?！编嵲菩阈膽B(tài)與年少時的周軍相仿?！拔医憬闼齻兇笠稽c的孩子不想離開上海，但是我倒沒有。那時候在上海又不出遠門，聽說要坐大輪船，還要坐火車，好高興啊?！?/p>
鄭云秀不會料到，她與三線工廠的緣分才剛剛開始。
三面皆山，這是鄭云秀對于603廠的第一印象。自小在華東的平原長大，鄭云秀的新奇勁兒還沒有過去，初抵襄陽時總拉著伙伴們?nèi)ヅ郎?。一千多年前，孟浩然也曾在她所站立的地方登高遠眺過。10歲的小女孩自然讀不懂詩人當年在這里留下的句子：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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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云秀自然也不知道，山的那一邊，另一座三線工廠——湖北制藥廠——即將破土動工，等待著若干年后與她發(fā)生命運的交集。
這一年是1968。
美國，巴黎，布拉格，墨西哥城，那個年份到處彌漫著腎上腺素的氣味。全世界年輕人的革命激情在這一年達到了頂峰，他們熱切關(guān)心著九年前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的部隊挺進哈瓦那，正如他們會在五年后同樣熱切地關(guān)心智利總統(tǒng)阿連德在陸軍司令皮諾切特的政變中殉職——60年代的激情并非結(jié)束于物理時間的1970年，而是結(jié)束于1973年智利的政變。對于這一切來說，中國內(nèi)陸山坳里一家工廠的破土動工，似乎沒那么重要。
周軍用兩個詞總結(jié)自己那些年的生活：“干活”和“打球”。年輕輕輕，一下了工就直奔球場，周軍們總覺得渾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勁。那些日子，他覺得“快活”。當年球場上的一班人馬后來成了廠籃球隊的主力，曾代表襄陽市參加湖北省的職工籃球聯(lián)賽。
與周軍一同進廠的一批從北京、南京、大連等地分配來的?？飘厴I(yè)生被安排在“學生連”，“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p>
廠址周家沖三面環(huán)山，東臨漢江。周軍剛來的時候沒有磚房，跟年輕的工友們住在自己蓋的茅草棚里。幕色籠上來后，年輕人閑扯捱過漫漫長夜。冬天，屋外間或積雪數(shù)尺，屋里的小伙子們懶得出門，就找一根竹筒從草棚內(nèi)伸出去，解決內(nèi)急。
周軍覺得，跟大多數(shù)下鄉(xiāng)當知青的同學相比，自己很幸運。雖然沒有電話，周軍仍通過信件與以前武漢的同學保持聯(lián)系，得知他們在農(nóng)村的經(jīng)歷，有點慶幸父母在動員大會后的決定。“如果我沒有來藥廠，那我不久后就跟著武漢的同學們一起下鄉(xiāng)了?！泵總€月領了工資，周軍總?cè)ナ程贸约t燒肉，“一盤只要兩毛錢。”
若干年后知青招工回城，周軍的想法曾出現(xiàn)一點變動：“從武漢下鄉(xiāng)的知青后來都回了武漢，沒有到襄陽的。如果當年我也下鄉(xiāng)，現(xiàn)在怎么會來襄陽扎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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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差陽錯
周軍在籃球場上揮汗如雨的這一年，曹東升與崔潔夫婦的家中迎來了一喜一憂。喜的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憂的是曹父曹母在政治運動中受到?jīng)_擊。此時，他們的住址位于河北省石家莊，距離襄陽南郊山坳里的工地大約800公里。
對于60年代的國際大事，崔潔印象深刻的是剛果革命。那時她還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和同學們?nèi)⒓舆^好幾次聲援世界革命的集會。
1968年，崔潔在石家莊的一家工廠擔任工程師；丈夫曹東升在石家莊某部隊的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大尉軍銜。他們都不是河北人：崔潔生于上海，曹東升生于武漢。曹父30年代畢業(yè)于武漢大學，40年代在鄂西的恩施擔任師范學校校長，50年代成為恩施縣副縣長。
