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最后沒有去瑞典領取“生活方式楷模獎”，她對此滿懷遺憾。
她做了24年公益律師。
第一次采訪郭建梅的時候，我約了攝影記者同去。郭律師希望再約時間拍照，她說當天沒有倒飭自己，有些不好看，要改天再拍照。攝影記者只好無奈地走了。
采訪完郭建梅，把她送出門外，回辦公室的時候，接了一個電話，尚未保存的手機錄音因此徹底消失。
萬萬沒有想到，一直信任的蘋果，就這樣背叛了我?！斑@是什么玩意兒！”我一邊懊惱，一邊拿出紙筆，想趁著記憶正熱乎，把剛才的聊天記錄下來。
我閉著眼睛，在腦海里試圖抓住那些繁雜的記憶。可是，默寫完幾百字，就亂了套。我的手剛伸過去，這些記憶便像游絲一樣，四處飄散。
我又閉了眼睛，用手扶住頭，小心翼翼地想把這些游絲攏住，但它們依然從指縫間溜去，留在腦中的越來越少。殘存的那些游絲，又胡亂扭在一起，慢慢結成了一個蜂巢。不知從哪里跑來一群蜜蜂，圍著這新筑的巢，嗡嗡嗡叫得歡喜。
我的腦中，一片混亂。把筆扔在桌子上，大罵自己不小心，失望與失落充斥了內心。
我決定放棄。回家之后，慚愧而不安地給郭律師打電話，向她致歉，告訴她自己糟糕的失誤，希望再約時間補充采訪。
郭律師很大度，給我講述她曾經遭遇的類似經歷。“這是正常的事，不必自責?！彼⒓唇o了我一顆定心丸，確定了下次采訪的時間。
第二次采訪是在一周以后，依舊在同一個地方。與第一次采訪相比，盡管我增加了不少新問題，但也不得不重復一些上次的問題。郭建梅并沒有不耐煩，依舊如第一次一樣，詳細答復，甚至補充了一些細節(jié)和想法。
幾天之后，當我寫完了稿子，不太滿意，又整理了幾個問題，想約她再做一次采訪。郭律師那些天比較忙，但依舊抽出了時間通過電話答復我。
對于這樣一位受訪者，我很難不心懷感激。
因為我過去有過不少類似的經歷，因為自己粗心、錄音設備故障，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采訪錄音丟失，想再來一次采訪，幾乎都被拒絕。幸好我早年間精力充沛，記憶力還算可靠，沒有錄音依賴癥，每次采訪結束，都會把內容詳盡地默記在備忘錄中。雖然每次都會錄音，但不過是防備有疏漏，或者事后遇上官司、受訪者反悔，做個證據留存。
記得有次去無錫采訪一名處境糟糕的企業(yè)家，聊了一個多小時，沒開錄音，晚上回賓館，提筆揮毫，完整地把采訪內容記了下來。后來找受訪者核對，時間和財務數據分毫不差。
可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開始依賴錄音了，對自己的記憶力越來越沒有信心，盡管我還年輕。這幾天來因為采訪郭建梅的意外，回顧了下自己過去的采訪，想來大抵是膽子小了。
因為記憶有時候存在疏漏，以至于稿件發(fā)表之后，偶爾有人找來，扯皮、威脅或者痛罵一頓也是有的。記得第一次有受訪者的律師打來電話，說我“胡說八道，法庭上見”，我中氣十足地答復：“我有錄音，您有問題找我們法務！”底氣十足得有些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