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黃燦然和他隔壁的小狗黑仔，20190605，在深圳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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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背村的詩人
在香港的生活瓜熟蒂落之后，黃燦然搬到了深圳洞背村，他辭去在《大公報》25年的夜班翻譯工作，退掉房子。炎熱的難得沒有下雨的夏天，車子沿著海邊往山上開，到村口停下，繼續(xù)往斜坡上走幾步，在一幢八層樓高的民居里，黃燦然從五樓陽臺上探出身子和我們打招呼：這里這里。
他剛剛午休完，窗戶緊閉著，為了抵御來襲的臺風而粘在玻璃上的黃色膠布還沒撕掉，屋子里唯一的吊扇也沒有打開，有些悶熱。黃燦然穿著兩件短袖一條長褲、厚襪子和運動鞋，他每天如此在一張堆滿書的工作臺上做翻譯。
我去拜訪他的那兩天，正好是他搬進這個屋子的五周年，意識到這點的時候他似乎有些吃驚。
過去他沒有想過離開香港，15歲跟隨家人從福建泉州移居香港后，他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都市生活。36年后決定離開時，卻也沒有絲毫留戀，他想大概是在香港待得夠久了，“好像一個果實自己掉下來，碰一下它就掉下來，也不疼。”
有的只是對現狀感到一些不可思議——怎么可以跑到這里來。還有，竟然真的可以不上班。黃燦然到洞背村的時候空空蕩蕩，包括腦袋，每天坐在陽臺上吹風曬太陽，那時候他的陽臺對面還是一座小山，陽光每天從樹林里穿過來。再往西，是山與山之間露出的一角海平面，幾十箱書摞在屋子里。然后他下山買菜買日用品，又頂著猛烈的太陽走回來。
村里還有另一位詩人，孫文波，他比黃燦然早來半年，每日只是寫詩。他們互相羨慕，一個說至少他還有翻譯可做，詩無法每天都寫啊，另一個說在這里就應該無所事事。
一家叫米糖的民宿的老板娘杰茜長得像黃燦然的姑姑，她和黃燦然差不多同時來到洞背村，但他們在兩年后才認識，她的看法概括了大部分和黃燦然有接觸的村民對他的印象：有時候像一個智者，有時候像個孩子，有詩人那種很天真很浪漫也很簡單的時刻，更多時候就像個鄰居，親和，聊簡單的家常，跟你嘮半天。
黃燦然已經完全擺脫了都市生活的慣性——夜班工作、消費、經濟壓力，進入到一種鄉(xiāng)村生活的慣性中——翻譯、午休、下午花一兩個小時去山里散步或遛狗，最近新增了看電視劇，“他們講個古代的事情比現在還真實，比當代還當代?！?/p>
他找到了一種簡單的生活方式：翻譯和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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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盡
確信寫詩和翻譯可以不斷持續(xù)是在30歲之后，在這之前黃燦然得了一場大病。
上世紀80年代香港制造業(yè)疾速發(fā)展，黃燦然來到香港，先是成為制衣廠里一名打棗工人，白天給牛仔褲裝金屬扣，晚上住在觀塘簡陋的棚屋里。下班后他會去書店買書、看書，這使得他在同廠的工人里顯得格格不入。
二十多歲也是情緒極端的時候，他和朋友提起過，自己或許活不過40歲，那是一種“理智上的自殺傾向”。直到他的舅舅發(fā)現他喜歡看書，告訴他應該去讀大學，于是報了夜校學英語。他搜羅香港所有的報紙看，當時《明報》開辟版面來刊登內地消息，在一個豆腐塊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一個可以報考暨南大學的預科班，就像很多年后一個夏天的上班路上拐進音像店買到了巴赫。