這一年，雖然距崔潔畢業(yè)離京來到石家莊為時未久，但這對夫婦不久后又將不得不離開這座城市。曹父在運動中被打倒，曹東升因此在部隊里成為審查對象。翌年，部隊審查完畢，決定讓曹東升復員。他們從石家莊來到鄂西大山深處的恩施，落實政策后又從恩施遷往襄陽，晚年定居上海。
曹東升一家在政治運動中流離的時候，一個叫作米歇爾·伯恩的法國年輕人希望奔赴東方那個紅色的大國。他無法入境，于1971年9月轉(zhuǎn)赴香港。米歇爾·伯恩在香港尚未站穩(wěn)腳跟，就從新聞中猛然聽到一個陌生的地理名詞：溫都爾汗。1973年，他偶然認識了幾個偷渡來港的廣東知青，交談之下悵觸萬端，后來寫下一本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1968-1980）》。此書問世時，他已成為法國有名的漢學家：潘鳴嘯。
鄭云秀沒能像大姐那樣躲過下鄉(xiāng)的命運，中學畢業(yè)后，她來到宜城縣的農(nóng)村插隊。宜城地處襄陽之南，回襄陽的路上鮮有大型廠區(qū)，湖北制藥廠是必經(jīng)之地。
兩個月一次休息的機會，鄭云秀回家時在卡車上遠遠望見藥廠依山臨江的樓群，心頭一振，默默告訴自己：快到家了。
鄭云秀覺得有些東西都是命里注定的。盡管每次從宜城回家都會路過藥廠，但她從未想過自己的人生會與這個單位發(fā)生交集。1976年底，父親在603廠內(nèi)部退養(yǎng)，廠里允許一個子女頂替職務，招工回城。鄭云秀把這個機會讓給了當時同在鄉(xiāng)下的三姐，“如果當時就回603了，也不會有后來那些陰差陽錯?！?/p>
真正的“陰差陽錯”，降臨于1978年。那時，鄭云秀的主要工作是在知青點的廚房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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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鐵路專用線通車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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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的一個早晨，朔風正緊。鄭云秀做完飯，其他知青都飯畢出去上工了，她一個人倚在廚房里，猛然感到冬日里一陣陣寒意，瑟瑟縮縮。她將皮筋掛在凳子腿上，獨自在廚房跳起皮筋。一下，兩下，三下，筋骨漸漸舒活，暖意開始復蘇。知青點的領隊正拿著招工表向廚房疾步走來。
一個月前，鄭云秀所在的知青點分到兩個招工回城的指標，她得到其中一個名額。最初滿懷歡喜，繼而心涼半截：她看到招工企業(yè)的名單后，意識到這算不上一個好機會。四家并不算好的工廠隨機分配，個人并無選擇的余地。與鄭云秀一同得到招工指標的另一位女知青托關(guān)系提前聯(lián)系好了“矮子里的將軍”，而她家里并無后門可走，一時陷入猶豫。她馬不停蹄地找到二姐，商議的結(jié)果是：若被分配到其中兩家尚可的單位，則回城上班；否則放棄名額，等待下一輪招工的機會。
鄭云秀還清晰地記得二姐最后的語氣。二姐說，那就看運氣吧。
“我說，如果分到另外兩個單位又不去，指標就浪費了，人家會罵我的。她說，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看運氣吧。”
這個早晨，率先得到消息的知青搶在領隊之前奔到廚房，劈頭給鄭云秀帶來五個字：湖北制藥廠。
40年后跟鄭云秀聊天，她在語句的結(jié)尾處常常帶著上海人慣用的口頭禪“對吧啦”，輕而快。還有各類語氣詞，跟“吧”“啦”相應。談到這一段，她用得最多的語氣詞是“哎呀”?！鞍パ胶敝扑帍S當時已經(jīng)很有名氣，在全市真是響當當?shù)暮脝挝?。另外那個女知青托了關(guān)系才分到罐頭廠，看到我沒有找關(guān)系竟然進了湖北制藥廠，氣得要死?！?/p>
一家三線廠的子弟，從此成了另一家三線廠的工人。自從10歲離開上海，鄭云秀再也沒有離開過三線工廠，直到廠里“減員增效”?！斑M廠后，我們新招進去的一批知青在一起培訓。我跟他們一接觸才發(fā)現(xiàn)，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不是軍分區(qū)的子弟，就是市政府的子弟，要么就是公社干部的孩子。我就很奇怪，我也沒有背景，怎么就跟他們一塊兒進廠了？到頭來也不知道是怎么分來的。”
