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我經(jīng)歷了兩次結果與預期相差甚遠的采訪。一次是吳秀波，一次是華晨宇。
原本在看過《大軍師司馬懿》之后，我對這位幕后的操盤手充滿想象：能拍出魏晉風骨的人，身上一定充滿知識分子氣息。于是我翻出他的所有資料，窮盡其生活史和心靈史寫了五頁提綱。然而第一次采訪簡直是車禍現(xiàn)場，大部分問題撞上的都是似是而非的答案。以至于最后，我?guī)缀跏菑牟稍L地點逃跑的，自我懷疑到極點，在車流不息的大街上一路喪走。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華晨宇。采訪之前，我對這位同齡選秀偶像，絲毫提不起興趣，對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花兒與少年》里無法自理生活的“巨嬰”。直到臨近采訪，出于職業(yè)要求，我才打開他的音樂，瞬間被《癌》和《降臨》吸引，前者沒有一句歌詞，用嘶吼模仿著癌細胞對病人的折磨，后者則充滿宗教救贖的意味。我突然意識到他的才華，也意識到自己對他的誤解。采訪當天，正趕上他的粉絲和經(jīng)紀公司罵戰(zhàn)登上微博熱搜，我揣度他或許心煩氣躁，甚至打算念提綱應付了事。沒想到，兩個小時的采訪，他態(tài)度非常誠懇，有問必答，而且邏輯清晰縝密。
兩次采訪，一次令我沮喪、一次令我汗顏，事后我開始反思，是什么在阻止我真正地去理解他人呢？上面的兩個例子，看起來結果相反，但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我在采訪之前，做了太多預設。作為記者，我無權要求采訪對象符合自己的想象，更不應該憑借一兩個側面就把采訪對象歸入無趣之列。預設的可怕之處在于，一旦存在偏差，采訪隨時有陷入絕境的風險，其危害不只是一兩個問題得不到答案，而且是雙方的信任關系有可能崩塌。
曾經(jīng)有位記者前輩跟我講，看人物資料的時候，重點放在他的生平和履歷，盡量忽略過往貼在他身上的概念和標簽。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頭建立起對對方的理解基礎。過去我不理解，摔過跤之后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義。
最近看到一句話說，好演員應該像容器。仔細想想，這個比喻用在記者身上也十分恰當。現(xiàn)在我們有微博、有朋友圈、有公眾號，可以隨時隨地發(fā)言，然后尋求支持和認同。然而個人表達的渠道越多，越容易把人困在自我的信息和觀點繭房中，難以脫身。我身處其間，未能幸免。而做記者，理解別人的起點就要先清空這些自以為是，讓自己以一個善意包容的姿態(tài)去接納對方。
于是，現(xiàn)實問題擺在面前，吳秀波的稿子變成了一場實驗。當他面目模糊、語焉不詳，我讓自己不再限于采訪失敗和理解困頓的情緒中，而是試著接受這個現(xiàn)實，放下“他”本身，然后去找可以托住他的背后的框架，比如他成長的環(huán)境以及他所處的娛樂圈。
人性的摸索是沒有盡頭的。一位周邊采訪對象用“長袖善舞”來形容吳秀波在圈子里的一種人格。這是個新鮮有趣的角度，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在酒桌飯局上可能呈現(xiàn)的狀態(tài)。但是這方面素材的獲取難度極大，幾乎不大可能采訪到某個真實的場景，來表現(xiàn)他是如何“長袖善舞”。因此，即使這場實驗邁出了試探的第一步，也不得不因為素材和知識的局限，依然停留在淺薄的表面。
人物記者時常需要接受的拷問是，人與人之間，真的能夠互相理解嗎？至今，我也沒有答案。之所以愿意在這條路上不斷試探，或許就是對這個問題本身充滿興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