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我嘗試新的事情時，都會選擇不同的動機、不同的技術、不同的維度。如果我的作品是一致且連貫的，對我來說很無聊。同樣的事，我不會做第二次”
“我是一個隱居的藝術家，我做過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他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無權訪問我的創(chuàng)作檔案。是的，我是個隱居藝術家，但不是逃避的藝術家，除非你認為藏起來就意味著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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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梁辰? 編輯? 雨僧? rwyz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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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Luna記得兒時跟父親烏雷（Ulay）在印度恒河邊漫步，看到人們將潔白的單子覆蓋在親人的遺體上，周圍擺滿鮮花和焚香。烏雷告訴女兒，這就是人去世后的樣子，美麗又安詳。
當?shù)貢r間3月2日，先鋒藝術家烏雷因癌癥治療引起的并發(fā)癥在睡夢中去世，享年76歲。
他曾經(jīng)的戀人、合作伙伴、被譽為行為藝術之母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第一時間在社交平臺發(fā)文哀悼，“非常悲傷我的朋友和前合作伙伴烏雷今天去世。他是一位杰出的藝術家，一個卓越的人，我們將深深地懷念他?！?/p>
代理烏雷作品的倫敦薩爾頓畫廊老板理查德·薩爾頓(Richard Saltoun)說：“我們對烏雷的去世感到悲痛。烏雷有著最自由、先鋒和叛逆的精神，他的作品在藝術史上是獨一無二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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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麗萊的開拓者
烏雷本名弗蘭克·烏韋·萊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在德國索林根小鎮(zhèn)的一個防空洞里。烏雷父親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在他15歲時去世，母親則離家出走。烏雷十幾歲就開始獨立生活。身份問題是他的心結，貫穿了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他想知道自己是誰，但沒有人告訴他。
25歲時，烏雷來到阿姆斯特丹從事攝影工作，被聘為寶麗萊公司顧問，除獲得免費的相機和底片外，也有了去倫敦、巴黎、羅馬等城市拍攝官方照片的機會。
1970年代初，烏雷以攝影家的身份聞名。他首創(chuàng)了“表演攝影”這一藝術形式——用寶麗萊相機記錄自己在相機面前的表演，通常他都穿著女裝。烏雷喜歡寶麗萊相機的便攜和快照風格，省卻了暗房沖印的過程，這也意味著他可以拍攝更多私密的、實驗性的照片。
他開始拍攝阿姆斯特丹街頭被社會拋棄的邊緣人：無家可歸者、癮君子、妓女和異裝癖者。他被這些跟自己經(jīng)歷相似的人吸引，開始了對自我身份的探索。
Ulay, S'he, 1973-74, Original Auto-Polaroid, type 107, 8.5cm x 10.8 cm ?the artist, courtesy of ULAY Foundation
在此期間，烏雷拍攝了數(shù)百幅寶麗萊自拍照。他將身體一分為二，一邊保持男性形象，一邊通過化妝——發(fā)型、著裝和佩戴首飾，變身為女性。1974年，這些半男半女的自拍照在名為《Renais Sense》（重生）的展覽上展出時，震驚了藝術界。藝術評論家稱，它們在拍攝方式和主題上都開創(chuàng)了一種嶄新的方法。烏雷在用影像探索自我身份的同時，也展開了對于社會建構中性別問題的思考。
Ulay, S'he, 1973-1974, Original Auto-Polaroid, type SX 70, 7.9cm x 7cm ?the artist, courtesy of ULAY Foundation