如果說，鄭云秀進廠是由于一只無形之手“偶然的安排”；那么，在此兩年前，曹東升一家進廠則是特殊情況下“偶然的選擇”。
我與曹東升聊起往事時，老人已經(jīng)85歲。曹東升80年代曾任廠里的工會主席，至今說話邏輯清楚，中氣十足，交談起來，很容易忘記他已是耄耋之年。只是聊得久了，曹東升偶爾咳嗽，需要端起桌上的水杯。
我問他：“在恩施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掙脫這個地方？”
他緩緩地說：“那時在工廠每天跟鐵砂打交道，澆筑，抬鐵水，上班下班，沒有更多的想法。那個情況下，想那么多也沒有用。那時候人們的思想都很單純，服從組織決定，也不感到絕望，也沒那么崇高，談不上愿意待在這兒，也談不上一定要離開。跟當?shù)毓と藗冊谝黄?，相處得也挺好。我跟工人打成一片，積極勞動，所以年年能被評為先進生產(chǎn)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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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良
1969年離開部隊的時候，部隊給我們發(fā)了三件紀念品：紅寶書一本，鐮刀一把，草鞋一雙。當時我就明白了，這是動員我們復員到農(nóng)村去。
當時我們還真到農(nóng)村去聯(lián)系了。她老家在江蘇農(nóng)村，我說回她那兒去吧，結(jié)果對方不收。又聯(lián)系當?shù)剞r(nóng)村，也不收。我有個戰(zhàn)友在湖北江陵農(nóng)場中學當校長，我們想，農(nóng)村不要我們，干脆到農(nóng)場去吧。校長跟農(nóng)場場長講了半天好話，場長最后答應了，準備分配我們當農(nóng)業(yè)工人。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有個軍務參謀懂這個事，就跟我說，老曹呀，別那么傻，復員是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你們是從武漢來的，應該回武漢去。后來我跟政治部開介紹信的人講了這個情況，對方說，那就這樣吧，我給你們開兩封介紹信。一封到江陵農(nóng)場，一封到武漢的安置辦公室。假如武漢的安置辦公室不收你們，你們就到江陵農(nóng)場去。我們就這樣離開部隊。
到武漢之后，安置辦公室收到檔案，打開一看，然后告訴我們，你是從湖北省人民革命大學參軍的，你們歸省里面管，不歸我們武漢市管。就把我們的檔案轉(zhuǎn)到湖北省安置辦公室。我們又到湖北省安置辦公室去了。
湖北省安置辦公室收下了檔案。那個時候分配呀，這里也不要，那里也不要，有一天安置辦公室通知我們說，你們兩個同志，有一個地方要你們，你們?nèi)ゲ蝗ィ课覀儐柲睦?，他說，武昌火車站要兩個給蒸汽火車頭加煤的工人，你們干不干？
我們兩個心想，只要有人收我們，干什么都可以。我們只要踏進去這個門，別人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有用，待不了多久就會發(fā)現(xiàn)我們有更大的價值，分配干別的工作。我們說，我們?nèi)?！我們就答應給火車頭加煤去。
過了兩天，火車站的人看了我們的檔案，說我已經(jīng)36歲，年紀大了，加煤怕是加不了。最后還是沒法分配。
后來不知道哪一個首長批示，湖北人民革命大學參軍的，一律回原籍參加工作。我父母那時在恩施，那就算我的原籍。我們就這樣到了恩施的農(nóng)機廠。
確確實實，我們這些人分配到單位過不了多久，干的就不是最初分配的那個活了。最開始我在鑄造車間當翻砂工，后來雖然沒有離開這個車間，但是我干的事不一樣了，在車間里當政工員。我老伴剛?cè)サ臅r候是車工，不久就轉(zhuǎn)為技術(shù)員。工廠里面很有意思，在那兒待了七年，工人年年評我當先進生產(chǎn)者。其中有一年還選我當代表，出席縣里的“雙代會”——先進單位、先進個人代表大會。在廠里的時候，廠長讓我給全廠工人講時事政治課。到后來，廠里的年終總結(jié)都是讓我來寫。