黃燦然會把這樣微妙的機會歸結為運氣，當然運氣到來之前需要有長時間的專注，“你專注于瞄準，就像獵人一樣。獵人就能夠碰到獵物，因為他專注射一個位置，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yǎng)了嗅覺聽覺，還有直覺，知道這里可以下套弄陷阱，這里可以隱蔽，這里可以攻擊。然后他槍瞄在那邊，就在千鈞一發(fā)、真的是萬分之一的機會的時候，‘砰’地射出去了?！?/p>
最開始寫詩的時候是22歲，剛進入大學的時候，他結識了來自上海的詩人沈宏菲，并加入暨大“紅土詩社”，次年任社長，又過了兩年自印了一本詩集，叫作《某種預兆》。畢業(yè)后他考入《大公報》任國際新聞翻譯。
然后，病來了。
先是繁重的翻譯工作導致勞累過度，然后是抑郁癥，黃燦然吃了一兩個星期抗抑郁的藥物，但疾病的陰影持續(xù)了10年左右。生病的時候，每次走到樹蔭里他身上都會起一大片疙瘩，最嚴重的一次，在13樓的宿舍里，他感到身體“自己要飛出去”，他不斷地把身體往回拉，整個人幾乎貼到地板上。然后，畏高、怕黑、怕一個人單獨待著，看到地鐵過來要遠遠避開。
病好之后，后半生像是掙來的，他是在那時候接受了身體是物質的，調整了自己的飲食等生活習慣，一直到現在總要吃牛排補充營養(yǎng)，夏天也注意保暖。
采訪結束時已是傍晚，黃燦然和他的女友往山下去遛了一會兒狗，那只叫作黑仔的黑狗是三樓住戶的，喜歡和他待在一起。沿途走了一會兒，黃燦然指著周圍說，我都寫過了。
我問寫過之后這些東西會不會被耗掉，他答不知道。黃燦然在香港寫了三十多年，幾乎每一處都寫了，上班的小路、巴士站、維多利亞港邊上的游泳池、做校對時對面山上的樹、樓上鄰居的聲響。
“去到盡了?！秉S燦然說，他用粵語又講了一遍，“去到盡了?！?/p>
意思是走到了最盡頭，香港的生活也好，關于人生中疾病和孤獨的體驗也好。杰茜說起年初的一件事情，他們去黃燦然家喝咖啡聊天，談到前一年年末一件幾乎擊垮她半輩子以來人生信念的事情，黃燦然說：你能不能將你的未來設定成一定會越來越好，換成未來怎么差也不會太差。
工作中的黃燦然常常借助手機翻譯 圖/本刊記者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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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干點事
臨近端午，米糖包了些粽子，我們一起過去吃，黃燦然掐走半個，念叨著晚上吃糯米不消化。吃完晚飯我們一起往回走，黃燦然牽著黑仔在前頭，我和他的女友在后頭，她在和我講星座的事情，說黃燦然是處女座，而且是群星落處女座，比如對自己的身體細微變化非常敏感。
這時正好走到小樓的院子門口，黃燦然忽然轉過身來摸著自己的肚皮又說，晚上吃得太飽了啊。他的女友露出一副“你看他就是這樣”的表情，我們吃得比他還多。
在洞背村遇到的每個人都和我提到黃燦然的處女座，這指向他的專注度。
這幢民居的七樓住著鄰居蛋蛋，她每天健身、寫作，想寫得更好，但懊惱于寫不好，看20分鐘書就坐不住。從她的陽臺望出去，可以從對樓窗戶的倒映里看到黃燦然家里的燈光，她于是想著，黃老師看多久我也看多久。結果直到她睡下黃燦然還維持著一手拿書一手抽煙的姿勢坐在窗邊看書，“他告訴我可以看七八個小時，有時候一回過神，天都亮了。”
黃燦然花許多時間做翻譯。十多年前的一次采訪中，黃燦然把詩歌和翻譯比作家庭中的成員：詩人是一家之主，可以閑著，一年到頭只生產那么一點點；但翻譯卻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勞任怨。
去年，單向空間為他拍攝了一部紀錄片《黃燦然和他的洞背》。他在片中說：我做翻譯，是個人在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我總得干點什么吧，我找到一種我認為適合我來工作（的方式）。到底應該怎樣做人，有一天我就想到我應該服務別人，那么翻譯就是一個最好的服務別人的方式，就不多思考那些毫無意義的消耗你能量的問題。就乖乖地等死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得干點事，你就想到一個哪怕是騙自己的方式，OK。