烏雷的另一個關于影像的展覽Fototot（1976）也很有影響。他制作了九張沒有使用定影液的大幅照片，掛在畫廊里。畫廊里光線很暗，只有兩盞黃綠色的燈引導觀眾進入。觀眾全部入場后，烏雷打開頂燈，觀眾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看到照片中漸漸消退的影像，直到照片完全變黑。烏雷拍下了觀眾的反應。他用這種方式闡釋了消逝的意義。
Ulay, White mask, 1973-74, Series of 7 original Auto- Polaroids, type 108, 8.5cm x 10cm ?the artist, courtesy of ULAY Foundation
國際著名行為藝術策展人、紅磚美術館高級策展人、資深研究員喬納斯·斯坦普（Jonas Stampe）近年來一直研究烏雷及其藝術創(chuàng)作，他認為，烏雷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具有開拓性、實驗性和創(chuàng)造性?！八恢痹趯で髣?chuàng)新，與他同時代的人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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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30
完成了一系列寶麗萊攝影后，烏雷得出結論，“攝影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要尋找專屬于自己的基因密碼，就必須超越表面，進入皮膚?！?烏雷開始在創(chuàng)作中切割和刺穿自己的身體，挑戰(zhàn)肉體的極限。他用寶麗萊相機記錄自己被切開的腹部，將鑲嵌著珠寶的廉價飛機胸針別在裸露的胸前，血沿著他的身體流淌。
關于疼痛，烏雷在一次采訪中說，“人們總是帶著憐憫來問‘你傷到自己了嗎？你覺得疼嗎’之類的問題，但你知道，疼痛是不存在的?！彼髞淼陌閭H、合作者阿布拉莫維奇對疼痛的感受則更直觀，“就好像做手術，他們給你切了個口，但同時，這個手術是有好處的。當我到達極限時，我就感覺充滿了活力?！?/p>
兩個無懼疼痛的行為藝術家在1975年相遇了。相同的家庭背景，又命中注定般出生在同一個日期——11月30日，他們被對方深深吸引，最終走到一起。此后的12年里，這對親密戀人激發(fā)著彼此的靈感，共同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探討性別意義和時空觀念的行為藝術作品，開啟了屬于他們共有的創(chuàng)作巔峰。
烏雷希望將當代藝術、種族和社會問題帶入行為藝術。最激進的作品之一是《挑釁，與藝術的違法接觸》（Irritation. There is a Criminal Touch to Art，1976）。藝術家從柏林新國家美術館偷走了希特勒最喜歡的畫作——德國浪漫主義畫家卡爾·施皮茨維格（Carl Spitzweg）的油畫《貧困的詩人》（The Poor Poet），按照事先安排，帶著畫跑進一個封閉社區(qū)，將這幅珍貴畫作懸掛在一戶土耳其移民的家中。阿布拉莫維奇用相機記錄了新戀人的這場行為藝術，整個過程使她感到刺激。這是兩人的首度合作。
在接下來的合作中，他們或赤身裸體，跑向對方直到將對方撞倒在地（《空間中的關系》，1976）；或背對背將彼此的頭發(fā)互相纏繞，靜坐 17 個小時（《時間中的關系》，1977）；或面對面跪下，以兇猛的方式拍打對方的臉（《光/暗》，1977）；又或是阿布拉莫維奇握弓，烏雷向后傾斜，以身體重力將弓拉滿，箭頭對準她的胸部。只要手指松開，就會殺死她（《靜止的能量》，1980）。
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將性別的差異和男女之間情感的平衡與沖突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拔覐牟慌啪毐硌荩睘趵自谝淮尾稍L中說?！斑@與自發(fā)性有關——沒有規(guī)則，沒有時間限制，沒有替代?！?/p>
Relation in Space, 1976. Gelatin silver print, in seven parts. ?ULAY. Courtesy of ULAY Foundation and Richard Saltoun Gallery, London
為了實現(xiàn)創(chuàng)作的自由，他們決定回歸最基本的物質水平，退了公寓，買了一輛雪鐵龍篷車當作移動的家，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流浪生活。烏雷把它漆成黑色，他們一邊開車周游歐洲，一邊創(chuàng)作行為藝術。計劃購買這輛篷車時，兩人就起草了一個宣言，他們稱之為藝術核心：
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
永遠在運轉。
直接聯(lián)系。
本地關系。