工人們對我特別好，很關(guān)心我。我當翻砂工的時候，工人們跟我說，老曹啊，砂子是濕的，時間長了對關(guān)節(jié)不好。我到車間上班的第一天，拿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我的字寫得確實還可以——工人們一看，呦，比報紙上的字寫得還漂亮。他們能看出我在軍隊里面是個軍官，到這里來跟大家一起干這個活。
1975年底，中央軍委下了文件，說69年的干部復員是錯誤的——部隊里戰(zhàn)士叫“復員”，干部叫“轉(zhuǎn)業(yè)”?；謴蛙婟g，恢復部隊的級別待遇，又補發(fā)了軍裝、大衣，我穿上了的確良的綠軍裝。
當時的確良衣服，那真是很吃香啊。
落實政策的時候很高興，感到總有一天，是會糾正這個問題的。以前我們沒想到過會糾正，那個時候才出現(xiàn)這樣的思想。
落實政策后，部隊專門派人到恩施來了解情況。我離開恩施前到縣委組織部辦手續(xù)，組織部負責接待我的人說，老曹呀，你到恩施這七年來的表現(xiàn)，我們都很了解。這樣吧，你能不能不走，我們在恩施的工作，隨你挑，你愿意干什么工作？但是因為家庭的情況，父親還沒有平反，我還是一心離開恩施。
我們回到石家莊原部隊去辦理手續(xù)，正好碰見1950年一起參軍的老戰(zhàn)友。我說，你不是轉(zhuǎn)業(yè)后到青海去了嗎？他說他后來又到了湖北，他當時是湖北制藥廠管人事的政治處主任，正去石家莊的華北制藥廠招人。我們沒有想那么多，一心要離開恩施，找個投奔的地方。1976年，我們就到了湖北制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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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志
1976年
1月，中共湖北制藥廠委員會正式成立，王溪池任書記。
5月，皂素車間投產(chǎn)。
12月16日，職工醫(yī)院竣工，開始應診。
中心實驗室大樓竣工驗收。
廠黨委對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了堅決抵制。
廠黨委在全廠職工中組織學習“毛選”五卷，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等活動。
被評為襄樊市先進單位。
污水處理被評為化工部先進單位。
19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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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依山臨江的廠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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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藥開始落實有關(guān)為冤假錯案平反的政策。
湖藥開設廣播電視大學“湖北制藥廠教學班”。
雙烯、炔諾酮、氫化可的松、強的松龍首次打入國際市場，出口東南亞、日本、歐美國家。
……
1988年
4月，實行廠長負責制，行政機構(gòu)改革，經(jīng)市委、市政府批準，設立8個分廠，18個處室。
5月，榮獲全國醫(yī)藥系統(tǒng)思想政治工作優(yōu)秀企業(yè)稱號。
10月，國家財政部部長王丙乾視察湖藥。
11月，經(jīng)湖北省“企業(yè)升級領導小組”批準，湖藥晉升為省級先進企業(yè)。
……
湖藥實現(xiàn)產(chǎn)值過億元，利稅上千萬。
——節(jié)錄自《湖北制藥廠廠志·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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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球場
這本湖北制藥廠的“歷史”在1988年戛然而止。為紀念建廠20周年，《湖北制藥廠廠志》于1989年9月問世，其中所記載的年份截止于1988年。此時，正值藥廠全盛的日子。