現在他習慣在手機上做翻譯，有時候大家講話，他拿著手機在那兒翻譯。
“勞模嘛?！彼呐笥疡T俊華說。
有一回傍晚去遛狗，黃燦然和女友說，比起著作等身，他更希望譯著等身，對于做翻譯來說，他正值壯年。翻譯需要的是苦工，“翻譯家往往過了40歲，才能做一個成熟的翻譯家，50歲到70歲這段時間是翻譯的黃金時代。所以多譯一本是一本。有什么煩惱，一做翻譯就沒有了，它是一個很大的修煉場所，入禪的境界?！?/p>
他有意識地填補文學史的縫隙，包括翻譯不被注意但值得一讀的外國詩人，或者沒有足夠好譯本的作品。最近是菲利普·拉金，十多本關于菲利普·拉金的專著堆在一張桌子上，在靠窗的另一張桌子上，攤開擺著一本33頁的拉金詩集，在花了一整天為一個難點“two dozen distances”的翻譯尋找考據后，黃燦然譯完了最后一首。
這之前是卡瓦菲斯、里爾克、聶魯達、布羅茨基、魯米，這之后有葉芝。大多數時候，黃燦然覺得自己和他們待在一起，他好像生活在洞背，又好像并不生活在洞背。
時間和空間都不重要了，兩年前的冬天，因為兩個月起勁的翻譯工作，又喝了酒，黃燦然出現了類似坐骨神經痛的癥狀，咳嗽時脊椎會酸痛，打噴嚏更嚴重，甚至不能好好坐下，右腿要稍微伸出座位外。他認認真真寫完500字的病歷給醫(yī)生，后來翻出來又看一遍，忽然發(fā)現一件事情——“都54歲了，我？”
黃燦然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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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奇跡
黃燦然早期的詩歌充滿荷爾蒙、困頓、迷茫，寫了許多八行詩、十二行詩、十四行詩或組詩，探究形式、格律、音韻和標點符號，慢慢變成一種更結實和明確的日常。
寫詩過程中一次啟示式的轉變發(fā)生在2006年，寫《奇跡集》的第一年。
有一天他在公司附近散步時想到幾個句子，于是回家記在電腦上，那幾個句子常常浮現在他腦海里，于是又一天他坐在電腦前，花了10分鐘找到那些句子，在保持原樣的情況下繼續(xù)補了幾句?！叭缓?，奇跡發(fā)生了，一首接一首寫?！?/p>
他每天凌晨1點從《大公報》下班，從灣仔往回走，走一個小時到家。那三個月里他寫了90首詩，非常愉悅，解除了完美主義的束縛，甚至去捕捉那些不思考的瞬間。
“這種狀態(tài)就像一個人生病了，比如說感冒，感冒完了之后恢復，多好啊。原來你健康的時候，你是很麻木的，就像原來走到平地上面沒有感覺，生病了，你掉到深坑里面，在那邊恐懼了一番，跟著掙扎了一番，后來又爬上來了，就覺得原來是這樣的，感到生活多美?！?/p>
在洞背村寫詩，黃燦然依舊沿用了《奇跡集》以來放棄觀念解讀而以感受為主的書寫方式，從更多視角來觀察生活：陽臺對面的小山被夷平要建一所學校，新土堆臟兮兮堆在一旁，但是兩只狗在那里納涼；村口原來一大片草地被推掉，立了一個保安亭，還有一片小小的游樂場所，孩子們玩得開心……
契訶夫表述過這種“接受”：承認世間萬物。或者說得更多一點，《薄伽梵歌》中寫道：行動，但不執(zhí)著于結果。
?“《奇跡集》是一場運動，但不能總是待在運動當中，我們總要回歸日常生活。一個完整的創(chuàng)作者，除了有靈光一現，也有很多瑣碎的日常。后來的《發(fā)現集》《洞背集》他也是在繼續(xù)推進這個狀態(tài)，或者說把這樣一種積極的狀態(tài)更細膩地推進到各種自身的日常生活?！瘪T俊華是文學策劃出版團隊“副本制作”的創(chuàng)始人，他和黃燦然都關心詩歌的另一大命題，即與語言的關系?！盃N然重要的是他漢語脈絡下的自我實現，這是特別珍貴的。”
在當下城市中，建筑和詞語都是年輕的。而從城市詩到山水詩的寫作，對象發(fā)生了變化，某種意義上像是對古典的回歸，黃燦然察覺到變化不止這些，但究竟是什么，他也沒有想明白。
可以看到的是，他在往馮俊華所說的那個方向走——提供一個清晰的語調，建立一個完整的詩人形象。