自我選擇。
超越極限。
挑戰(zhàn)風險。
移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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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與重逢
喬納斯·斯坦普認為，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藝術“擅長用極簡的形式詮釋富有深度的內(nèi)涵，如兩性關系、人的生存和死亡”，因此在當代藝術史上獨樹一幟。在這些作品中，《情人·長城》（The Lovers·The Great Wall，1988）無疑是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斯坦普最欣賞的當代藝術作品之一，“它涵蓋了幾乎所有藝術涉及的要素：愛情、戲劇、紀念性、極簡主義、持續(xù)性、生活和變化”。2019年，他將《情人·長》第一次帶到了中國，記錄這件作品的雙頻道彩色影像和36幅照片在由他策劃的名為“觀看之道”的展覽上亮相。
徒步長城的計劃始于1983年，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被長城的神秘所吸引：能夠最好地表現(xiàn)地球是件活物的建筑就是中國長城了。它就像一條神秘的龍，代表了兩種自然元素——土地和天空——的統(tǒng)一。他們的設想是阿布拉莫維奇和烏雷分別從東部渤海之濱的山海關和西部的嘉峪關出發(fā)，一個向西，一個向東，并計劃兩人在中點相遇時舉行婚禮。由于種種原因，這一項目五年后才正式啟動，那時兩人的關系已經(jīng)出現(xiàn)變化。
1988年3月30日，兩位藝術家終于開啟了長城之旅，經(jīng)過三個月的徒步，行程超過4000公里，最終他們在陜西二郎山會合。重聚時他們擁抱彼此，阿布拉莫維奇流下了眼淚，烏雷安慰她，“別哭，我們實現(xiàn)了那么多?！痹居媱澋幕槎Y變成以擁抱的方式結束12年的感情。
從此兩人分道揚鑣，在阿布拉莫維奇迎來第二階段個人事業(yè)的輝煌時，烏雷“從藝術世界的雷達系統(tǒng)中徹底消失了”。兩人再次同臺，是在22年后的2010年。彼時，阿布拉莫維奇在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MOMA表演了一場名為“藝術家在現(xiàn)場”（The Artist is Present）的展覽——她靜坐超過700個小時，與1500個陌生人對視，當烏雷出其不意地出現(xiàn)時，原本如雕塑般平靜的阿布拉莫維奇淚流面目，兩人當眾握手言和。記錄這次行為藝術的視頻在社交網(wǎng)絡上在很短時間里播放了百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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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的藝術家
長城項目后消失的烏雷回歸了家庭。他于1988年12月在北京結婚，新娘是徒步長城時的中國翻譯。次年，女兒Luna出生。他曾回憶陪伴女兒的時光，“我最大的幸福是在女兒出生后的最初四年能夠陪伴她。每一天我都會對自己說，仔細聽，現(xiàn)在你有了第二次學習什么是生活的機會。我把女兒當作老師。那段時間，我的事業(yè)并沒有蒸蒸日上，但我覺得那不重要，家庭讓我感到舒適放松?！?/p>
烏雷一家三口常常一起旅游，亞洲、非洲、美洲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旅游，而是在真實的世界中去觀察和發(fā)現(xiàn)。他們一起去迪士尼樂園、在印度經(jīng)歷了突如其來的洪水、在肯尼亞遭遇了搶劫，烏雷很欣慰小Luna是個冷靜又從容的觀察者。
不久，烏雷重返寶麗萊攝影。他的系列作品《柏林余像》（Berlin Afterimages, 1994-95）著眼于蘇聯(lián)解體后德國城市的邊緣化個體和現(xiàn)實生活。他還嘗試用大型寶麗萊相機拍攝與實物等大的巨型照片（Polargram）。
?理查德·薩爾頓畫廊從2018年開始代理烏雷的作品。次年1月，烏雷在畫廊做了一場特殊的表演，那是他最后一次公開的現(xiàn)場表演。當時烏雷因為癌癥而極度虛弱，差點取消了活動。但他還是盡力給到場的觀眾一次奇妙的體驗。在表演中，整個房間變成暗房，烏雷以受折磨的側臥姿勢躺在一張大型感光相紙上，現(xiàn)場觀眾伸出雙臂靠攏在他的四周。當相紙被曝光，畫面上留下了烏雷的剪影和觀眾輪廓分明的手。最終的作品《Performing Light》（表演的光）是一場與實物等大的攝影表演，理查德·薩爾頓稱它是“藝術家將畢生的專注——攝影和表演——做了完美的結合”。