這是廠里的第一本廠志，也是最后一本廠志。1988年后，廠方再未編纂過本單位的歷史。
整個80年代，南郊山坳里的湖北制藥廠是全襄陽市效益最好的單位之一。職工來自五湖四海，在南郊形成一個語言學意義上的孤島。與“廠里”相對應的襄陽市區(qū)，被廠里人稱作“街上”。職工的日常需求皆可在廠內(nèi)解決，如果坐車去市區(qū)，廠里人則稱為“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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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建黨七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社、中共中央黨校等聯(lián)合舉辦“獻給黨的歌”全國征文大賽，湖北制藥廠贊助。頒獎儀式于人民大會堂舉行，圖為出席頒獎儀式的著名詩人臧克家、李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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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獨立于市區(qū)之外的自給自足的小社會，大部分人從出生開始，人生的軌跡就是確定的。在廠醫(yī)院出生，吃著廠里的食堂長大，在廠里的子弟學校上幼兒園，讀小學、初中、高中或是技校，畢業(yè)后直接進入廠里的車間當工人，然后與廠里另一位青年工人成家、生子。如果沒有后來廠里的破產(chǎn)與下崗，他們將在車間里度過一生，直至退休。正如三線建設那句著名的口號：“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兒孫?！睂τ趧釉~“獻”，每一個代際的三線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青春”、“終身”、“兒孫”則成為大多數(shù)第一代三線人在這里的全部人生軌跡。
如果把藥廠比作一個有機體，那么燈光球場就是它的眼睛。夏夜，廠里每周在燈光球場放映露天電影，各家老小搖著蒲扇走出家門，在滿天星斗下消磨一個個溽熱的夜晚。曹東升記得，每當銀幕出現(xiàn)在球場，孩子們就提前從各自家中搬來小板凳或者小磚塊，放在距離銀幕位置最好的地方，然后回家吃晚飯——這是他們占位子的方式。
對于周軍來說，最“過癮”的當然還是球場上的籃球聯(lián)賽。這是廠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體育賽事，各車間為了集體的榮譽，批準本車間的隊員聯(lián)賽期間在半脫產(chǎn)狀態(tài)下訓練?！拔覀冘囮牬蚯虻娜硕?，個子大的也多，每年車隊不是冠軍就是亞軍?！?/p>
外面的改革從“摸著石頭過河”到“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鄭云秀的日子無非圍繞著柴米油鹽。她在廠里結(jié)婚，生女，上下班，帶孩子。
見到鄭云秀前，我在1990年的《中國藥房》期刊和1998年的《政策》期刊上分別找到一篇談論湖北制藥廠的文章。前者的標題是《文明，團結(jié)，創(chuàng)新，奮進——記湖北制藥廠》，首段即贊揚了“把自己的年華無私奉獻給了這片土地”的三線人；后者的標題叫《機制轉(zhuǎn)換天寬地闊——中天集團兼并湖北制藥廠紀事》，文中批評“企業(yè)已奄奄待斃，員工們卻仍以‘國老大’自居”。
鄭云秀這天穿著裙子，進門一見到關(guān)系密切的老同事，就先聊起自己家里的瑣事。盡管10歲就來到湖北，她說起話來仍帶有上海人講方言時語速飛快的特點。
她講起，丈夫前些天去外地跟老戰(zhàn)友聚會，回來后抱怨說下回不去了，又累又花錢，“我說他，你真是越來越懶了?！蔽易罱K沒有把看到的這兩篇文章告訴鄭云秀，我想，對于鄭云秀們來說，這些來自他者的敘述，并不重要了。當然，對于周軍更是這樣。
90年代，周軍已經(jīng)是車隊的隊長。在高峰期，廠里車隊一共有一百多臺各式車輛：卡車、客車、轎車、鏟車、推土機、拖拉機……廠里的效益一日不如一日，周軍在車隊很快就感到了危機?！奥毠じ＠麧u漸少了不說，廠里也不再給車隊經(jīng)費支持，讓我們自負盈虧，車隊快生存不下去了，有一兩個月連工資都發(fā)不下來。后來車都承包給個人。貨車還稍微好一點，客車開始賣票，但是那么大的車就靠幾張車票錢怎么生存得下去？”