“我們都在社會結構里面，你要自我實現的前提是要把社會結構辨認清楚，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回應它，盡可能在每個環(huán)節(jié)把自己統(tǒng)一起來?！瘪T俊華說，“他看待世界有一種整體性的視角，你感到世界在他那里不是支離破碎的狀態(tài)，不是我們所感受到的很殘缺的狀態(tài)。你看到一種完整的詩人形象。很多時候詩人的形象是基于他的寫作，而不是基于他的生活，又或者說他會用他的生活去匹配詩人的理解，但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加日?；褪歉幼鹬刈陨砩钪芯唧w的欲望和具體的狀態(tài)?！?/p>
但是黃燦然已經半年沒有寫詩了。
問起詩歌，他會說這是最不可琢磨的，《洞背集》之后他會寫什么，洞背之后他會生活在哪里，都不是定數。他甚至想到沉默，一個詩人不減少觀察也不減少感受，但在詩找到他的時候不寫出來，就像獵人只是瞄準而不射擊，在千鈞一發(fā)的時候不開槍，那會有可能嗎？在保持沉默之后又怎么證明自己不是江郎才盡呢？
“就叫它‘黃燦然猜想’吧?！彼舐曅ζ饋?。
2013年，黃燦然在香港 圖/本刊記者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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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到現在為止，過往的生活經驗很少出現在你的詩歌里，比如15歲以前的福建農村，以及之后的香港工廠，你說你不想寫“底層詩歌”，是為什么呢？
也不是說不想寫。比如你一說底層，人家就會感到有很多同情心，不能利用別人的同情心來增加詩的價值。那些生活融入我后來對人生的看法里了，也就是說，不一定要寫到詩里去。這種題材相對狹窄，它有一個預先設定的觀念，比如說勞工辛苦、不公平，這種東西太容易像從社會學的角度來寫詩，然后又讓人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詩人不應該受任何這種（影響），詩歌如果投入了這種東西，本身就是成問題的——不一定是有問題，但是成問題了。詩人原本寫的是一個被壓迫的人，然后反而在觀念上壓迫讀者，這種觀念就轉化成一種權力，如果你不同意就打壓你。這樣我就覺得批評家很容易利用你，你自己呢？不知不覺被自己利用。實際上會對創(chuàng)造力構成傷害。
人物周刊：生過一場大病之后，你對周圍人事物的認識和感知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人生有陰和陽兩個方面，我兩個方面都走了一趟。十多年處在病的陰影下，這個對寫詩我想作用是最大的。當人進入一個很脆弱的狀態(tài)，很容易跟大自然相通，它給你的那種恐懼也好，歡喜也好，都是一般人不容易體驗到的，比如陽光就讓你感到非常舒服，你的身體對陰的東西會有肉體的反應，風也好，熱也好，所以我特別喜歡夏天，一直喜歡。而且我很長時間只有夏天才能寫作，因為夏天陽氣比較盛。人會變得敏感，對周圍的事物、對大自然、對別人、對自己身體的變化、對飲食帶來的一點點什么東西的影響都很敏感。
人物周刊：你似乎把對人生的期待值降得挺低的。
我大概二三十歲的時候就看穿一些東西，人的生活（基本需求）解決了之后，你的背后的煩惱是解決不了的，包括人本身必死無疑的這種東西，人的必死性你是躲避不了的。我原來在山村里，真的是叫一窮二白，餓肚子，然后去到香港的時候有飯吃了，但是我在工廠打工，住的是棚屋，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底層的底層，不會有更壞的東西了。生活只能更好，總是在改善中，那么你也不會再去羨慕。實際上你無非就是一張床睡覺，沒有什么大不了。
人物周刊：也有很多時候，年輕時的貧窮和饑餓會導致后來非常向往富足。