Performing light, 2019. Gelatin silver print on Baryta paper. ?ULAY. Courtesy of ULAY Foundation and Richard Saltoun Gallery, London
理查德·薩爾頓畫廊藝術總監(jiān)?Niamh Coghlan評價，烏雷對攝影和寶麗萊這種介質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白鳛樵谡麄€職業(yè)生涯中始終使用寶麗萊的少數(shù)藝術家之一，烏雷對這一介質的掌握無與倫比。他的巨型寶麗萊照片（約2.5米高）顯示了他掌控大畫幅拍攝的獨特能力?！睋?jù)理查德·薩爾頓介紹，烏雷的作品擁有強大的收藏基礎，從美術館到個人收藏家都對他的作品感興趣，單幅價格從2000歐元到20萬歐元不等。
當代藝術品收藏家、光社影像中心創(chuàng)始人王珺于2018年從德國的一家畫廊收藏了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共同創(chuàng)作的巨型寶麗萊照片《星期二/星期六》。他認為影像藝術品的收藏價值應該從兩個方面考量，一是物理意義上的稀缺性，二是精神層面的藝術價值。這幅創(chuàng)作于1986年的巨型照片無疑同時具備這兩點——考慮到寶麗萊成像的不可復制性，這個系列中所有的照片都是唯一的，而且是由寶麗萊公司頂級科學家團隊設計制造的全球最大的寶麗萊相機拍攝完成的；從藝術價值來說，這幅照片是兩位藝術家將行為藝術的觀念應用于影像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極具收藏價值。
比起“明星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單飛后的烏雷似乎沒有再創(chuàng)巔峰，喬納斯·斯坦普認為這與烏雷低調的性格有關，“他始終對藝術市場保持批判的立場。他選擇了屬于自己的成功模式，而不是屈從于社會。在事業(yè)和生活之間，他選擇了后者。烏雷的作品將在藝術史上彰顯其價值，他的商業(yè)價值也會在他去世后逐漸顯現(xiàn)。作為一名藝術家，創(chuàng)造歷史是頭等大事，烏雷做到了，在和阿布拉莫維奇合作之前就做到了?！?/p>
烏雷在2019年的一次采訪中談到了自己性格中的“隱匿”性，他說，“大多數(shù)藝術家，一旦其風格得到認可，便會堅持下去。這對于公眾、評論家、收藏家和市場而言，都更容易，也更方便。但我的雄心正好相反：每次我嘗試新的事情時，都會選擇不同的動機、不同的技術、不同的維度。如果我的作品是一致且連貫的，對我來說很無聊。同樣的事，我不會做第二次。另一方面，我是一個隱居的藝術家，我做過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他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無權訪問我的創(chuàng)作檔案。是的，我是個隱居藝術家，但不是逃避的藝術家，除非你認為藏起來就意味著逃避。”
烏雷去世后的首場個人作品回顧展將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在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館舉辦?，F(xiàn)任館長賴因·沃爾夫斯（Rein Wolfs）表示，“隨著人們對行為藝術愈發(fā)濃厚的興趣，是時候重估這一門類的歷史并回溯推動它的藝術家們了。1970年代以來，烏雷是一位在行為與身體藝術方面的杰出藝術家，包括他與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合作。”
早在2016年，烏雷作品首次大型回顧展《 Ulay Life-Sized》就在德國法蘭克福Schirn Kunsthalle美術館舉辦。策展人Matthias Ulrich回憶與烏雷一起工作的日子，“總是那么多樂趣，如果我聽完他講述的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恐怕展覽就不能按時舉行了。我們在阿姆斯特丹烏雷的小公寓里見面，當我讀到他寫下的‘警句’時，他忍不住大笑起來。它們的風格顯然受到了他最欣賞的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影響。這些警句大部分是烏雷在1968年左右用德語打印出來的，當時他正要離開自己的祖國去阿姆斯特丹發(fā)展，其中一句便是，‘美好的未來’?！?/p>
（感謝Jonas Stampe先生、王珺先生、ULAY Foundation、Richard Saltoun Gallery對本文的貢獻。參考書目：《Whispers：Ulay on Ulay》、《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zhèn)鳌罚?/span>