這時，廠里的一部分年輕人開始主動選擇“用腳投票”。隨著年輕人一日少似一日，燈光球場也寥落起來。人們所談論的口號不再是“好人好馬上三線”、“獻了終身獻子孫”，而是“抓大放小”、“減員增效”。
當最后一批職工買斷工齡下崗，當初未曾主動“逃離”的三線年輕人也不得不離開時，燈光球場再也不聞籃球聯(lián)賽的吶喊。當它回歸闐寂時，火車呼嘯而過的汽笛聲又回蕩起來。
后來，由于一位廠里的退休老人沿鐵路線行走時被火車撞死，廠區(qū)附近的鐵路沿線增筑起圍欄，將鐵道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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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2002年，車隊最后一次購入兩臺通勤客車。周軍親自去常州客車廠接車，卻對這筆賬感到頭疼?！八膫€單位之間的連環(huán)賬，扯都扯不清楚。襄陽軸承廠欠保險公司的錢，我們要付保險費，等于把我們的錢給了軸承廠。常州客車廠又欠軸承廠的軸承錢，用軸承錢頂了我們的客車回來。”
其實在10年之前，周軍就曾有過離開的機會。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不久，周軍開車去深圳送貨，順便看望在深圳一家單位當主管的姑父?！八犝f我是車隊的，說他這邊有個小車在修理廠放了個把星期，點不著火，我過去弄了一下，10分鐘就搞好了。”姑父開出高薪，力邀周軍來深圳上班。
“他跟我說了個最實在的話，他說周軍啊，你要想在深圳賺錢，毒品不能販，違法犯罪的事情不能干，其他你干什么都能賺錢。打個比方，你是司機，你就到你們那里去把土特產(chǎn)拉一車過來，立馬就能賺一筆?！?/p>
周軍回來后跟妻子商量一番，但因上有老下有小，終究還是沒有離開廠里。
“買斷工齡”下崗后，絕大多數(shù)職工都離開了。周軍由于是車隊的干部，被兼并企業(yè)返聘回來上班，直到2012年退休。此時，動車將襄陽到武漢的時間縮短為兩個半小時，在襄陽成家數(shù)十年的周軍卻再也不想回武漢了?！拔錆h人多得不得了，現(xiàn)在每次去了都覺得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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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廢已久的鐵路專用線 ? ? ?圖/賀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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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軍的孩子早已從廠里搬到了襄陽市區(qū)。周末，在市區(qū)上初中的孫子回廠里看望爺爺，沉寂已久的球場又響起籃球擊地的砰然之聲。
曹東升夫婦的一對子女在廠里上班多年后，于改制之前就先行離開，他們回到母親的出生地上海做生意。就像廠里的大多數(shù)上海人一樣，曹東升夫婦也在退休后跟著子女回到上海定居。曹東升援引回到上海的廠里人所開的玩笑：“我們廠回到上海的人中，從總廠、分廠、車間到職能管理部門的干部、高級工程師和高級技工都是全的，我們這些人如果要在上海辦一個制藥廠的話，只要招收青年工人就行了?！?/p>
從2011年到2017年，廠里回到上海的老職工一共在滬舉行了大大小小九次聚會，規(guī)模大時多達七八十人。歲月像一面濾網(wǎng)，對于晚年得以回到上海的三線人來說，“青春無悔”成為最為妥當?shù)臄⑹隆?/p>
而鄭云秀最終沒有回到上海。1998年廠里“減員增效”的時候，規(guī)定男職工50歲、女職工40歲可以辦理內(nèi)退。那年，鄭云秀正好40歲，心想“反正接著上班也多拿不了幾個錢”，于是辦理了內(nèi)退，在家照顧上中學的女兒。若干年后，丈夫也買斷工齡，外出打工。
女兒從武漢大學畢業(yè)后，去了深圳定居。鄭云秀的三姐已返滬多年，對于外甥女的選擇，一直想不明白?！叭愀艺f，你太給你姑娘自由了。我們都是上海人，你為什么不讓她畢業(yè)后到上海來？你們一家人不想回上海？我說，我不想管她，她愿意怎么樣就怎么樣，愛在哪里發(fā)展就在哪里發(fā)展。其實我對上海也沒有太深的感情，我覺得只要能平平安安過一輩子，在哪兒都無所謂?！?/p>
