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哈羅德·布魯姆來說，莎士比亞是他一生的神祇。五六歲的時候，被問及長大后想做什么，他說，“我只想繼續(xù)讀莎士比亞和詩歌?！眱赡昵芭c記者談論在哈佛開設的課程時，他計劃在今年“重回對莎士比亞全集的講解”。2019年10月14日，布魯姆死于家中，享年89歲，也許當時他還在重溫莎士比亞。
布魯姆生于一個移民美國的猶太人家庭，早年在康奈爾大學跟隨M·H·艾布拉姆斯學習，那是一位浪漫主義的權威學者。后來布魯姆去耶魯大學讀文學博士，耶魯新批評派盛行，貶低浪漫主義。為了維護文學的想象，他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浪漫主義詩歌批評，如《雪萊的神話創(chuàng)造》。
真正令他享譽文壇的是隨后的“對抗式批評”，即“影響四部曲”——《影響的焦慮》《誤讀圖示》《卡巴拉與批評》《競爭——走向一種修正理論》。他吸收尼采的對抗論和弗洛伊德的防御論，將詩人與詩人之間的關系比喻為父親和兒子之間無休止的斗爭，“一個詩人促使另一個詩人成長”這樣溫和的迭代在布魯姆那里被否定，他認為后來的詩人在面對前代巨擘時都會產(chǎn)生焦慮，天才的詩人就在焦慮下對前輩進行有意的、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在詩人之間的相互對抗中誕生自己的作品，如華茲華斯對彌爾頓、雪萊對華茲華斯那樣。
晚年時他發(fā)起對正典的捍衛(wèi)，誓要做西方傳統(tǒng)最后的繼承者，出版了《西方正典》《如何讀、為什么讀》等經(jīng)典普及著作。在《西方正典》中，他以莎士比亞為向度，選出26位西方文學大師進行分析，從影響過莎氏的蒙田、喬叟，到他所影響的彌爾頓、塞繆爾·約翰遜、喬伊斯，還有反對莎氏的托爾斯泰，堪稱“散文化了的莎士比亞”的弗洛伊德等等。他認為，“莎士比亞就是文學經(jīng)典。他設立了文學的標準和限度?！?/p>
在對經(jīng)典作品的批評上，布魯姆的態(tài)度異常堅決，只守著藝術和審美這一個維度。他認為文學的經(jīng)典性不源自其他的什么，只在于它本身強有力的文學原創(chuàng)性，和因而表現(xiàn)出來的驚世駭俗的陌生性，“偉大的文學即使面對最有意義的事業(yè)也會堅守其自足性。”文學的意義也不在于任何功利性的價值，“研讀經(jīng)典不會使人變好或變壞，也不會使公民變得更有用或更有害……西方經(jīng)典的全部意義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p>
因此，他將政治、倫理、宗教、道德等拒于文學的門外，試圖從這些社會學角度對作品進行文化研究的人被他評為“旨在消除莎士比亞的獨特性，以展示他們的文化唯物主義”，例如女性主義者、非洲中心論者、馬克思主義者、受?？掠绊懙男職v史主義者或解構主義者等，他用一頂“憎恨學派”的帽子將他們一齊扣下。與異見者的論戰(zhàn)也使他收獲了“最臭名昭著的文學批評家”的頭銜。
“所謂的美學價值來自階級斗爭,這條原則太籠統(tǒng),無法完全駁斥。逃避美學的結果是把美學變成意識形態(tài)或者形而上學,人們再也不能把一首詩當成詩歌來讀,因為它首先是社會文件。對于這種方法,我堅決抵制,敦促盡可能全面地、純潔地保護詩歌?！绻覀冮喿x西方正典的目的是為了構建我們的社會、政治和個人道德的各種價值,我堅信我們會變成自私自利、剝削他人的魔鬼?！?/p>
布魯姆相信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的神權時代-貴族時代-混亂時代循環(huán)理論：每個新的神權時代會在一場大混亂后最終出現(xiàn)。他對此不甚樂觀，“也許閱讀的年代，如貴族時代、民主時代和混亂時代，都已經(jīng)到了盡頭，再生的神權時代會充斥著聲像文化?！钡剪斈芬廊还陋毜厥睾蛟诩兾膶W的凈土上，期待會有一個逆轉(zhuǎn)的時刻：“旅鼠們不會再成群結隊地自墜山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