我想不是那么簡單，主要跟想追求什么有關系。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找到可以讓你專注、獻身的某個事業(yè)或愛好，就容易走向向別人證明自己的那條路上，那么這條路當然是金錢、地位。但如果你找到自己很專注的東西，你會感到應有盡有。理想或者追求本身有太多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里面的樂趣、需要克服的困難，給你帶來的專注和極度熱情已經遠遠超過任何東西，其他任何東西都沒辦法滿足。
那么當然這是有個問題，它的根源從哪里來呢？每個人都愿意有理想有興趣，那么可能跟心理素質、職業(yè)或者說運氣有關系，比如權力欲跟個人的不安全感是緊密聯系的，你越不安全，越需要物質上的東西來維護自己。
個人的理想追求，是從孤獨里面磨練出來的，在那里面經歷了很多生生死死，這種東西一般人可能體驗不到。這種歷練足以應付世俗的很多困難，名聲也好，地位也好，對個人來說不構成任何什么（吸引）。每個詩人都要走幾趟地獄。
人物周刊：什么時候開始覺得詩歌是一個可以持續(xù)寫作的對象？
我想應該跟做翻譯差不多，30歲左右吧，我現在想起來有時候都搞不明白時間。我考慮詩歌的時候，經常不是把它拿來跟現實世界衡量。因為平時的閱讀、審美、器官的感受力是從很多古老的、中外的詩人、哲學家、藝術家、宗教家那里習得的。于是就進入另外一種慣性——反正人家都這樣過來了，那么我也可以這樣，我不會再把它拿到這個很實際的世界里面衡量。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也不用考慮。周圍的東西只是你處理的對象，自身儲備了一些能量，然后跟周圍的世界交換。大部分我在想的、而且在打交道的，實際上不是現在的人和事，而是那些靈魂。我覺得大部分時間跟他們在一塊兒。
人物周刊：在35歲想明白要為他人服務這件事情上如何避免自我感動呢？
哪里有什么自我感動，事實上是自我解脫。你想清除一切，不想再受各種各樣的干擾，立定很清晰的目標，以后就再不想其他了，就專注干這件事情。我把所有資產投在這件事情上，虧了也好，成為大富翁也好，我不管了。我知道我的一些同行需要有人把好的外國詩人和文章介紹過來，而我有這個能力，那就好好翻譯，翻譯又需要好的身體，那就好好鍛煉。興趣和熱情最后內化成應該做的事情。至于詩歌，你也不算服務別人，那就服務自己吧。實際上是讓你所有的思路、時間的分配，所有的考慮都變得非常簡單。
人物周刊：詩歌對詩人來說，只是服務自己嗎？在最初寫詩的時候你會追求深刻，到《奇跡集》的寫作時變成讓詩來找你，那么到了洞背之后呢？
我也搞不明白，只感到它來了，就得把它抓住，然后把它寫出來，就變得這么簡單，再也沒有什么觀念。寫《奇跡集》進入這種狀態(tài)之后，原來自己的東西和后來遇到的東西互相作用。寫詩反正越說越糊涂，越寫越糊涂。所以詩歌的最后就是沉默了。我突然——事實上是前兩天——覺得詩人應該有個不一定發(fā)生在最終端的一種沉默的時候，啥也不說，啥也不寫，比如三五年，十年或八年。
語言也好，觀念也好，詩歌本身都有一定的定勢，無論你多么自由，都有人工的東西在里面，有刻意的東西，無論是深刻、表面的深刻還是淺薄。尤其是對有追求的詩人來說，是不是有一段時間他就應該選擇沉默，再也不說了。
意思是說，他的沉默也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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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劉伊霞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單向空間提供紀錄片《黃燦然和他的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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