有一年，丈夫去了新疆打工，鄭云秀到上海照顧老母親。臨回襄陽的時候，三姐送她到火車站，一路上聊了許多?！叭銌栁?，家里還有多少錢，意思是在上海買個房子。她說如果我想回上海，他們可以幫我一把，先湊個首付再說。但我這個人不想這樣，付個首付還要每個月還貸款。我這個人沒有那么高要求，很容易滿足，我不想這樣。”
在離滬的火車上，鄭云秀想起，小時候初來603廠，什么東西都要從上海帶。廠里的上海孩子帶來泡泡糖，嚼在嘴里口吐圓泡，當?shù)氐暮⒆訌奈匆娺^，嘖嘖稱奇。那時，廠里的孩子單獨出門，常會被當?shù)睾⒆悠圬?。后來上海孩子出門時往往在口袋里裝上幾顆泡泡糖，若遇當?shù)睾⒆蛹軇莶粚Γ统鰜戆l(fā)給對方，一場“危機”就能成功化解。
幾十年過去，這類小玩意兒再也無法劃分不同地域孩子之間的身份認同了?，F(xiàn)在的上海中產(chǎn)家庭的孩子，拼的是學區(qū)房，是補習班，是海外夏令營。上海人，抑或襄陽人？鄭云秀覺得，這好像不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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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學校
出襄陽城區(qū)向南，坐公交車沿著峴山路行至46號，就到了湖北制藥廠。峴山路因峴山而得名。三國即將歸晉之際，遺策滅吳的大將軍羊祜曾坐鎮(zhèn)襄陽。羊祜死后，襄陽百姓感其恩德，在峴山上立“羊公碑”以為紀念。據(jù)說當?shù)匕傩斩帽?，莫不流淚，羊祜的繼任者杜預又稱之為“墮淚碑”。后來，唐人胡曾留下這樣一首懷古詠史的絕句：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
松間殘露頻頻滴，酷似當時墮淚人。
今日的峴山，早已是“古碑零落”了。近年，當?shù)卣庾R到峴山的旅游開發(fā)價值，斥資在山體的崖壁上開鑿了一座高70米、長230米的巨型伏羲頭像。當年在這里寫過“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的孟浩然，倘若再度“復登臨”，怕是要驚覺“換了人間”。
由峴山沿公路向南，本是一片荒草雜生的所在，卻有一座仿古影視城拔地而起，喚作“襄陽唐城”?！堆垈鳌窔⑶嗪螅悇P歌的團隊走了，這一片嶄新的仿古建筑群留了下來，用作旅游開發(fā)。開發(fā)商的雄心是將“唐城”打造為下一個橫店，對外推出的口號為：“一枕春夢，浪漫唐城?！敝劣凇按簤簟钡膬r格，是門票90元。
從“唐城”繼續(xù)向南約兩公里，下一個長坡，便到了藥廠。毗鄰廠區(qū)的路邊，是漢十高鐵的工地。高鐵自東面的漢江上架橋而過，直插隧道，穿過西面的群山?？⒐ず?，襄陽到武漢的時間將縮短為一小時。焦柳鐵路沿山腳蜿蜒而過，呼嘯近50年，至此黯然失色——在高鐵時代，人們認為它的速度太慢了。
正值學校放學的時間，孩子們涌出校門，廠里迎來一天中短暫的熱鬧?，F(xiàn)在，這所原先的子弟學校叫作“襄陽市第四十中學”，分為初中部和小學部。學生多半已經(jīng)不是廠里的子弟，他們有的來自周邊村莊，在老師的護送下來到廠門口的公交車站，排成整齊的長列，等候公交。學生中有的講普通話，有的操當?shù)胤窖浴€人的流失，其中一個癥候，便是當?shù)胤窖缘木硗林貋怼?/p>
二十多年前，鄭云秀問四年級的女兒：“你的那么多同學都轉(zhuǎn)到‘街上’去上學了，你想出去讀書嗎？”
女兒點點頭。
鄭云秀說：“如果你也想，我們就想方設法把你送出去。在學習方面，我沒有太高的要求，只要你盡力就行，但不要出去了之后天天光顧著玩呀?！?/p>
想了想，鄭云秀又說：“你要出去的話，也很辛苦啊。每天早上要提前起床，坐廠里班車去上學，晚上再坐廠里班車回來?！?/p>
鄭云秀記得，每天廠里班車回來的時候，食堂也就到了飯點。
廠里的食堂寥落已久，兩個孩子卸下書包，在食堂晦暗的大廳中打羽毛球。遠處隱隱傳來高鐵工地的轟鳴聲。
（文中周軍、鄭云秀、曹東升、崔潔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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